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悼老战友欧阳予倩同志
田汉
9月10日午后，剧协在政协礼堂举行在京会员联欢会，我跟大夫商量，请了几个钟头假，去参加了这个会，和到会同志们欢谈了一回我就辞出来了，赶到阜外医院去看欧阳予倩同志。我很熟识地上了楼，走进三病区八号病室，予倩和他的夫人正在进晚餐。予倩同志十分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要我坐。我把入院后的病情告诉他：起先大夫也当心脏病处理，也挂了灯（即用氧气呼吸，予倩说是挂灯），后来几经检查，才知不是。那天的情况是过劳和感冒的结果，如今，专治糖尿，因为糖尿病不好也会引起血管硬化。
“是啊，我老说你那样搞不行啊。都上年纪了，还是得细水长流。”
老友就是这样关心我的健康。我谈到病中看了一些书，有很多感想，希望今年秋后文艺戏剧界学术讨论空气会热闹一些。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也想认真总结一下整个中国戏剧艺术经验，根据党的精神和时代的需要，进一步阐明戏剧的中国学派。对此，予倩同志也有许多想法，他安排在健康许可的情况下跟大家细谈，并写文章。我们谈得很兴奋。但因六时以前我得赶回医院，就匆匆地跟予倩握别了，没想到这就成了我们的永别！
我跟予倩同志做了将近半世纪的朋友。辛亥革命初期我还在长沙师范读书的时候，就赶上他和春柳社的同志们在长沙演出《热血》（那时那剧团叫文社），但我们真正相识还是他在上海当京剧演员的时候。他从日本归国后，虽曾热中于传统戏曲艺术，而且有了一些优异的创造，但他一直没有离开话剧，他不止是话剧运动的启蒙者，也是它一贯的扶植者和导师。“五四”以后，他参加过戏剧协社，也参加过南国社，在广东组织过戏剧研究所和剧团，后来也当过电影导演。对日抗战中还搞过新京剧，新桂剧……在桂林也曾使话剧的花朵灿烂一时。我跟他时分时合，都是从朦胧走向醒觉，从个人奋斗走向集体斗争，从民主主义爱国主义，走向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予倩同志在1955年他六十七岁时才参加党。他自强不息，追求真理老而弥笃的精神正和日本老戏剧家秋田雨雀氏真是盈盈一水，互相辉映（秋田氏六十九岁入党）。予倩同志在他入党后的一篇文章里说：
“我前半生算是糊里糊涂过了。四十五岁以后多少有些进步。只有最近的六年（1949—1955），才觉得活得真有意义。尽管我已经六十多岁，还患着难治的关节炎症，我有信心愉快地活下去。我深深地感觉到中国共产党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最可爱的党。只有依靠党才有真正的生命，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从我四十余年的经验证明个人奋斗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参加党的组织便可使渺小之躯发挥无限的力量。”（见《一得余抄》第4页）
予倩同志对过去四十余年的经验总结是非常正确的，亲切的，富于启发性的。读过他的《自我演戏以来》的人们，谁不认为那真是一部启蒙期戏剧家个人奋斗的艰辛惨淡的历史。他以一个旧家子弟，留日学生竟然搞“文明新剧”，而且终至于当旧剧演员，他得跟旧社会的轻蔑、谗诬和迫害做斗争。在旧社会以一个穷书生，无钱无势，想搞戏剧运动，想培养后一代，他不得不找一些比较开明的，对戏剧有些理解的支持者。这样他最初找到了清末状元兼民国的开明实业家张季直。在张的支持下他创办了南通伶工学社，更俗剧场，梅兰芳同志也在这里演过戏。但这位实业家的“开明”面目在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就彻底暴露了。他在血腥的民族斗争中，不痛恨在南京路开枪屠杀中国工人学生的英帝国主义，而竟然写文章攻击上海当时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
后来，他又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在抗战的广西桂林创办过广西省立艺术馆。予倩同志为了这些事业费过无数的心血，起过一些作用，但也增加了他许多惆怅。他说只有“依靠党才能够对事业有信心，有勇气，有成就，对祖国有所贡献。”是慨乎言之的，也接触了不移的真理。
党和人民正倚重予倩同志在戏剧文艺领域用他的丰富的经验和学识作出更多贡献的时候，他也终于跟梅兰芳同志一样，被疾病夺去了宝贵生命。真叫人无限痛惜！
我们还来不及对予倩同志的艺术和生活做全面的细致估价。我想以下几点首先值得我们学习。第一、予倩同志从春柳社时代起一直是主张艺术为政治服务的。1907年在东京上演的《黑奴吁天录》，和1961年在北京上演的《黑奴恨》，虽则在剧本和演出的完整性上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在通过戏剧艺术高倡民族醒觉和斗争方面贯串着一根红线。正因这样，他总是要求戏剧以更高的艺术性来完成它的政治任务。不只是传统戏曲要这样，就是新兴的话剧也必须加强基本训练，注意艺术质量。他曾说“许多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个批评是中肯的，深刻的。但他的苦口婆心常常不被人正确理解和认真接受。有的同志反而觉得他“老是从形式出发”。予倩同志从来不反对戏剧要有新的思想内容，但他始终认为不通过精美的艺术形式，再好的政治内容也不能有力地表达出来。曾经有些同志片面强调政治内容，以为只要有了政治也就有了艺术，而不知道精美的艺术形式是要下苦工才能掌握的，否则就是不会得心应手。
因为我们还不肯听这位老人的话，不认真加强基本训练，提高艺术质量，就使得话剧艺术至今还不能以高度的、无限丰富和新鲜的艺术性表现当代的和历史上的人民生活和斗争，因而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
第二、许多欧洲戏剧家对中国戏剧传统有极高的兴趣和尊敬，要求中国戏剧家在传统戏曲和现代话剧之间建立一座金的桥梁。因而要求中国话剧工作者认真向传统学习，认为那样不止可以使中国话剧具有更多的民族特色，提到更高的境界，也将给欧洲戏剧以新的启发。欧阳予倩同志既是中国新兴话剧的奠基人，又精通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他本身就是这样一座典型的金桥！党在建国之初让予倩同志管理话剧人材的训练工作，也正是这个缘故。予倩同志所导演的戏常常能综合传统的和现代的手法，既能启发后进，又能纠正当代的一些偏向。能从他的全部艺术活动甚至他的片言只语可以摸索到中国戏剧艺术今后发展的道路。像予倩同志的《一得余抄》，就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对予倩同志十分估计不足。予倩同志晚年多病也没有来得及好好总结自己的经验，发表自己的新看法。但他留下的东西还是不少，还足够我们追步。
第三、予倩同志对学术研究除个人努力之外还善于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依靠党。他和梅兰芳同志一样，是一位十分全面的艺术家。他在日本最初想学陆军，后来学商业，最后才走上文学戏剧的道路。他虽不善画，但能诗，文学素养极深。当上演员后，为了演好角色，他对唱、做、念、打做过刻苦钻研，也学习过各种舞蹈，他发心研究中国舞蹈史不是短期间的事，他为此搜集过许多材料，有些可惜在战火中散失了。解放后忙于工作学习，他无暇及此，一年前他在万寿山介寿堂休养，正想趁此完成这部著作，不幸一病不起，至今只完成了唐代部分。
予倩同志是既广博而又精严的艺术学者。他没有完成他的著作必定是非常遗恨的，但他显然很乐观地期待这个著作终将很好地完成。予倩同志认为像中国舞蹈史这样的著作在以前是很难完成的，只有在今天，在党的领导下，才有种种优越的条件。他以为任何发明，发现，都是许多人许多年代劳力的积累，学术研究工作不只要依靠专家个人长期的努力，更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的智慧，才能真正做好。予倩同志不幸去世了，他没有能完成“中国舞蹈史”以及其他关于中国戏剧的许多著作，但是他对艺术工作和研究的精严态度，结合个人努力与党的领导、群众的智慧的工作方法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只要按照这位老人的方法和态度做去，就能保证我们的工作取得胜利！
予倩同志，就让我提这一些作为对老友的灵前致词吧。
你的战友们和你的学生们，一定照你说的做去！
9月23日于北京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