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等人的批判——读书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恩格斯对福尔马尔等人的批判
——读书札记——
李元明
恩格斯在世的最后五年，即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前五年，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恩格斯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为下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范例。
前世纪九十年代初，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被击溃的敌对学说企图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来阉割和破坏马克思主义。此外，修正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迅速的增长，也还有其一系列具体条件。八十年代末期，统一德国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大垄断集团已经形成，德国资本主义以十分迅速的步伐向前进，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德国资产阶级感到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地位已经十分巩固，但又看到实行了十二年的“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并没有扑灭社会主义运动，倒使它愈益向前发展，于是着手将统治的策略作了某些修改。1890年“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废除了，卡普里维的“自由主义时代”代替了俾斯麦制度，实施了普选法，以便利用怀柔政策缓和工人阶级的反抗，并从工人运动内部收买动摇分子，达到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目的。在这个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它拥有一百零四种报刊，共有六十多万订户；在1893年国会选举中，取得了一百七十八万张选票而成为国内最有威望的政党。工人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表现在罢工斗争的高涨以及罢工人数和职工会人数的增长。所有这一切，即德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俾斯麦制度的垮台，德国统治集团策略的改变，议会选举的胜利以及工人运动的发展，对于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来说，就是“新时代的降临”。这些机会主义分子，对于马克思主义并无认识，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他们参加社会民主党，只是想在发行量相当大的党和职工会报刊的编辑部中占据位置，以及在职工会、市政委员会、职业介绍所等机构中找到一个肥缺。他们迷恋于合法工作的成就，陶醉于议会选举的胜利。他们对统治阶级充满了幻想，并为了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要求党采取新的政治路线。
九十年代初期，由于恩格斯的威望及其影响，伯恩斯坦还有所抑制，他是在恩格斯逝世以后，才公开地以一整套的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的。在伯恩斯坦以前，德国修正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是福尔马尔。福尔马尔是德国的国会议员，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他“总结了”改良主义，企图在理论上给以“论证”，要求党在“新民主时代”出现的时刻，对党的路线进行原则性的修正，同时也要求修正马克思主义。福尔马尔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先驱者，他在实质上为后者的纲领拟定了要点。
在政治方面，福尔马尔企图从根本上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他以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以改良代替革命，以议会主义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福尔马尔恬不知耻地说：“善良的愿望会受到双手欢迎，而恶念所受到的却是拳头……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幻想一击可以改变关系，发展是要逐步地、以缓慢的步伐，有机地来完成的”（福尔马尔：《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慕尼黑，1899年，第6页）。福尔马尔将反社会主义者法令的取消和政府的“新路线”，看成是统治阶级政权的动摇和削弱，当作资产阶级“对工人真正友好”的表示。他说，统治阶级的权力“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毫无限制和不可动摇的了，他们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以致这批特权阶级至少不得不放弃过分的要求”。福尔马尔认为，当前的条件十分有利，因此“党应该走上谈判协商的道路，并在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来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各项改善”。福尔马尔竟然建议放弃实现全部党纲的宣传，他认为改良应该成为社会民主党的目的和内容。福尔马尔认为资产阶级的政府能够“按照全体人民的利益办事”，因而工人阶级不必推翻统治阶级的政权，当然更不必粉碎旧的国家机器，而只要进行使国家政权摆脱特权阶级的不良影响的斗争。福尔马尔说：“我们的任务在于使国家政权认识到必须放弃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政策并且转而采取为全体人民利益服务的政策”。福尔马尔虽然也口头上赞同社会主义，但是他认为，实现社会主义不需要经过革命的变革，只能“缓慢地”、“局部地”来实现，而且目前的国家本身正在逐步地走向社会主义。福尔马尔迷信议会，将议会活动当作一切，他说：“通过议会可以达到一切目的”（以上引自里夫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思潮的斗争》，《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1926年第11期，第146—154页）。福尔马尔的同伙、国会议员、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另一位领导人格里林伯格尔曾向国会担保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没有同意过“暴力革命的理论”，而现代社会“一定要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社会民主党没有接受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性的要求”，“我以全部精力……毫不含糊地反对暴力的革命。”（《德国国会第八届立法会议速记录》，第3卷，第1805、1810页）福尔马尔和格里林伯格尔所领导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还双手拥护并投票赞成资产阶级的国家预算。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福尔马尔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农业发展的学说。他断言，农业是以特殊的途径发展的，生产集中以及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没有发生，农业“将以本身特殊的方式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以福尔马尔为首的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党团，拥护资产阶级的土地大纲。1894年在法兰克福党代表大会上，福尔马尔又和格里林伯格尔一起，以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提出了旨在维护富农经济的土地大纲。福尔马尔为自己的机会主义观点辩护，援引了法国机会主义的南特纲领，并无耻地诬蔑说，恩格斯赞同法国机会主义的观点。
在哲学方面，福尔马尔跟在新康德派的后面，将社会主义这一目的变为遥远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变为一种只限于应当信仰的特殊的“自在之物”。福尔马尔宣称：“……对我来说，主要的任务是满足人民直接的需要和实现最近的要求，这不仅由于它们具有很大的鼓动价值和对群众的巨大动员力量，而且还因为——根据我的看法——逐步向前运动，逐步社会主义化，是‘自然而然规定出来的进步发展的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132页）后来，伯恩斯坦用简洁的公式将他的观点表达了出来，即“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福尔马尔反对任何形式的“突变”，力图以进化代替革命的辩证法。福尔马尔说：“旧的逐步地转变为新的——这个转变对于飞跃的思维来说，是太缓慢了，但却是十分牢靠的。今天蕴藏在昨天的和明天蕴藏在今天的无数根源都不会是任何绝对的东西；一切政治状况都是相对的东西，都是过渡的形式……。正像自然界的现象一样，它的发展不是以飞跃的或者一个接着一个地突然变化的形式来进行的，因此一种社会秩序代替另一种社会秩序并不是孤立的、与其它毫无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福尔马尔：《论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前的任务》，慕尼黑，1899年，第7页）所有这些言论都是为了证实资本主义“长入”社会主义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恩格斯严厉地谴责福尔马尔的修正主义。1892年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写道：“福尔马尔的言论再一次表明，这个人和党已失去了任何联系。大概不是今年，就是在以后，必须与他决裂。他显然想强迫党接受国家社会主义的梦呓。”（《马恩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91页。）恩格斯严肃地向李卜克内西指出：“你说福尔马尔不是叛徒。就算是这样吧。我也以为他自己不会把自己看作叛徒。但是，你将把那些要求无产阶级政党使拥有10—30公顷土地的上巴伐利亚大农和中农的目前状况（这种状况的基础是剥削雇农和零工）永久不变的人叫做什么呢？无产阶级政党是专门为了使雇佣奴隶制永久不变而建立的吗！这种人可以是反犹太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巴伐利亚分立主义者，随便叫做什么都可以，——但是难道可以叫做社会民主党人吗？！”（《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第193页）恩格斯愤慨地抗议福尔马尔对他的诽谤，他在给《前进报》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他不仅没有赞成过南特纲领，而且还谴责过这个纲领，那些想永远保全小农经济的人“正在力图做经济上不可能做到的事，他们牺牲了原则，并走上了反动的道路”（《恩格斯传》，人民出版社，第215页）。
但是，恩格斯对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远远超过谴责福尔马尔观点的范围。恩格斯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全部危害性及其产生的根源。恩格斯在九十年代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以无比深刻的科学分析和高度的革命热情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保卫它不受修正主义的腐蚀。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还不得不同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的动摇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
1891年初，由于恩格斯的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修改党的哥达纲领的问题，但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排斥恩格斯可能进行的干预，并且将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偷偷地运入新党纲。他们的企图失败了。恩格斯排除了各种困难，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这篇文章是在1875年专为党的领导者们写的，没有公开发表过）。在这篇历史性的文件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31页）《哥达纲领批判》打击了滋长和庇护修正主义思潮的拉萨尔传统和倾向。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写道：“我的责任就是一劳永逸地最后说穿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关系。……而已公布了的马克思对于拉萨尔的无情批判，自然会发生应有的效果并给别人一种勇气。”（同上书第46页）《哥达纲领批判》的发表引起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极大不满。党中央机关报和议会党团发表正式声明，反对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并且攻击恩格斯。恩格斯谴责了这个行为，反对他们企图压制马克思的批评。
3月18日为纪念巴黎公社二十周年，恩格斯再版了马克思的杰作《法兰西内战》，并写了导言。这是对修正主义者背弃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有力的回击。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全面地论证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握取原有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应当采取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粉碎资产阶级的军事官僚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该书的导言中，尖锐地批评了修正主义者对资产阶级国家的“迷信心理”。恩格斯写道：“依照哲学家们的学说来看，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句的尘世的神圣王国；国家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由以实现或应当由以实现的场所。而由此就产生了崇拜国家以及凡与国家有关的一切事物的迷信心理，这种迷信心理之所以很容易根深蒂固起来，是因为人们从小就形成了一种习惯想法，似乎全社会公共事务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有的方式即经过国家及其位高禄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463页）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并且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弱于在君主制下。”（同上书第463页）恩格斯谴责修正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心理，用下面这段十分有力的话结束他的导言：“近来，社会民主主义的庸人又是一听到无产阶级专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诸君，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吗？请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同上书，第464页）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和《法兰西内战》之后，顾不得休息，立即投入新的战斗。恩格斯接着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进行了批判性的审查，这是反对机会主义所表现的战斗的党性的光辉典范。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爱尔福特纲领草案“使我有理由对《前进报》那种和事佬的‘机会主义’，以及旧的泥坑爽快、温良、愉快、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那种谬论，予以迎头痛击。”（《马恩全集》俄文版，第28卷，第324页）恩格斯认为，草案的根本缺点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恩格斯揭穿了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和对合法主义的崇拜之间的有机联系，他写道：“现在人们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令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令的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认德国的现行法制能够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人们无论对自己无论对党都这样说：‘今天的社会在向社会主义长入着’。”（《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第99—100页）恩格斯指出，由于迷信合法主义，草案甚至连共和国的要求也不敢提出，整个草案贯穿着有必要适应德国现存的半专制制度的思想。在这以后，修正主义者甚至公开地排除了共和国的要求，而宣称“英国式的民主君主政体”是他们的理想。恩格斯针对这一点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用强力”争取“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的”民主共和国。
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短短的半年期间，即从1891年1月到6月，为世界工人阶级、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恩格斯高高举起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帜，使它不受修正主义的玷污。1895年3月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新版写了序言，这是恩格斯在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这篇序言中，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毫不停手地促使这种力量（党的群众力量——引者注）增长到超出政府统治制度所能支配的范围，不是要把这个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出版社，第一卷，第112—113页）这是序言的基本思想。但序言在发表时被删改得面目全非，革命的恩格斯被变成背弃革命的好心的社会改良主义者。恩格斯看到了这篇被歪曲的序言非常愤怒。当时他虽已患了无法医治的喉头癌，但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粉碎机会主义者利用他的名义来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阴谋，恩格斯坚决抗议这个无耻行为，要求重新刊登序言的全文，“以便消除那篇摘录给人家留下的恶劣印象”。恩格斯不但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袖提出强烈抗议，还用书面将这事通知其他国家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写道：“他（李卜克内西——引者）从我给马克思那几篇关于1848—1850年的法兰西的论文写的‘引言’中，引证了凡是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而非暴力的策略辩护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第200页）恩格斯在他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前一刻所进行的斗争，充分表明恩格斯自始至终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伟大战士。
恩格斯坚决维护无产阶级哲学的纯洁性，谴责修正主义者将新康德主义偷运进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体系的企图。关于康德主义在政治上的表现，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和马克思一起指出过：“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的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211—212页）。恩格斯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的目的推到渺茫的远方，他写道：“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第101页）恩格斯反对将康德的“自在之物”偷运进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他在给施米特的信中写道：“由于概念具有概念的基本特性，它首先必须把现实加以抽象化，因此它并不绝对地、直接地和现实相符合。由于这种原因，概念永远总是会多于虚构的。难道现实仅是以极其间接和迂回的方式与概念相符合，而且还只是接近于符合，你就能说一切思维的结果都是虚构吗？……难道在自然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概念由于它们并不经常和现实相符合而就成为虚构了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9卷，第392—394页）恩格斯谴责将进化代替革命辩证法的企图，反对将任何暴力都看作为历史上的反动因素。恩格斯在致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但是毫无疑义，你对任何条件下所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暴力都一概痛骂，这是我所不能接受的。因为，第一，反正没有一个敌人会相信这点——须知他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第二，根据你的理论，我和马克思也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了，因为我们从来也不打算像善良的教友派那样，如果有谁想打我们的右脸时，我们就把左脸也凑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28卷，第191页）恩格斯就在反驳将缓慢的和平的进化当作发展的规律时写道：“他们就没有仔细地想一想，这个社会是不是必须从它的旧社会制度中长出来，这种旧制度好比一个旧壳，正如鳌虾对于它自己的旧壳一样，要长就必须用强力把他冲破；好像在德国，这个社会并不是除开这种旧制度外还须要冲破那尚是半绝对主义的、混乱得不可名状的政治秩序的桎梏似的。”
（《马克思恩格斯反对机会主义》，人民出版社，第100页）
在恩格斯的劝告、指示、纠正和告诫下，以及在恩格斯与修正主义思潮面对面斗争的影响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总的来说，还是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被马克思严厉批评过的哥达纲领终于进行了修改，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虽然具有原则性的缺点，但在理论部分基本上符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恩格斯的直接影响下，倍倍尔在爱尔福特党代会尖锐地批评福尔马尔。他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他们的策略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引向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致我们宣传当前的任务时，最后竟然忘掉了我们是社会民主党，忘掉了国家和社会在今天是社会民主党的死敌，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274页）倍倍尔谴责福尔马尔在农民问题和表决预算案上的机会主义。福尔马尔在法兰克福党代会上提出的改良主义纲领也遭到了驳斥。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国是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当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中最强大的党，所以恩格斯反对德国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不仅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起了重大的影响，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和巨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