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巧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说“巧合”
伊默
古来有句成语，叫做“无巧不成书”。“书”者，小说也；“巧”者，巧合也。再俗一点的解释，即编不出凑巧的故事情节，也就编不成能够吸引听众的小说。这个成语大概是来源于古代的说话艺术。实际上，它在一切具有故事情节的艺术作品里，都能占得一席地位。它是取材上的特点，也是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特点。在一部分作品里，是以“巧”取胜的，甚至可以说，编造巧合的故事，已经成了一种存在的公式。譬如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惊险影片，以及一部分佳人才子戏，“巧合”成了它们取材和反映生活的统治形式，往往使作品超凡入圣，猎奇用险，远远地离开了生活真实，虽然有时也能满足读者和观众的好奇心理，却失去了艺术作品真正的价值。但是，想从文艺创作中，完全抹杀“无巧不成书”的存在，却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和文学艺术的特点，也有密切关系，或者可以说，它也是从艺术本质自然生长出来的。只要能够正确地运用它，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里，“巧”，也会给作品带来动人的艺术魅力。譬如在《三国演义》里，从“舌战群儒”到“草船借箭”、“七星坛祭风”“火烧战船”没有那一连串巧合的情节，就很难丰富地展示曹刘孙三方的错综而复杂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通过诸葛亮和周瑜的性格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刘孙的有联合有斗争的微妙关系。当然，没有这样的情节构成，也就更谈不上能够塑造出诸葛亮、周瑜那样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了。要从《三国演义》或者《水浒》里，寻找类似这种巧合的富有戏剧性的情节，大概是不胜枚举的。就是在短篇平话里，也有写得很出色的。像《醒世恒言》里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巧合的情节写得那样婉转有致，生动感人，真可以称得起“无巧不成书”！如果说，在小说的创作里，巧合的情节，还只是它的取材和表现形式的特点之一，那么，在戏剧艺术里，它的作用和力量就更加不容忽视了。莎士比亚的杰作《奥塞罗》如果没有“巧合”的情节，那伟大的悲剧恐怕很难写得如此震撼人心。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辛辣的笑声，也是从巧合的冲突里散播出来的。就是曹禺的名作《雷雨》，如果去掉鲁妈、周朴园、周萍、四凤等错综关系的巧合，其深沉的悲剧魅力也会消失。
为什么同是取“巧”却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呢？问题不在于巧合的情节本身，而是要看它怎样表现了现实生活，以及怎样处理了和艺术形象整体的关系。
艺术上的巧合，并不是作家主观的臆造，而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巧合。表面看来，巧合仿佛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其实在这种偶然巧合中，往往隐藏着必然性的东西。从哲学上看，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不可分离的，如恩格斯所说：“……那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种种纯粹的偶然所构成的，而被认为是偶然的东西，则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果说，哲学家、社会学家研究它们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发现这种规律”，那么，被称为“直接的意识”的文艺，则必须活生生地再现生活中那五彩缤纷的复杂关系，寻找最富有表现力的偶然形式，来揭示作者所企图表现的必然性的内容，而“巧合”就正是这种偶然形式之一。杰出的作家所以能运用巧合的情节创造出优秀的作品，就在于他透过生活中偶然巧合的事物，发掘出必然的深刻真实，因而，在把它们提炼成艺术情节的时候，也就有可能和必然形成辩证的融合，成为表现必然的最有力的形式。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是描写了一个小官吏赫列斯达可夫荒谬可笑的冒险经历，表面看来，这一切仿佛是非常偶然的巧合，一群腐朽透顶的市政官吏，平日钻营拍马，贪污盗窃无恶不作，忽然把一个来自京城的不起眼的人当成了钦差大臣、显贵要人，惊悸之余，竟丧失了实际的机智，听信了他的天花乱坠的吹牛，轻率冒昧的自夸，千方百计地讨好他、阿谀他，以期攀附他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从而造成了一连串的巧合误会，但是，果戈里却正是透过这种偶然巧合的生活，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了俄国农奴制度官僚社会的广阔画面。那深邃的喜剧性的形象和情节，简直变成了控诉贵族国家机构，暴露腐败的官僚阶层最有力的形式。没有这种来自生活的巧合的艺术构思，也就写不出这样一出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喜剧。非常偶然的巧合，在这里，却体现出了高度真实的必然，显示了自然而丰富的“巧”的魅力。
也许有人会说，喜剧毕竟是夸张了的自然，“巧合”比较容易适应它的艺术特点，成为它揭露现实的最有力的形式，在其他体裁的作品里，就不一定能收到这样显著的艺术效果。要承认，在艺术创作上，确实不能滥用“巧合”的形式，前面已经说过，艺术上的巧合是来源于生活中的巧合，不能反映必然的偶然巧合，只能给人造作、虚假的印象，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也损害了艺术的完整。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运用偶然巧合，是有体裁或题材的限制。曹禺的《雷雨》，是一出很深刻的悲剧。那些悲剧主人公的曲折的遭遇，像鲁侍萍和周朴园的离异和相逢，侍萍和四凤两代人相同的悲惨命运，是何等的错综而又巧合，然而，却正是在这种巧合的遭遇里，作者构思了一幕幕封建大家庭罪恶生活的复杂画面，鲁侍萍和周朴园的再遇，四凤又走上了妈妈同样的悲剧道路，以及她和异父哥哥周萍的悲剧爱情，这一连串错综复杂的遭遇，虽然“巧合”，却有着社会生活的高度真实性。曹禺是假借这偶然的事变，深刻揭露了现实生活的必然内容，在巧合的遭遇里显示了在封建大家庭里下层使女的命运。
当然，“巧合”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不仅在于它反映了必然的真实，从艺术上讲，巧的魅力是来自对生活矛盾的反映，也可以说，艺术上的巧合，是生活矛盾饱和状态的一种反映形式。正因为这样，它给予读者的感受，也就特别强烈和集中。无论是《钦差大臣》也好，《雷雨》也好，那些错综复杂的巧合情节，所以耐人寻味，发人深思，都在于它们通过巧合的戏剧情节丰富地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尖锐矛盾。
但是，无论从哪一种角度来看，艺术上真正的“巧合”，都不是艺术家任意制造的。都不应当是猎奇，也不应当是故弄玄虚，而应当是从偶然中能引出必然，从巧合中能表现生活真实。否则，虽巧而不美，甚至会以巧害意，丧失了巧合在艺术中的作用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