谈京剧《强项令》的剧作和演出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谈京剧《强项令》的剧作和演出
孟超
最近读了京剧《强项令》剧本，紧接着又看了这戏的演出，觉得不论是作为剧作的构思、排场、人物刻划、主题思想，都有其独到之处。而呈现于舞台之上，经过导演与演员的艺术创造，不仅唱、做、白各方面都有一定成就，在角色处理、场面调度和艺术风格上，也有新颖、豪迈、不落常套的特点；特别是在严肃的正剧气氛之中，交融着轻松风趣的喜剧情调，在生动活泼的生活气息之内，蕴藏着正气昂扬的深意，寓庄于谐，寓谐于庄，萦织协调，不露痕迹，抒情辩理，皆成妙谛。
如果单从剧作方面看，这戏取材于《后汉书·董宣传》，写洛阳令董宣之不畏皇亲豪势，坚持国法，阻湖阳公主舆驾，缉获杀害民命的护卫赵彪，而置之死刑。为民除凶，不为势屈，剧作所启示者，显然是以“强项令”董宣的凛然正直、坚强不阿，以励后世；然而剧作者绝不仅仅出之于义正辞严，并且不与包拯、海瑞、孙安等其他舞台上的刚正鲠直清官有所雷同；戏是通过人物的塑造，除董宣生动而有骨有肉的形象之外，更副之以湖阳公主、汉光武二人。一则以孤孀皇姊之气势，而又有备受皇家尊崇优容的地位，足以庇护府中护卫，构成不容一小小洛阳令所能惊驾执法、办案惩凶的局面，已足以使戏剧的矛盾冲突，达到尖锐的地步；然而剧作者并不止满足于此而已，更进一步细致地刻划了汉光武复杂变化的内心活动，初恼怒于董宣的任性，便要立斩午门，继被董宣侃侃直言所折服之后，心知自己处于尴尬的夹层，既难于判董之罪，更无法平息公主之怒，这里又漾起了为国为公与姊弟私情的重重回波，便不能不想抄小路以周旋于两者之间，于是戏便“峰回路转”，妙笔生花的移进了喜剧的气氛之中，这样不仅三个主要人物，各具丰神、性格殊异，而处处逗笋，不留空隙；从剧情上看，也是曲折繁复，耐人深思；如果再从构思着笔处窥察，也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似是神来之笔！为什么能以带有传奇性的剧情结果处理的如此合情合理？也正由于不仅创造了董宣与公主这两个对立的人物，而且中间还从生活出发，从世情出发出现了汉光武，戏的波纹层生，就自然而然有了根据了，这戏并不太长，全剧不过三场。至于戏胆，也只有这末一个小小的情节，但第一场通过两个班头，一个门官，介绍了故事、人物，启示出第二场董宣与公主的斗争，第三场，光武出场之后，转入新的复杂的局面，而戏的情调也有了出人意外的变化，这不止是层次分明，丝丝入扣，而且构成的悬念，是出人意料之外，便不能不有新颖之感了。总起来说：这戏不但主题思想明确，人物性格鲜明，在构思、排场上也都严谨深邃，因此才能构成一出完整有趣的好戏。
说到演出，首先我觉得以净角扮演董宣，是给这戏增加不少的色泽。我在初读剧本之时，由于剧本中并未注出行当，我还揣想这一人物是以生角扮演，当时也曾担心这一戏两个生角——董宣与光武，即使性格大有差异，难免发生行当上的雷同；而且如果董宣以生角扮演，亦容易落入海瑞、孙安的常套，在独特的造塑上会予演员以较大的困难；但演出时，当第二场董宣一登场，出现了一个朱砂底而勾勒着浓重的黑线条的净角面形时，显然不同于海瑞、孙安的生扮，也不同于包拯的黑脸，使我不禁叫绝；董宣是舞台上未曾出现过的人物，这脸谱必然出于创造，而创造之中，更能突出人物的鲠直性格，也增加了他的气魄，使戏愈见动人，我想这是应该肯定的。（我还不知道这一角色的净扮，是出自剧作者原意，还是出自导演的处理；如果出自剧作者原意，我要建议：以后发表或出版剧本时，最好能注明行当。）其次导演在处理第三场光武的地位时，不安排在御案之后，而安排在御案之前，也正是不使戏的气氛过于严肃化，这样正表现出喜剧情调，趋向于轻松自然，而不仅是一个坐位的安排而已。这些都能看出导演的细致精到处。至于三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处理，戏剧冲突的紧凑严密，和剧情迂回曲折的起伏荡漾，无处而不使人有节奏感，而节奏感的产生又无一而不是为了突出戏的思想性。这些，我想也是应该归功于导演的。
至于演员的角色创造。吴钰璋的董宣，除唱工的大气磅礴、激昂动人，已具有了人物的正直义勇的一面；而在细节处，时时流露出机智明果，更不流入粗犷，这样，人物性格即见复杂，既不一般化，也不简单化了。孙岳的唱工一向以高亢见称，在这剧中，虽不过强，但由于底工底气之深，亦足以与吴钰璋合调；特别是在表演上，思想层次的处理，多重于内心的透露，这样掌握了人物的特点，更给喜剧风格定住了弦。公主一角在这出戏里，固然作为董宣的对立面而存在，也是正剧与喜剧两种风格的纽带，夏美珍对此，不是专从蛮强出发，而更处处不失皇家贵人身份，这样人物也就有份量了。戏是三个主要人物在交织着，而互相扣紧，毫不放松，因此才能完成一场生动的好戏。
谈这戏之后，我还想附带的谈到一个问题：这戏是一个短剧，也可以说是基本上类似一出大折子戏，所谓短剧、折子戏，不是从大本头戏中剪裁下重要精采的一段，就是自成起讫，麻雀虽小，体态完整者；但不论前者后者，都是具有简短精练的特点，主要情节不在于复杂，但又委婉多致，主要人物不在于多，但都要硬碰硬，每一角色都极繁重，这样，不仅在剧本的创作上，要有深湛的艺术处理的才能，而在演出上，也更见导演、演员的功夫造诣。而况这戏是属于后者、本身自成起讫完整无缺者，那末在结构上、在人物性格的发掘上，就更须集中而于简短处益见深邃，创作短剧，对剧作者是在艺术修养上的很好的锻炼，对演出者也是在舞台处理、舞台表演上从艰难中提高的，我们的戏剧艺术长时期有务长务大的倾向，通过这戏的成功，予我的感受，深觉对短剧、对折子戏实有着重提倡一番的必要。
其次，历史剧问题的讨论已经一年以上，最近读到了郭老在《武则天序》中的一段话说：“我是想把科学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想把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又说：“说得更明显一点，那就是史剧创作要以艺术为主，科学为辅；史学研究要以科学为主，艺术为辅。”（见7月8日光明日报二版）郭老之言，言简而赅［gāi］，恰中鹄［gǔ］的。就这剧而言，见于《后汉书·董宣传》，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应该属于历史剧的范畴。然而史书所载，仅六七行，虽然也略及人物性格的点睛，但目的在于概括的叙述历史事实，对董宣的性格则仅能描写其鲠直刚毅的主要的一面，剧作者面对着这一题材，如果就史直书，便难成戏。据我体会郭老之意，所谓艺术性者，不仅不能如历史科学之拘泥于史实的铺叙，更重要者则在于主要的要从塑造人物出发，而使其愈加生动有致，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品；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品，亦必须重视细节的刻划，精雕细琢；曲的传神，不能仅止于历史真实即为止境，正如这剧，强项令一事，也必须增枝加叶，丰富其细节，方有戏剧性可言，而况史书中董宣性格并未及于明智的一面，而光武心情的委屈婉转处亦不似剧中反复尽态而合情合理，只有如此，才能依靠剧作者的艺术创造，从历史真实中提升到艺术真实的境界，才能成为历史剧。我通过《强项令》一剧，稍有启发，私揣如此，因附志于此，并就教于郭老，与钧宏、少岳同志，未知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