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中国和非洲间久远的友谊 夏鼐
中国和非洲相距几万里，陆路交通要越过荒凉的沙漠和崇山峻岭，海道也要远涉重洋，冒洪涛巨浪的危险。但是，根据文字记载和考古资料，中、非人民在遥远的古代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这在中国和非洲的历史上都不能不是一件令人珍视的事迹。
公元三世纪的一部中国史书（鱼豢的《魏略》）中提到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的“乌迟散城”在大海（即地中海）之西。历史学家认为，这“乌迟散城”是指埃及的亚历山大利亚城。有趣的是，早在公元二世纪时，亚历山大利亚的著名地理学家托勒密的地理书中，也已述及中国。这些最早的记载，距今已达一千七百多年了。中国和非洲彼此之间的了解，从那时起可以说就已经开始。后来，公元六世纪时亚历山大利亚人科斯麻士的书中，对于中国就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载。
伊斯兰教兴起后，中国同西亚的海上交通更为发达，中国同非洲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开始发展。根据九世纪时曾到过印度和中国的阿拉伯商人苏莱曼的叙述，当时中国的船只运载了货物到波斯湾口的西拉甫，然后换船经红海运到埃及，十世纪阿拉伯作家麻素提在他的《黄金原地》一书中说，东非洲的象牙，运到阿曼，然后转运到印度和中国。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早在千年以前，中国和非洲便产生了友好往来的关系。
这些友好的往来丰富了中国关于非洲的知识。八世纪的杜环《经行记》一书中，提到拂菻国（即拜占庭帝国）的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麻邻，它的人民色黑，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九世纪的段成式
《酉阳杂俎》一书中，则提到了大食国（即阿拉伯帝国）的西南海中有泼拔力国，产象牙和阿末香。近代的研究工作证明，这麻邻国便是今东非洲怯尼亚的麻林地；泼拔力国是指今东非索马里海岸的柏培拉。
人们都知道，瓷器是自古以来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产品之一，所以我们可以推想，在当时的贸易中，一定会有中国瓷器运到非洲。近代考古学上的发现，完全证实了这个推想。在埃及的福斯特（即开罗古城）遗址中，曾发掘得唐朝末年至北宋（九至十一世纪）的中国青瓷器，包括釉下刻花的瓷器。这些来自遥远的东方的中国工艺品显然赢得了当地人民的喜爱，所以本地的陶瓷艺人也仿制中国瓷器。这些仿制品的陶片，在福斯特遗址中也大量发现。
到了南宋时代（1127—1279），中国的京都迁移到东南沿海的杭州，促使海上交通更加发达，中国人对于非洲的知识也更加丰富起来。赵汝适的《诸番志》（1225年编撰）所记载的海外国家中，就包括了东非洲的弼琶罗（即索马里的柏培拉）、层扳国（即桑给巴尔）、昆仑层期国（可能即马尔加什），北非洲的勿斯里国（即密失里＝埃及）和它的属邑曷根陀国（即亚历山大利亚）、木兰皮国（即马格里布）。他对这些地方都有较详细的描述。例如他叙述弼琶罗的特产，除了提到象牙和龙涎香，还描写了一种叫做“徂蜡”的兽，“前肢高五尺，后低三尺，头高向上”，一种身上有斑纹带的骡子，还有一种“骆驼鹤”，“身项长六七尺，有翼能飞，但不甚高。”这三种动物显然就是非洲所产的长颈鹿（阿拉伯语“徂蜡发”）、斑马和鸵鸟。又如，他描述勿斯里国多旱，有江水，极清甘，江中有水马。这里所说的江水显然就是指尼罗河，水马就是河马。在述及曷根陀国（即亚历山大利亚）时，他说，曷根陀国古代有异人徂葛尼（即亚历山大帝的阿拉伯语Dhu-I-Karnein）于濒海建有大塔，塔顶有镜极大，近年为外国人所盗去，抛沉海中。这个古老的传说和十世纪阿拉伯作家麻素地的书中所述关于亚历山大利亚飞罗斯塔的故事相似，可见也是确有来源的。
元代（1279—1368）中、非的交通往来，继续有所发展。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提及忽必烈汗曾遣使到马达加斯加岛（马尔加什）。十四世纪中国旅行家汪大渊，曾到过东非洲层摇罗国。他在1349年所写的《岛夷志略》一书中，曾叙述过这个国家，历史学家认为即今桑给巴尔。同时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依宾·拔都他（1304—1377）在他的游记中曾说到中国瓷器出口，远达他的故乡摩洛哥。
中、非古代交通最重要的时期是在中国的明朝（1368—1644）初年。十五世纪前半叶，中国杰出的航海家郑和曾经率领三万人的航海队，驾驶中国制造的几十艘巨舶，七次奉使访问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各地，最远达东非海岸。根据中国历史记载，他的船队曾到过木骨都束（今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卜剌哇（即Brawa）、麻林地（即怯尼亚的麻林地）、竹步国（即索马里的竹博）。有三位随同郑和远航的人，曾把所经历各国的地理位置、人情风俗、出产物品和贸易商品记录下来。这三部书（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成为今天研究古代中、非交通和非洲历史的宝贵资料。此外，还留下一幅郑和航海图，收在明人茅元仪的武备志中。这地图中绘入好几个东非洲的港口。
除了郑和航海队的访问东非，在明代正史中还多次记载着一些东非洲国家遣派使节携带土产异物作为礼品到中国访问的事迹。当时这些非洲的特产曾引起中国人很大的兴趣和注意。约1430年出版的《异物图志》中就有一幅《福鹿（福禄）图》（“福鹿”便是索马里语中的斑马）。更早一些的还有沈度在1414年所绘的《麒麟图》（索马里语长颈鹿叫做Giri）。这幅图上所画的麒麟来自榜加剌国（指今东孟加拉，在东巴基斯坦），那里不产这种动物，大概是东非洲的伊斯兰国家赠送给榜加剌国新王赛勿丁作为他即位的贺仪，又由赛勿丁王转送给明廷的。就在下一年，即1415年，麻林地国又直接遣使把麒麟赠送给中国。
关于中世纪时中国和非洲之间日趋密切的友好往来，非洲的考古发现同中国古代的记载可以相互印证。上面已经提到埃及福斯特遗址中所发现的唐宋瓷器。除福斯特遗址外，十九世纪时在上埃及尼罗河畔的底比斯、库司、库夫特和红海沿岸港口的科塞尔，也都曾发现过中国瓷器。1888年在桑给巴尔有中国瓷器和宋钱出土，1898年在索马里的摩加迪沙，也发现过中国宋代的钱币，多数为十一至十二世纪所铸。桑给巴尔境内的宾巴岛上也有宋瓷发现。在坦噶尼喀境内的刻尔华和麻费亚，有宋钱发现。
非洲各国人民近年来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十分重视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努力搜集考古资料，其中有新发现的更多的中国古代的遗物。1950年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三个古城废址中，都发现了十三至十六世纪早期的中国瓷器。这些瓷器大概是由索马里的红海沿岸蔡拉港附近的沙埃丁岛启岸运入的，因为在这岛上发现了很多同样的中国瓷器碎片。在红海沿岸的另一个中世纪港口、苏丹境内的爱丹皮废址中，也发现了许多中国青瓷碎片和早期青花瓷器，苏丹内地所发现的中国瓷器便是由这港口运去的。
怯尼亚麻林地附近的给地古城和其他几个遗址，在1948—1956年所进行的几次考古发掘中，都发现许多中国瓷器，其中有青瓷、褐色粗瓷、青花瓷器等，分别代表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国生产瓷器的不同类型。在给地古城还发现了两枚宋代铜钱（庆元通宝、绍定通宝）。在坦噶尼喀境内，在1 955年前后的考古调查中，曾发现在四十六处古代遗址中有中国瓷器，而且为数很多。在坦噶尼喀西南，罗得西亚境内的著名古迹齐姆巴布韦，也发现过中国十四至十五世纪的瓷器碎片。
发现中国古代瓷器的地方还不限于东非洲和北非洲，而且包括了西非洲。刚果境内离大西洋岸不到二百英里的姆班萨，近年也发现过一片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中国瓷片。
从考古资料看来，除瓷器和铜钱以外，中国自古以来驰誉国外的丝织品也为非洲人民所喜爱。明代郑和出使时，便曾携带大量色缎和色绢。在埃及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四世纪以后的织物中，有些便是采用中国丝所织成的。在埃及也曾发现晚一些（元代或明代早期的）中国丝织品。据阿拉伯历史家蒲菲达的记载，埃及奴隶王朝穆罕默德·依宾·加洛（1293—1341）时，一个蒙古使团曾来到埃及，赠送给他以七百匹织有他的尊号的织锦。在格但斯克的圣玛丽教堂中保存着一件织有他的尊号“纳速”的织锦，可能便是这批中的一件。只是由于丝织品不像瓷片那样易于保存下来，所以发现的数量不多。
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的友好往来，自十六世纪以后，受到了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阻挠和压制。直到近年，随着亚、非人民反帝斗争的胜利，中、非之间的友好往来才又恢复，并且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今天我们来重温旧事，不能不更加感到欣慰。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已有千年以上历史的友谊，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它将越来越波澜壮阔地向前奔流。（附图片）
明人《异物图志》中的《福鹿图》
怯尼亚出土的中国青花瓷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