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毕业论文的诞生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篇毕业论文的诞生
新华社记者　周祖佑
这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举行毕业论文答辩的第一天。
宽敞明亮的教室里，黑压压地坐满着许多教师和毕业班学生。历史系主任、答辩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中舒宣布答辩开始，由应届毕业生袁庭栋报告他写作《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一文的经过和论文内容。这时，全场寂静。一个看来很年轻的学生，在课桌前站了起来。他的声音还带着几分稚气，几分紧张，但讲述得却清楚、流畅，井井有条。
这位二十一岁的大学毕业生选择了一个吸引人的研究题目。长时期来，由于明、清统治阶级和许多史家的描述，曾经广泛流传着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是个嗜杀成性的人的说法，直到今天，还有人以大部分四川人的祖籍是湖广这一材料，来作为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一个重要证据。
事实的真象如何？袁庭栋会作出什么新的解释呢？
人们的眼睛，都专注地望着他。
“我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是替张献忠辩诬。不澄清反动史家在张献忠杀人问题上的诬蔑和歪曲，这位农民起义领袖的真面目就永远不会为人民所认识。”袁庭栋这样开始了报告。
袁庭栋讲述了他论文中的三部分主要内容。首先，他广泛引用史料，说明张献忠农民军具有严明的军纪，不会“肆行杀戮”；但是，在革命斗争中，使用暴力手段是不可避免的。张献忠杀的只是王府宗室、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和顽抗的明军，这是为保卫农民革命成果所必需的；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张献忠却是多方保护，因而受到人民拥戴。其次，袁庭栋证实说，正是由于张献忠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坚决斗争和镇压，因而引起统治阶级史家们特别多的诬蔑和歪曲，许多诬蔑得最厉害的史书作者，都和张献忠有杀父杀兄之仇。最后，对于历代史家用以证明张献忠杀尽四川人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实——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减少和经济的残破，袁庭栋通过对许多史料的分析，指出其原因不在于张献忠，而在于明、清统治阶级对四川人民的残酷压迫和杀戮。他们正是妄想掩盖自己屠杀四川人民的罪行，因此才千方百计地把罪责推卸到张献忠身上。
袁庭栋的论证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答辩委员们提出好些问题，他都胸有成竹地一一作了解答。
1959年春天，袁庭栋和许多同学在闲谈中想到要为张献忠这位几百年来受尽诬蔑诽谤的农民领袖恢复名誉。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担任明清史课程的黄少荃副教授。黄少荃热情地鼓励他，给他介绍了一些研究资料。根据黄少荃的介绍，他找到了《晚明史籍考》这部入门书，简直如获至宝。这部书中所列举的几百部史籍，他恨不得立即全部找来阅读一遍。春去秋来，一年多时间里，他成了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等许多图书馆的热心的读者。他一张张地挨次查阅有关历史时期的全部资料卡片。不论是谁介绍一件资料线索，他就写信、拜访，百般奔走，总要找到手才甘心。
这年暑期，袁庭栋兴致勃勃地背着两大包古书回家度假。这两包书里，有《绥寇纪略》《明史纪事本末》《荒书》等史籍。从清晨到夜晚，他一面阅读，一面摘记种种资料，几乎完全沉迷在书堆里了。有时，整整翻了几大卷史籍，才找到一两条有用的资料，他也感到非常满意。
在一年多时间里，袁庭栋阅读了正史、野史、文集、杂记等共六十多种，四川各种地方志五十来种，搜集、记录了有关张献忠事迹的资料达二十多万字。历史系举办的一次展览会，曾经陈列了袁庭栋整理出的一套张献忠年表和资料卡片。在年表里，袁庭栋把张献忠从出生到逝世四十一年生涯中的每一主要活动，都详细地记下来。资料卡片除了编年形式的以外，还采取纪事本末的形式，把搜集到的全部史料分门别类，记入张献忠出身、明末社会阶级矛盾、张献忠与李自成的关系、张献忠农民军的纪律等四十多个专题的不同卡片内。几乎每一个专题卡片所记载的史料，都在二、三十条以上。
虽然他占有了尽可能多的史料，但是，这些史料的作者，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对张献忠任意地加以歪曲和诬蔑。对于这些资料，必须像沙里淘金一样，下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选择和研究功夫。根据黄少荃副教授的指导，袁庭栋认真学习了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列宁论战争与和平、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经典著作，把所有资料按问题加以排比、分析，发现有的记载，是明显的谎言。例如一些史家捏造的顺治元年张献忠在四川一次屠杀的详细数字，统计起来，竟在七亿以上，这自然是不值一驳的。即使对于一些曾经广泛流传的例如“屠成都”的资料，经过认真对比研究后，也找出了各种记载的一些共同点：一、张献忠入城后，蜀王宗室和一批官吏自杀，顽抗不降的高级官吏被杀了一大批；二、入城前夕，成都军民纷纷携带家眷辎［zī］重逃亡，余下者已经不多，张献忠虽曾大集士民于成都中园，但结果并未“屠戮”一个百姓；三、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府后，对“远近乡绅、地方官吏、朱姓宗室”等进行过几次镇压。根据这些资料，所谓“屠成都”的真象就大白了，这不过是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一次镇压，杀得完全应该。
经过对一个个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张献忠一生的活动和他活动的主要特点，被揭示得愈来愈清楚了。
1960年5月，袁庭栋总结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了一部七万字的《张献忠初论》草稿。他把这部草稿送给国内明史专家吴晗、郭影秋和校内黄少荃等教师审阅，得到他们的鼓励，并且提了许多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袁庭栋又以一年多时间进行修改，在1961年10月，重新写成一部十二万字的《张献忠传论》。在准备作毕业论文时，经过和黄少荃研究，袁庭栋选择了其中一节——《关于张献忠杀人问题的探讨》，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从初稿到定稿，袁庭栋先后对这篇毕业论文作过五次修改。在这五次修改中，不论是每一主要论点的阐述，或是每一具体史料的运用，以至文字的表达技巧和错别字的删改，担任指导教师的黄少荃，都给了他不少具体帮助。最初，这篇论文只是引用了许多史料来说明张献忠杀人的阶级性和正义性，深度还很不够。要进一步深入，是一个浩繁的工程。例如对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减少、湖广移民进川这一事实，要作出正确的分析，就需要花费许多工夫。袁庭栋有些犹豫。
黄少荃知道了他的心情，便劝告他：“与其写得快些，不如写得更好些。历史研究是一项严肃的工作，我们应该对科学负责。”
后来，袁庭栋遍翻明史、四川方志等许多史料，终于得出结论，四川人口减少、经济残破，主要在张献忠入川前明朝统治阶级残酷压榨四川人民和四川内部战乱时期，以及张献忠牺牲、清军入川以后的时期。他用大量资料揭露了明、清统治者和军队对四川人民的屠杀，指出四川人口减少的罪责，正该由明、清统治阶级担负。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论述，特别受到黄少荃和其他教师的赞赏。
作为一个历史科学初学者，最重要的是掌握研究历史的正确方法和树立踏实认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是在这方面，袁庭栋走过不少弯路。
有一次黄少荃审阅袁庭栋论文的草稿，发现他从《广阳杂记》中引了一则史料，证明张献忠农民军的军纪良好。黄少荃感到这条资料不很可靠，特地把《广阳杂记》全部翻查了一遍，没有这样的记载。她问袁庭栋：“你确实在《广阳杂记》里找到过它吗？”
袁庭栋想了一想回答说，是从另一本明史论著中转引的。事后虽然也翻阅了《广阳杂记》，没有找到这样的记载。但是，他当时想，那本明史论著的作者是有名的明史专家，也许他使用的是《广阳杂记》的另一种版本，因此舍不得把这条资料删去。
黄少荃笑起来，她劝告袁庭栋说：“引用资料不在多，而在精。你已经有不少可靠的铁证，为什么还舍不得这不可靠的材料呢？历史科学是不允许任何臆测和想当然的。我们一定要使论文里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都有可靠的根据。”
在教师的教导下，答辩前，袁庭栋又对论文中的每一史料进行了最后的查对和分析。
果然，他又从论文中发现一些新的漏洞。比如，根据资料卡片上的一条记载，对于张献忠农民军，“……桐城人遮道乞留……”。这条资料是从吴伟业《绥寇纪略》中摘录的。这部内容极为反动的书，怎么会如此无保留地替张献忠说好话呢？袁庭栋再次翻出原书查对，原来，这个记载是颂扬明军的，他在摘引时粗心大意，给弄错了。
这件事引起了他的警惕。在答辩前，袁庭栋又把论文送给了好些同学，请他们多发现问题，多提出疑问，使论文内容更加牢靠充实。
经过答辩委员会讨论，袁庭栋的论文得到了最佳评分——“优”。他们认为，这篇论文的史料丰富，基本论点正确，在保卫农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等方面作出了一定成绩。同时，并指出袁庭栋在严肃慎重地对待史料，以及用历史观点全面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还存在好些缺陷，应该进一步努力。
现在，袁庭栋已根据这些意见，订出了计划，要利用暑假时间进一步学习历史基础知识和科学理论。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研究的第一课，从这一课里，我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不少的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