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人民之情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抒人民之情
黎之
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一直为人们所关心，十几年来进行了不少次诗歌问题的讨论，直到现在这种讨论还在继续。这些讨论都是关于形式问题的。一切艺术都不可能离开形式，没有形式，也就没有艺术。在讨论中，有人企图创造一种比较固定的、占支配地位的诗歌形式，这种探索是值得重视的。随着诗歌创作的发展和理论上的总结，是会出现较占支配地位的形式。有人认为，形式的讨论，是形式主义，而企图建立比较固定、占支配地位的形式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我国旧体诗词就有比较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是长期艺术经验的总结，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别林斯基在谈到俄罗斯诗歌的传统格律时说过，“音步不是假定的东西，我们的抑扬格和扬抑格不仅是抑扬格和扬抑格而已”，而是“很接近我们民间的韵调”，“完全适合于我们语言的精神”。他又说：“在我们这时代，向诗人指出他在这类或那类诗中一定该使用哪种音步，这是荒唐而且可笑的；可是，诗艺的大师们出于艺术的直觉，关于这件事仍旧会有一致的意见，从而建立起一种类似永久法则的东西”。我国旧体诗词的格律，就很长时期内成为诗人们遵守的法则。
忽视诗歌形式的探索、研究，对诗歌创作水平的提高是不利的。但是，并不能说，现在很多诗歌所以不能为广大群众传诵，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就是因为形式问题没有解决。其实，诗歌是否能为人民群众所喜爱，主要是取决于诗歌是否唱出人民的心声。别林斯基说过：“只有在如下的情况中诗人才有权利向群众谈他自己，就是：他的歌声必须以不可思议的力量使群众折服，使群众体验了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些痛苦和幸福，甚至就是他们自己的、为他们所经受过的痛苦和幸福，但却在一种新的、高贵而纯净的形式中传达了出来。”白居易主张诗应“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周扬同志提出诗应该“抒人民之情”，“叙人民之事”，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古典诗歌理论的概括性的阐发。
革命诗人，应该是人民的歌手。革命诗歌应该是时代的号角、人民的声音。诗人应抒人民欲抒之情，发人民欲发之声。革命的、社会飞跃前进的时代，人民群众充溢着革命的、战斗的情绪，这样时代的诗歌往往由于它澎湃的革命内容而突破传统的形式，而这时新的形式又未臻完善，诗歌形式存在着某些缺点是难免的。但是，只要内容是充实的、革命的，是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理想的，那么，这样的诗歌同样会发挥它的巨大作用，会打动千百万人的心灵。我国“五四”时期的新诗，尽管形式上还很不成熟，但是正像郭沫若同志所说的，它起了摧枯拉朽的作用。马雅可夫斯基为了表现那火山爆发式的革命热情，在形式上作了各种新的尝试。他主张诗应该是“听得见的语言，听得见的诗”，甚至提出“以叫喊代替吟咏”。他虽然很熟识俄罗斯传统格律，但他不同意让旧格律限制了新内容，他说，不能为了“扬步”格而唾弃革命，他认为，那些“堆砌四韵三顿的、为了低声私语想出来的那种形式的压住革命炮声的诗，是没有希望的”。他以自己的诗为例写道：
你吃吃凤梨，
嚼嚼松鸡，
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
“古典的诗歌很难承认这样的诗是合法的吧。”他的诗作有时用广告的形式宣传“塔伊思”牌香烟，有时用标语的形式问你为前线做了什么。有些诗讲求韵律，有些诗是无韵的，有时一个俄文单字分两行排列。
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诗的形式有过不少批评，他甚至说他的诗“乱叫乱嚷”。认为他的某些诗句“不是俄国的说法”。但是，他又热情的肯定马雅可夫斯基诗的革命内容，当列宁访问高等工艺美术学校时，他听到青年们那样热烈地喜爱马雅可夫斯基，他很高兴。当列宁读到《开会迷》时说：“我不是他的诗才的崇拜者，虽然我完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外行。但是，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
引用这些材料并不是贬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形式上的成就，而是说明他的诗所以受到读者的喜爱，主要是由于他表现了群众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理想，而这一点正是革命诗人应该学习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前进的时代，我们诗歌创作应该充溢着澎湃的革命热情。我们的诗人应该充分发挥时代号手的作用，表现人民的革命热情，呼唤人民克服困难不断前进。有人说，今天我们的诗歌正是应该以它丰富的内容突破形式。有时由于它内容上的光辉掩盖了形式上的某些缺点。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新的内容又必然导致新形式的产生，这是需要长期的创作实践和理论上探讨，诗人在创作中不妨作多方面的尝试，使我们的诗歌形式丰富多采，以便能够充分地多方面地表现今天的时代精神，抒发人民的情感。
有人认为，诗（特别是抒情诗）只能是生活的牧歌、爱情的絮语，无法表现人民的豪情壮志，更不能表现群众的政治斗争，如果表现了这些，就会导致诗歌的标语口号化。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但是也不能对抒人民之情作狭隘的理解。人民的思想感情是丰富的，抒人民之情的诗歌也应该是多样的。人民不仅有革命斗争的要求，也有爱情、友谊的感情，他们不仅有对敌人的恨，也有对同志、亲人的爱，他们不仅爱社会主义建设的奇观，也欣赏祖国大自然的美景。我们的诗歌就应该多方面地抒发人民的情怀。不能认为除了表现群众政治生活和劳动的诗以外，都是不必要的。别林斯基在评论普希金的《乌云》时说：“世上有多少人在读过这篇诗而又不见道德格言和哲理警句的时候，会说：‘这算是什么呢？——空洞无聊的东西！’然而，要是谁从心里能对大自然的乌云有所共鸣，谁就觉得隐秘的雷声对他讲着可以理解的语言。”我们不仅需要前进的号声，也需要轻松的乐曲；不仅需要道德格言，也需要描述大自然美的诗章。
抒人民之情，不是客观的记述人民的情感和愿望，而是通过诗人的感情、个性、语言和风格表现出来。这就涉及到诗人自己的感情和人民感情的关系。不能说诗（特别是抒情诗）只能抒个人之情，无法抒人民之情，也不能认为抒人民之情就不能抒个人之情。个人之情和人民之情并不是互不相关的。周扬同志在谈到抒情诗说过：“个人情感总是要和时代的、人民的、阶级的情感相一致。”有人认为，“抒人民之情”这种提法“过分笼统；它忽视了诗人必须通过他自己来反映人民歌唱人民这一抒情诗的基本特点。没有鲜明的个性和个性化感情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晓雪：生活的牧歌）是的，诗人必须通过“他自己”来反映人民，但是这个“他自己”不能和人民无关，而是和人民密不可分的，是人民的一员。革命的诗人应该是代表人民的。革命诗人的感情，应该同人民的感情相一致。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就表现了“我”、“苏联公民”那种深刻的感情。当然，抒人民之情是要通过诗人的创作个性，通过诗人表达情感的特点，而不是千人一腔。
有些诗，表面上是叙人民之事，而却缺乏人民之情。其原因就是诗人对人民的思想感情体验不深，而又硬要抒人民之情，所以是干巴巴的，缺乏感情的作品。高尔基说过：“真正的诗——往往是心的诗，心的歌”，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真正的诗都是发之诗人肺腑的声音。没有感情的诗，不是真正的诗。要写出感情充沛的人民的诗歌，就需要对人民的事业满腔热情，与人民的肺腑息息相通，人民的生活和斗争首先激动了诗人，诗人才能写出激动读者的诗篇。
要使我们的诗歌有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唱出人民的声音，能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最根本的办法是加强诗人与人民的联系。周扬同志说：“我们的作家只有和人民，特别是斗争中的人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和人民共利害，共呼吸，才能有人民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