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乌珠穆沁旗的新歌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西乌珠穆沁旗的新歌
本报记者　田流
从牧区新歌谈起
蒙古民族不光是个勇敢勤劳的民族，也是一个能歌善咏的民族。放牧的时候，人们在歌唱；休息的时候，人们也在歌唱；家里来了客人，吃饭、敬酒的时候，更要歌唱，只要马头琴响起来，那悠扬悦耳的歌声便随之而起了。人们用歌声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歌声唱出自己的希望和欢乐，在很多的场合下，更用歌声代替了语言。他们的歌，有些是传统的古老的民歌，有些是对新生活的赞歌。新歌大部分都没有事先编好的歌词，常常是触景生情随兴咏出，便是一首优美的歌。
在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像在内蒙古其他地区一样，我也听到了许多的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跟着太阳走人得到温暖，
顺着河水走牛羊长得肥壮。
跟着共产党走幸福，
听毛主席的话降福除祸。
这是近几年来在内蒙古草原上很流行的一首歌，在乌兰察布盟的牧场上听到过，在巴彦淖尔盟的防沙林带那浓郁清凉的树荫下也听到过，如今，在锡林郭勒盟的乌珠穆沁草原上又听到了它。这首优美的歌出自何人之手？我问过好多人，谁也说不出作者的姓名；或者根本就不是出自一个人之手吧，不然，为什么不知道作者的姓名？为什么几次听到的，内容虽然相同，歌词又不完全一样？
这首歌，是广大牧民歌颂解放以来自己的新生活的，特别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以来自己的新生活的——怎么能不歌颂呢，就拿乌珠穆沁草原来说吧，在短短的三四年的时间内，她发生了多么深刻巨大的变化呵。
“乌珠穆沁”是蒙语，翻成汉语是“葡萄”的意思。是过去这地方盛产葡萄，还是人们希望这里能有葡萄？我们在这里却没有见到葡萄，听中共西乌珠穆沁旗旗委的一些同志们谈，这里也不产葡萄。但我们并没有为此感到遗憾，虽然没有看到葡萄，却看到了比葡萄更珍贵更美好的许多东西：看到了迅速发展着的牛羊，看到了广大牧民日益富裕幸福的新生活，看到了蒙族人民的无价珍宝——日益增多的一群一群天真活泼的孩子。
乌珠穆沁草原，在锡林郭勒盟北部，虽然水草丰美，过去却是个地广人稀十分贫困落后的地方。就拿西乌珠穆沁旗说吧，解放的时候，在全旗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疏疏落落地居住着一万二千零三十三个人，养育着二十一万多头牲畜——这牲畜绝大部分又是王公贵族、喇嘛和牧主的，广大牧民则过着“缺茶无烟吸，破车烂包狗一条，一身破皮袄，一年四季不离身”的艰难生活。没有到过内蒙古草原的人可能会发出疑问：不喝茶不吸烟还算困难吗？有车有皮衣能算贫穷么？在内地，不喝茶不吸烟的人多得很，的确，他们并不是因为没钱买烟茶才不吸不喝的；如果有车有皮衣——虽然破一些旧一些，也是“小康之家”了。但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生活条件，在这里是必不可少的，在别的地方可能是奢侈品。内蒙古草原上的广大牧民，解放前大都过的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草原是辽阔的，移场放牧往往一走就是几百里。没有车，那些破破烂烂怎么办呢！过去，草原只是放牧牲畜，不生产粮食。牧民一年到头就是吃自己的羊——喝羊奶，吃羊肉，不喝茶，吃下去的东西不易消化，所以茶从来就是这里的生活必需品，喝不到茶就像内地人民吃不到盐一样，是一种生活最贫困的表现。
辽阔的草原，夏天炎热，多蚊虫；而冬天又十分寒冷。人们为了解闷驱蚊，就吸吸烟。所以蒙古族人民很多人都会吸烟。在农业区，冬天是农事较轻闲的季节，刮风飘雪，人们可以躲在家里；牧区就不同了，刮风飘雪，人们却是向野外跑，向畜群跑，不让畜群被暴风雪卷走。所以冬季是牧业生产中最严重的季节，也是牧民劳动最困难的季节，没有皮衣怎么行呢！全面发展靠公社
“现在，广大牧民这种艰难困苦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了。”旗委书记宝音达来向我们介绍全旗情况时说，“解放，民主改革，合作化，特别是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使广大牧区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走上了一个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接着他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了大跃进以来，西乌珠穆沁旗的变化。
合作化以前，内蒙古北部草原地带，基本上是单一的牧业经济，几乎没有一点农业。没有农业，不仅影响着人民生活，畜牧业由于缺乏必要的饲料，也受到严重影响。解放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虽然条件好多了，但是，由于组织规模小、力量单薄，也不能大量举办。只有在大跃进推动下，实现了公社化以后，人们多少年来的希望才开始实现了。西乌珠穆沁旗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这个旗在1956年以前，一点农业也没有。一粒粮、一颗菜，都得到千里以外的原察哈尔地区运来，往返一趟就是两三个月。且不说人受罪，本来劳动力就很缺乏，这一来照顾畜群的人手就更少了。所以，那时候牲畜过冬，常常大批死亡。1956年和1957年实现合作化，两年之内，农业从无到有地增长了十几二十倍；发展速度看来是很快的，可是从需要看来，还是差得很远——十来万斤粮食对几万人、几十万头牲畜的需要，显然是太少太少了。1958年，西乌珠穆沁旗也和内蒙古草原其他地方一样，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农业也随着大发展起来，到1961年，播种面积已经达到二十八万亩，总产量达到了五百一十多万斤；今年，虽然伏天一连两个多月没有下透雨，粮食生产受了一些影响，但总产量也在四百万斤左右。千百年来广大牧民一直无法得到的东西，一旦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就得到了。
畜牧业要求得迅速发展，需要有好水、好草、好牧放、防疫、防兽，有棚圈。内蒙古区党委把这些条件总结成发展畜牧业的八项措施：水（发展水利）、草（解决饲草饲料）、繁（提高繁殖率和成活率）、改（改良牲畜品种）、管（改善饲养管理）、防（防疫防兽害）、舍（盖棚搭圈建立厩舍）、工（工具改革）。这八件事情都作到了、作好了，牲畜才能长得肥壮，发展得快。而这些事情，也像其他的生产事业一样，在过去那种单一经营的、分散的畜牧业生产状况下是不可能作好的；在小规模的牧业合作社状况下，也是很难完全办到的。公社化以后，广大牧民运用人民公社的巨大优越性，这八件事情都进一步作到了，并且随着人民公社巩固、健康的发展，一件一件地作得越来越好了。就拿放牧管理说吧，在分散的个体经济时代，因为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经济单位，人单力孤，顾了家里顾不了畜群，人们只好听天由命，把仅有的一点牲畜赶到草地上，任牲畜自己去吃草。有狼无力防，有病没法治。牧民无可奈何地把这种放牧方法叫做
“天牧”，意思是听天由命，靠佛爷保佑的放牧方法。解放后，随着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由“天牧”改进为“了牧”。“了牧”就是把牲畜放到草地上去以后，隔一段时间——有时是一天半天，有时是三天两天去“了一了”，看看畜群是否还在，碰巧了见有狼来了，赶一赶；发现有牲畜病了，向队长、社长报告一声。这种放牧方法虽然比“天牧”有了进步，但是有许多问题仍然不能及时解决，对畜群仍然照顾得很不周到。虽然社员们也很想改进这种状况，却由于组织规模小，人力物力有限，力不从心。公社化以后，又把“了牧”提高为先进的“跟群放牧”。过去，小规模的牧场总是不能合理利用，近处的好草地，这个队去放牧，那个队也要去放牧，结果反而谁的牲畜也吃不好，甚至由于一个地方放牧过度，使草场退化，好牧场变成了坏牧场。人民公社在组织规模上比牧业社大得多，便有条件合理地划分各个生产队的放牧地区——不仅划分各个生产队的放牧范围，还根据阴坡阳坡、高岗洼地，划分为四季牧场，冬春天寒风大，便在阳坡洼地草地放牧；夏秋天热蚊虫多，便在高岗阴坡草地放牧。其他的事情，如打井修渠、防疫防兽害、搭盖棚圈等等，也可以有计划地大力进行了。正是这个缘故，1958年以后这里的牲畜发展得十分迅速，1956年是西乌珠穆沁旗牧业生产空前丰收的一年，那一年全旗牲畜的总增率达到29％，纯增率达到15％；而今年，到目前为止，总增率已经达到36．8％，纯增率达到20．18％，牲畜的总头数由1961年的八十七万九千多头，增加到今年的一百零五万多头，突破了百万大关，无论是总增率和纯增率，都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份。“那门呼”——党的儿子
大跃进使广大牧区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公社化又促进了牧区经济全面地高速度地发展。生产的发展又使广大牧民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西乌珠穆沁旗广大牧民现在的生活情况是这样的：夏秋两季，每家都有足够的奶食，除当时吃用外，每家还能够为冬季储存五十斤左右的奶豆腐干和同样数量的黄油；冬春两季，鲜奶产量少了，主要以肉食为主，旗人委规定，每个牧民家庭的成员，从大人到小孩，每人可从公社、生产队得到四只羊，五口之家可以吃到二十只羊，数量已经足够了——这只是实物分配部分，此外，还有现金收入。各个公社生产发展速度不同，社员的现金收入也不一样。我们访问了巴音宝力格公社。这个公社今年的生产在全旗是中等的，牲畜的总增率和纯增率还达不到全旗的平均水平，可也差不多。这个公社，去年一个劳动日分红一元，今年提高到一元五角。
说到人口，这是牧区的一个大问题，更是蒙古族的一个大问题。牧区地广人稀，有了人就会有一切。牧区居民基本上是蒙古族，牧区人口问题实质上也是蒙古族的繁荣发展问题。解放前，蒙古民族在反动统治压迫下，人口日益减少，据史载，清朝初年，锡林郭勒盟共有蒙古族人民八万六千二百五十人，到1947年解放时，只剩下四万一千八百三十六人。现在人们谈起过去的人口状况，心有余悸，说“再不解放蒙古族是逃不了灭种命运的”。解放后，这种人口下降的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西乌珠穆沁旗解放时全旗共有一万二千零三十三人，其中一万二千人是蒙古族。1962年全旗人口已经增加到三万一千一百零八人，其中二万一千二百九十人是蒙古族。也就是说，十五年内，这个旗的蒙古族人口增长了77％，怪不得我们同旗委同志、公社干部谈起全旗、全社以及各个生产队的情况时，他们最后总要兴奋地向人说：“我们正向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的路上大步前进”。
广大牧民是知道这一切怎样发生的，他们除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迎接自己更加美好的明天，除了用自己的歌感激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外，还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示对党对自己亲爱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在对西乌珠穆沁旗短短的三天匆忙访问中，随时随地都能感触到广大牧民的这种深挚的情意。在草地上，我们访问了几家牧民，家家都有一两个或两三个孩子，很多孩子的名字叫作“那门呼”。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多的人叫同样的名字呢？翻译同志告诉我：这是蒙古族人民表示对党的爱戴和感激，把自己最心爱的珍宝——孩子献给党。“那门呼”译成汉语就是“党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