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了顺心的队长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选了顺心的队长
本报记者　莎荫　培植
疙瘩在哪里挽着呢？
故事的开端是1960年，那年夏收，山西省永济县栲栳公社栲栳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小麦减了产，棉花也没有完成生产计划。年终，在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中，排到了后面。社员们眼巴巴盼着下一年，不想秋后种小麦，二百四十七亩中，就有八十多亩没上粪，上了粪的也没种好；第二年小麦一返青，别的队的小麦长得又壮又绿，独有四队的小麦黄腊腊的，活像刚出土的毛毛韭菜。小麦减产又成了定局，社员们的情绪不高了，干劲也没过去那样足了。
社员闹情绪，干部也着了急。去年春天，大队管理委员会、公社党委、县委都有人下四队，任务是帮助这个生产队改变落后面貌。疙瘩在哪里挽着呢？有人说是因为生产队评工记分制度不严，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有人说，四队四十一户，只有十五户是基本农户，其余多是半农半商转过来的，条件就不好。说法很多。这时，正巧县委第一书记王国英带着工作组到栲栳大队检查工作。干部们把情况一五一十给他摆了摆。王国英听了，觉得四队的问题是不少，到底是什么问题呢？他就去问社员。社员们说了半夜，大家的意见才统一到一点上：四队落后，既不是地劣，也不是人懒，最重要的原因是队长没当好。原来，四队队长叫樊富贵，是个年轻人，近几年工作积极，社员就选他当了队长。不想，他一当上队长，生产经验少，办事还不虚心。社员上地劳动，他不是担着菜去卖，就是管库房，地里该干啥活他都不知道。日子一久，四队的生产拉下来了。别的队超产，四队赔产；别的队得奖，四队受罚。
摸到了问题，王国英就问大家往后该怎么办？社员们异口同声地要改选队长。社员们经过充分讨论，挑选了懂生产、作风好、大公无私、关心集体的刘兴海当了队长。
刘兴海四十多岁，在农业合作社的时候就一直当队长，后来调到大队去赶车了。大伙说咋办？
刘兴海当了队长，当天就把队里的一伙老年人请到记工房开了会。他说：“我虽然当过队长，中间隔了二年，手生了，怕耽误了大家的事。往后，万事大家多提醒点，我总听大伙的话！”他这么一说，老汉们的话就像决了堤的河水哗哗的倒出来。最后，一致建议他先抓牲口。扛长工出身的刘兴海，作务了一辈子庄稼，深知牲口是务庄稼的本钱，而且眼下三月了，春耕播种快要开始，喂不好牲口就别想作务好庄稼。他便去了解牲口喂养的情况，一发现牲口喂养得不好，连饭也顾不得吃，就去找队务委员和老年人商量。大家见他刚接事就一心一意干起来，很感动，帮他出了个主意：到黄河滩打草。他想：这主意好是好，可是谁想下滩呢？柳玉才老汉猜透了他的心事，就说：“别发愁，下滩没人，我带队。”王廷秀老汉也说：“我下不了滩，把我娃带上！”于是，这个也要下滩，那个也要下滩，马上组织了一支割草队，第二天一早，由柳玉才带队，刘兴海赶车，领着大家下了滩。
割草是个苦差事，大冷天，还得睡帐篷。人们的手都给草拉得净是血道道。刘兴海觉得大家太辛苦了，就专门去慰问大家，割草的人一见，心里暖呼呼的，柳玉才老汉拍着他的肩膀说：“兴海，人心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你把心给了大伙，大伙也会把真心拿出来。”以后，割草效率大大提高了，十天工夫，就打下一万二千斤草，打草的队伍凯旋归来了。
“牲口有草，能不能喂好？”刘兴海在记工房里又和队委会的几个委员、老汉们议论起来。大家说：要喂好牲口，就得有会喂的人，周振河不会喂牲口，把牲口给他，有草料也白糟蹋。刘兴海觉得大家说的在理，就建议队委会作了决定：让周振河回队，把从小养牲口的柳玉才调来当饲养员。这一下，果然很有效，没过一个月，牲口变了样，个个吃得又肥又壮，到春耕播种时，就都上了套。
把脚跟站稳
牲口喂好了，队干部、社员都高兴，当面不夸奖，背地里也要数念几句：“兴海这人就是有两下子！”可是，刘兴海没有回头看，他想到前面去了：虽然牲口喂好了，可是地多牲口少，眼看要种棉花，粪还没送出去，要是把三百多车粪都用车送到地里，八辆车还得拉七、八天，何况牲口又要耩地，抽不出来。他想来想去，办法出来了。原来，四队的妇女劳动力多，她们历来又有推车送粪的习惯，要是能把大家发动起来，就可以不用牲口了。他又算了算队里的小平车、小推车、自行车，足够一人一辆，于是就和队干部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开了个社员会，问大伙愿意不愿意。社员们说：“这也是为咱全队好么，还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社员们也提了些意见，说过去送粪定额不合理，得改一改。刘兴海不知道过去的定额是多少，就说：“大家商量商量，总要合适了才算。”于是，人们一合计，当场就把三种车的定额定下来了。
开完会，刘兴海放了心。不想，第二天又发生了问题：人们都推着小推车出来了，一辆自行车也没有。小推车装得少，跑得又慢，这粪可要送到什么时候？他决定动员大家推出自行车来送粪。可是走在半路上，他呆住了，一个念头忽然闪了一下：自己有自行车，老婆、女儿为啥要用小推车？还不是怕坏了自行车。自己怕坏了，难道别人不怕？想到这里，他拍着脑袋心里说：“刘兴海呀，刘兴海！你不把脚跟站稳，咋能动员别人？”他赶紧找到自己的闺女，悄悄地说：“去，回去放下小推车，用自行车带！”这一着果然灵验，队长的车子一出，全队八、九辆自行车就都出来了。这一来粪就运得快了，赶开耧播种，一百二十一亩棉花，平均一亩地就施了六十来担底肥。
劲头儿足啦！
刘兴海靠大伙出主意，自己挺着身子干；社员们跟上他，精神也好了，劲也大了。
队里有个老汉叫贾功臣，樊富贵当队长时，他叼着个长烟袋，成天说闲话，不愿干活；其实，老汉倒不是懒，而是不对心劲；刘兴海当了队长，他就再也不闲了。有一天，刘兴海找到他说：“你是个老把式，咱生产队是大家的，就得大家办，万事你先动动手，大伙就动起来了。”贾功臣听了，觉得在理。往后，老汉更坐不住了，队里粪土少，他早早起来，提上筐子满街满巷拾粪，一年到头没松气，拾了一百多车。有人问老汉：“你就不累？”贾功臣笑着说：“事情顺心，劲也多啦！”其实，在四队，人人都越干越有劲了。就连原来的队长樊富贵，重新当了社员以后情绪也很饱满。生产队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委托他做一些重要的农活。今年八个月来，他已经做了一百九十多个劳动日。
今年春天，下了两次霜，把长得最好的几十亩小麦冻了。往常，社员们早就唉声叹气了，今年人们虽然心疼，却不乱，都等着刘兴海说话。刘兴海急得东奔西跑求办法去了。后来，公社、大队调来了八百多斤化肥，他又从生产队仓库里打扫出三百多斤，就赶紧让社员追肥，还嘱咐大家一定上好，不要丢了肥，救不了麦。社员二话没说，一天就干完了，而且把肥料都上在麦根附近，还复了土。
收麦前一个多月，下了场小雨，当时饲养员柳玉才告诉他，要把场碾一下，准备收麦；他觉得离麦收还有一个多月，现在碾场太早，就没干。不想，偏偏再也没下雨，麦子要进场了，场上还是虚土。他急得没办法，就趁晚上没事，把社员召集起来说：“我办了一件错事，没听柳玉才的话，把碾场耽误下来，我现在向大家承认错误！”大家一听，都说，这事谁也难估计，不算错；至于场，年轻人愿意夜里担水泼一下。当时就定下了几个人。不想半夜里出来了二十多个，人多担得快，赶天明，场上就洒了三百多担水，把场洒了个湿漉漉，早晨套上牲口一碾，成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事情一件一件就这么办了，这在刘兴海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得，可是社员说起来，就有了意思。他们说：“刘兴海当队长，一步一个脚踪，根儿扎得稳，说话能办事，不说话也办了事。”
收麦是龙口夺食，怕风又怕雨，今年麦子上了场，天气就不怎么好，刘兴海怕雨淋了麦，就关照社员说：“大家注意点，要是看见天气不对，就早点动手，不要把吃到嘴上的东西丢了。”他一说大家就当回事记在心里了。一天正晒一场新麦，大家吃午饭的时候，忽然吼起雷来。兴海急得放下饭碗就跑出去叫人，一连叫了两三家都没人，他就一个人往场里跑，赶进了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装的装，扛的扛，早收拾得差不多了。赶雨点下来，场里就一干二净了。
人们干得有心机，干起活来也利落。今年四队打麦子速度是全大队最快的，麦地深耕完得最早，粪也比别的队送得早，只待开耧，他们的小麦播种准备工作就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两年多以前，第四生产队在栲栳大队是排在后边的。如今，情形大变了：去年的棉花平均一亩地摘了六十斤半，是全大队产量最高的，秋粮超产了五百二十多斤。今年，两冻一旱，灾情比去年重，可是小麦平均一亩地还打了二百七十六斤，比去年高75％，比全大队的平均产量高30％多，在全大队第一。现在棉花还没收，据大队干部们说，看长势又是全大队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