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我的老师欧阳予倩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悼我的老师欧阳予倩同志
袁文殊
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我还到医院里去看过欧阳老，那时他说虽然胸口时常发痛，但其他方面的感觉都很正常。看来他精神很好，因此也还和他谈了不少的话。哪知道刚刚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他便离开了我们与世长辞了，这使我顿时百感交集，心绪难宁。往事悠悠，翻腾在我的脑海里面。
他是我学习艺术的第一个老师。记得1930年在广州的时候，我因读到他的《自我演戏以来》的文章和有关中外戏剧的论述，才知道原来戏剧也具有如此巨大的宣传教育意义，于是对戏剧艺术发生兴趣，便于同年秋考进了由他创办的“广东戏剧研究所”戏剧文学系学习。我的学习艺术生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无论对中国戏曲或西洋戏剧都很有修养，所以在学习中间当然听过他讲的许多有关中外戏剧艺术的课程。由于他不但是一个戏剧艺术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戏剧艺术的实践家，所以他讲起课来总是生动具体，和实践紧密联系的。他当时的工作方针是一方面积极提倡新剧（话剧运动），一方面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改革旧剧（传统戏曲）。但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阀混战频仍，“广东戏剧研究所”到1931年秋天便被迫停办了。他结束了“广东戏剧研究所”的工作之后，跑到上海，刚刚组织起“上海现代剧团”，紧接着“一·二八”淞沪战争，剧团又被打散。之后远走海外，到欧洲考察戏剧艺术。绕了一个很大的弯子之后，国内局势起了变化才又回到了祖国。
我和他在广州分别之后，是直到1936年的秋天才在上海重逢的。那时他在上海明星公司拍摄影片《清明时节》，我却刚从苏州出狱回到上海，由张庚同志陪着我，在“明星”的摄影棚里和他相见的。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关系，见面之后，我虽然没有告诉他，我在几年中究竟到了哪里、做了些什么事情，但他也并没有细问，看来他大致上是知道的，不过心照不宣而已，他只是说，“你来了正好，我正找一些人组织一个剧团……”等等。但是后来因故没有成功，他在明星公司拍完《清明时节》之后，很快就转到联华公司去了。
之后，上海业余剧人协会要作第二次公演，朋友们要我去和他联系，请他来导演一个戏，并要我协助他改编剧本，他答应了。于是我住在他的江湾的一个私宅里，和他一边谈一边写，白天黑夜的赶，大约花了两个星期左右的工夫，便把托尔斯泰的《黑暗的势力》改译出来了，剧名改叫《欲魔》，作为当时“业余”第二次公演的三大剧目之一（其余两个是《大雷雨》和《醉生梦死》）。他从改编剧本一直到排练演出，花了许多精力，因此使得《欲魔》的演出和其他两个戏一道再加上四十年代剧社的《赛金花》成为当时上海话剧运动的一个新高潮。不久，抗日战争爆发，我们又在上海分手了。这次分别的时间很长，一直到解放以后才在北京相会。
记得1955年当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我曾兴奋地写信去向他祝贺，他给我的回信却十分谦逊，说过去学得太少，事情做得也不多，今后要更努力的学习，全心全意的为党为人民工作……。
的确，他是一个学而不厌、老当益壮的老人，哪怕在近年重病拘身，他谈起来总是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文章要写。9月5日，他从病床上给我写来一信，我却到13日才收到。他信中说：
“上周剧协送来牛原虚彦赠我的领带和玉方树子赠我的《土方与志传》一册，我想是你们带回来的。玉方树子我好像在日本曾经见过，怎么也想不起她是干哪一行的，想写封信谢谢她，不知寄哪里好，你知道么？能否见告？千田是也排的《刘三姐》如何？这个戏本来村山知义要排的，我把唱片和乐谱寄给了村山……”
他虽然整天躺在床上和病痛斗争，心里还是不断的想着工作，想着国内外的朋友。当我接到信后跑去看他的时候，看他精神不错，还正以为他从此会一天天的健康起来，哪知道一个星期之后的今天，他竟和我们永别了。感怀往事，能不涕下？
我的老师同志，你一生追求光明的精神值得后人学习，你的未竟事业当在党的关怀下不断发展成长，愿您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