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情实感和典型化——读贺敬之《放歌集》杂想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真情实感和典型化
——读贺敬之《放歌集》杂想
易征
翘首展望，我国当代的诗歌风景线正是一派明媚春光。多少人在作诗，读诗，谈诗！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竞相面世；众多迫切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关心着新诗的人，都在思索和谈论各种问题。近来读了贺敬之的《放歌集》，进一步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我愿意借着《放歌集》这部书，说说我的零碎感觉，那用意自然是在抛砖。
诗是阶级的神经，时代的号角。时代精神不是一个抽象的术语。我们的时代精神，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精神；就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这一切也不是架空的。它必须透过诗人鲜明的爱憎、感情的血肉以及相应的艺术手段来实现。
对于这个尖锐的课题，《放歌集》有着不少动人的实践。在这部诗集里，跳动着我们时代强力而美妙的音响，声情激越，教人沉思。
《放歌集》突出的时代精神反映在哪里？它是怎样被表现出来的？这两个问题，我想试着把它们联在一起从两个方面作一些探讨。
首先，《放歌集》的鲜明革命倾向是诉诸饱满的真情实感的。
在诗歌创作中，时代的阳光，只有透过诗人的个性和真挚的气质这面三棱镜的折射，才能产生活跃的艺术生命。我们不是还可以看到这样的作品吗：它只写了某个事件，某种过程，或某些纯客观的存在，而惟独缺乏了诗人自己的感情。《放歌集》就很注意这一点。诗人不论是回延安，叩访三门峡，或是漫游桂林，他底笔尖都蘸着深厚的感情。在《回延安》这首诗里，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一个人在回延安时候一般的经过，也不是止于他的耳闻目睹，我们所看到的，乃是诗人一颗烫热的赤子之心，是感情的大胆披露：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也许这些还不是《回延安》里最佳的句子。但是，我们被诗人的倾吐深深打动了。当诗人回到延安的刹那间，设若不是对革命圣地有着至深的爱，他能够写出这样出自肺腑的挚语吗？“梦回”“搂定”“扑倒亲人怀”，掂掂这些语言该有着怎样的分量！诗人不是随手就选择了它们的。在《三门峡歌》这首诗里，诗人所掀起的那种“热泪陡涨”“血沸千度”的感情波涛，又是那么激昂亢奋。这是一首真情弥漫、气势浩瀚的诗篇。展读这些诗章，我们仿佛是面临着一个感情的喷泉。它是这样地冲动不已，这样地不可按捺。《毛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歌咏之。”《三门峡歌》正是这种“言之不足”的感情的高扬。我们随着诗行的跳跃，不特分享了黄河巨变的快乐，并且被诗人剧烈的心灵震荡激起了共鸣。诗人全然不是以一个三门峡的普通游客出现，而是以其与人民共忧乐的炙热心肠来打动人心的。“但见那：辈辈艄公洒泪去，却不见：黄河女儿梳妆来。”二句概千年黄河之愁苦，紧接着，诗人便带出了一个久藏在心的问号：
梳妆来啊，梳妆来！
——黄河女儿头发白。
挽断“白发三千丈”，
愁杀黄河万年灾！
登三门，向东海：
问我青春何时来？！
诗人把自己和过去“白发”的“黄河女儿”完全揉合在一体了。黄河女儿的灾难，就是诗人的灾难。末句向黄河讨还青春的一问，尤为深沉得力。然而，诗人在这里感情上的一“抑”，极好地把《三门峡歌》高昂奋发的调子衬得更爽亮，更强劲了：
何时来啊，何时来？……
——盘古生我新一代！
举红旗，天地开，
史书万卷脚下踩。
大笔大字写新篇：
社会主义——我们来！这样一些豪言壮语完全不给人以空喊的印象。这是因为，它们是用诗人的感情血肉凝结起来的，而不是一些零星的、孤立的概念。诗人通过这一系列概括，写出了黄河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拓出了自己心灵上的一片原野；遒劲而又不事挥霍。
《放歌集》这类例子表明，感情愈是真切就愈益浓烈，正像水晶愈没有杂质就愈益光亮一样。只有当诗人敢于解剖自己，毫不掩饰自己的灵魂，敢于向读者“交心”，他才有可能创造出真诗。
然而，诗人仅仅有了一颗赤子之心还不够。真正的革命诗人，谁个不愿意坦露自己的真情？这里倒是有着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诗人的真情实感怎样才能酿成为诗料，上升为诗？
一接触到这个问题，情形就异常复杂了。慢说各个诗人的创作实践千差万别，即使在《放歌集》里，各首诗的典型化方法也很不同。然而，从这部诗集看，我觉得它在典型化方法上，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是特别值得探索的。
第一，诗人很重视运实入虚，寓情于物。作者曾经在一个小小的座谈会上说：“诗的题材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一个字：情。写什么都好，都是为着吐出这个情来；而不一定按照事件来分题材的类别，诸如工业诗，农业诗等等。”（这是我记录的原话大意，引错了由笔者负责）如果我们不是学究地理解这些话，而是从抒情诗的本质来体味，那末，这未尝不是一席知诗者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广大的空间乃是在于那“情”那“意”之中的，而不是局限于一山一海。
不错，贺敬之在自己的作品里总是写了一件事情或一些事情的。他写过回延安，写过游桂林，他写过建设工地（三门峡），也写过英雄人物（向秀丽）等等。但是，这些事情再现在《放歌集》里面，它们却不复为一件纯粹的事情，而是一首完整的艺术品——诗了。如果可以打一个比方，那么在《放歌集》里写着的那些事情，恰恰像是一扇扇洞开着的窗口，诗人把它推向读者的眼前，我们朝窗口外面一望，原来一个豁然开朗的天地正在那里。
看看《桂林山水歌》。
各种人来到桂林，他们的感受、情趣是大不相同的。有的人喜欢搜索枯肠着意描绘；有的人喜欢探幽索隐怀古一番；有的人喜欢拍一张照片，留几笔丹青，带一份山水与人共赏；也有的人心有所感，欲言无语，只好提上个“××到此一游”，兴罢而去。而作为一个诗人，当他来到桂林，就应当是多一份情致了。他在这里获得的东西，必须比桂林山水本身更深厚一些，更丰富一些。《桂林山水歌》恰是这样一种情形。诗人透过桂林山水这个有限的事物，把感情的游丝拉向了无限的空间，引诱着读者进入一个新鲜的境界。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开篇这些句组已经相当的美。但是，这主要的还只是对于客观事物的一种渲染。（我们有不少诗作者，往往就在这儿止住了脚步，踽踽不前！）而诗人能够深刻地把握并表现桂林山水的美，却是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独特的感受和观察的。桂林山水在诗人的心目之中，不仅仅是神姿仙态，如情似梦；而且简直就是一粒火种，一剂触媒物，它不是静止地走入作品，而是燃起了久藏诗人胸中的热情，煽起了诗人的理想的。这种从有限扩展到无限，以个别概括一般的艺术，使得《桂林山水歌》具有了真正的诗的气质。像这类诗句：
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
红旗下：少年英雄遍地生——
望不尽：千姿万态“独秀峰”！
……都是极好的说明。它们多么经得起品味。诗人对于桂林山水的爱，乃是包举了丰富深厚的内容的：他看得的确是阔大高远，因此一经点染，读者不仅感受到山水本身的美，并且获得了一种感情的美，幻想的美，诗的美。
第二，《放歌集》感情的浓度同思想（认识生活）的深度是统一的。前面讲过，诗人的感情是奔放炽热，毫不予以掩饰的。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还有着另外一个方面：感情只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生活的实感。正如物质的燃烧，它定然是温度的逐步高升，最后才达到燃点一样；火辣辣的热情，也是由于人们对生活的认识（爱憎）日积月累、不断深化和激化的结果。缺少思想深度的感情，往往是单薄的、容易泛滥的。只有当两者统一起来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结实的诗篇。
从《放歌集》可以看出来，诗人对生活的思考也是深刻的，细致的。他显然不是“看到一点就写”。因此他的诗往往能够洞穿事物的表象，创造出一些深厚浓郁的意境。即使像《桂林山水歌》这样游山逛水的作品，作者也把它同自己深沉的思索联结起来：
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
“桂林山水甲天下”……原来诗人在早年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就已经神游于桂林山水了。如今真个到来，这是一种怎样的喜悦！以至于诗人“对此江山人自豪，使我青春永不老！”桂林山水在诗人的心目中，乃是“祖国的笑容”这样一个美的化身；那儿的独秀峰，也成为了新时代少年英雄的魁梧的身影。在这里，桂林山水这个客观景致，已经同诗人的战士情怀融为一体了。诗人所以如此热爱桂林山水，那特别是因为，他看到了另一幅壮丽的图景——我们时代的人民，正在创造着更多、更新、更美的“桂林山水”：
呵！汗雨挥洒彩笔画——
桂林山水——满天下！一曲山水歌，谱出了诗人的追求、理想和抱负。这又多么同我们的时代相和谐。
有一个外国艺术家说过一句很中肯的话。他说：“艺术家通过当代把过去的世界同未来的世界联结起来。”（德国：史雷格尔）诗何尝不是这样！的确的，生活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它既承接过去，又伸向未来，恰似一条永不干涸的滔滔长河。《放歌集》在思想的深度上，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诗人眼中的事物，都不是一些零星的、个别的存在，而是有其内在的联系的。例如他写向秀丽，那着墨之处就极少用在英雄扑火的过程之类的地方，而是在那些为一般人所想得不太多的地方落笔。一则是：
井冈山的红旗递给你——
党的好女儿向秀丽！
上甘岭的青松呵云周西村的水，
呼唤着珠江边的好姐妹。一则是：
黄河长江滚滚流，
向秀丽就在大地上走。
我们是千千万万向秀丽，
无限未来就在咱手里！英雄向秀丽的形象，人格，心灵，被揭示得何其丰满、高大、美丽！诗人把英雄放在广阔深邃的时代生活（从“井冈山”到“无限的未来”）中来表现，因此诗的容量是很大的，它剖开了生活的表层，使人向那深处窥视到了更多的东西。这个特点，在《放声歌唱》和《十年颂歌》等长诗里，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三，《放歌集》的艺术形象是准确、新鲜、色调明朗的。
任何艺术作品，其时代精神都必须化为鲜明的形象。而诗歌的形象又带着自己独特的色彩：它除了被描写的对象而外，还有着诗人自己的形象，以及这两者的浑然一统。所谓诗人的形象，我认为就是指着诗人的精神状态、感情、气质和理想；也就是诗创作中的“这一个”。可以说，没有了诗人自己的形象，也就没有了诗，不管什么题材，“吞吐大荒”也好，“观花匪荼”也好，都是如此。
《放歌集》的许多篇章，就胜在诗人敢于托出自己的形象。这可以是直接以“我”字出现的。像《放声歌唱》：
我的
鲜红的生命
写在这
鲜红旗帜的
皱折里。说“生命写在红旗上”算不得稀奇，诗人加上“皱折里”，顿然新巧抓人！这节诗不仅是对上句“在党的怀抱中长大成人”一个极好的修饰和补充，特别是，它把“我”的意象突进了一层，使之更鲜明，更个性化了。再如《十年颂歌》：
呵，我看见：
每一个姑娘的
心中
都是一片
桂林山水……
我看见：
每一个青年的
手掌
都是一座
五指山峰！时代儿女的美，也是透过“我”的眼睛被折射了出来的。“我”字在这里不仅直接地表达了诗人的审美方式和美学评价，而且在这些诗行里，似乎还溶进了一种诗人的雍容的气度。
正是因为《放歌集》的作者敢于对生活进行独特的观察、作出自己的评价，所以诗人才能够力避窠臼，另寻蹊径，在诗歌意境的锻炼磨淬上表现了自己的才华。为了歌唱，诗人追寻那“语言的大海”和“声音的风云”；为了歌唱，诗人努力于把自己的热情同不断的创新精神统一起来。看看：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
建筑架上！党的伟大，在作者心目之中已远非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有血有肉、可感可亲的崇高形象。它这么壮美，这么朴素。这形象是时代的，也是贺敬之的。
这类例子在《放歌集》里面很多，不必细列。诗人在形象、意境的创造上的诸特点，我以为应当把它同诗人的生活、感情联系起来才能够看得更清楚。没有后者，前者就会架空。
总之，读了《放歌集》，我觉得诗人在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的追求，都是严肃的，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放歌集》的特色和成就，自然不止于我想到的这一些。它在吸取中外诗歌、古典诗歌和民歌的营养以及诗的形式、建行等其他方面，也都有自己的道路、经验和问题值得探讨。但是这篇杂想式的文字，已无能再担负这些任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