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基层以后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深入基层以后
本报记者　宜勤
最近，我访问了陕西省凤县县委。有一天，开完县委会，已经快下午五点钟了，县委第一书记李恒顺、副书记曹清昌等四个书记全都骑着自行车走了。县委会同志告诉我：书记们经常这样，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从下面回来，什么时候开完会什么时候就走，走到哪里，住到哪里，工作在哪里。
这段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这个问题访问了凤县县委会和一些基层干部和社员。原来，这个县的县委书记们，经常“落户”的地方，不是县委机关，而是公社、生产队、社员家里。今年以来，几个书记除去在县委、地委开会和布置工作约占去三四个月时间以外，其余五六个月全部在公社和生产队。前不久，县委准备召开县委扩大会，书记们接到通知后，如期赶回来了，可是，会议因故延期两天。于是第一书记李恒顺同志和县长兼副书记伍玉泉同志就利用这两天空隙时间，到县委机关所在地的双石铺公社的几个生产队去和社员谈天，了解秋田管理工作情况。他们说：歇几天不和社员聊聊，心里就感到憋得慌。平木、崖湾、平坎公社离县城一二百里地，而且连自行车都不好走，要徒步翻两个大山头，走五十多里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才能到达。像这样的地方，书记们也是经常来来去去，背着一个小帆布包，从黎明走到天黑。今年以来，就有好几个书记在平木、崖湾公社住了一个月到两个月。这个县一共有一百四十三个生产大队，第一书记李恒顺同志走遍了一百一十九个大队。他们经常在基层“落户”，因此，对基层情况很熟悉。河口公社党委书记说：李恒顺同志对全县有多少大山头，哪个山上主要长的是什么树，住着几户人家，队长叫什么名字，都能记得清清楚楚。
书记们深入基层以后，解决了许多坐在县委机关里想像不到的问题。我在凤县期间，基层干部和社员和我谈起许多他们深入基层，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故事，下面介绍的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凤县地处秦岭深山，山高地寒，多数地区种的是包谷、小麦，很少种水稻。1959年以前，全县只有水稻面积四千来亩。1960年春天，凤县县委考虑到水稻产量一般比包谷、麦子高，于是提出扩种一万亩水稻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是否符合实际，是否行得通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县委会的大部分书记和委员都分头下去作调查。
县委第一书记李恒顺来到南星公社温江寺管理区（现在是温江寺公社）。这里正集中几百人在一块大约四百来亩地的石河坝里开稻田。石河坝里一点土也没有，大部分人在抬石头，一小部分人准备到对面山上砍树，来堵住附近一条小河的河水，以便把水面提高后再引水上山，把黄土冲进石河坝，填成稻田。
石头又多又大，要把它们全部抬走，再把树砍下来，把河水堵住，引水上山，然后把土冲下来，这在几天之内能办到吗？会不会过了插秧的季节呢？即使不过季节，这样的石河坝里能长出稻子来吗？长工出身、从小就和土地打交道的李恒顺，脑子里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跑去和管理区主任张彦荣商量，张热情很高，回答说：行，只要有干劲，啥都行。李又问：群众意见怎样？张说：不知道，干部叫他们来，他们就来啦！李恒顺告诉张彦荣，河坝是群众开的，稻子是群众栽的，不听听大伙儿的意见，事情就办不好。
李恒顺和往常下社、队时一样，带着张彦荣和其他管理区干部到石河坝里，一面和社员一起搬石头，一面聊天。他问大家：咱水稻田要几天才能开出来，能赶上插秧吗？几个老农悄悄地说：书记，你从小种过地，行不行，你再仔细考虑考虑看。李恒顺说：我是种过地的，可是我没种过这儿的地。这儿的地是你们种的，你们熟悉情况，你们说能种就种，不能种，就不勉强种。这一说，大家纷纷议论开了。有的说：夏至插老秧，只能喝米汤，眼看夏至到了，咱们的稻田还没开出来，怕连米汤也喝不上啦！有的说：砍树，堵河，这事悬着啦！雨季快来了，咱们匆匆忙忙塞几棵树在河里，暴雨一来，树就会被洪水冲走，树冲走，水面提不高，水引不上去，土也下不来；还有几个年纪大一点的社员焦急地说：包谷快要锄头遍草，早麦子也该开镰收割，可劳力都闹到这儿来了，结果田没开成，却毁了树木，荒了包谷，丢了麦子。这时，李恒顺又回过头来问管理区干部：还能不能继续开稻田？张彦荣第一个说：原来只想着扩种水稻任务，没听群众意见，没从实际出发，既然不行，就不勉强吧！还是让大家赶快回去锄包谷，收麦子。李恒顺和管理区的干部都同意他的意见，当夜，社员们纷纷回去了。
第二天，李恒顺赶回县委会，召集了县委紧急会议，下去了解情况回来的书记、委员们反映：少数地方麦子收了，扩种了一点水稻，多数地方包谷苗出了一尺高了，麦茬地麦子还没收，没空地，开新荒又来不及，个别干部想毁了包谷种稻子，群众不同意，他们说，包谷今年出苗好，栽稻子季节过去了，收成没把握。包谷也是粮食，稻子也是粮食，咱庄稼人种庄稼，就是要多打粮食，为什么一定要毁了包谷种稻子呢？干部接受了群众意见，没有毁掉包谷。这时，县委会立即讨论县委主张扩种水稻一万亩，究竟符合不符合凤县的实际情况？大家回忆了不久前县委会的决定，认为那时只从水稻产量高这一主观愿望出发，没有调查凤县的各种客观条件和水稻生长的关系。多打粮食的主观愿望不能说不好，可是，再好的愿望，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仅不能多打粮，反而会少打粮。扩种一万亩水稻的任务，既然不完全符合凤县的实际情况，又该怎么办呢？会上，个别委员认为：还是完成扩种水稻任务，不然，有人会说咱县“落后”。大多数人不同意这个意见，说啥叫“落后”和“先进”？硬要去完成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务，粮食减了产，群众利益受损失，才叫工作落后，因地因时制宜，适当改变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任务，争取到粮食增产，就是工作先进。有的说：领导群众种庄稼，图的不是虚名而是多打粮食，既然原来规定的任务不能多打粮食，就应该立即改变。大家一致同意改变原定任务。
第三天，各个公社就接到了凤县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紧急通知，改变原来规定的不合实际的任务。通知传到几天前李恒顺到过的温江寺管理区，群众一面积极投入夏收和秋田管理工作，一面说：多亏李恒顺同志在石河坝里和咱们谈了心，咱才没有卖笨力气。这一年，全县除原来的四千亩水稻地种上水稻外，只在早麦子地里扩种了一部分。秋季收获的时候，原来的水稻地平均亩产三百来斤，扩种的平均亩产却不满一百斤。
扩种的水稻地为什么长得不好？原来的水稻地为什么长得好？1960年冬到1961年春天，凤县县委书记、委员又深入下去进行全面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结果，一致认为：领导群众种庄稼，一点含糊不得，各种各样的好坏条件都得反复分析透、估计足，而县委领导机关又常常只知道一般的好坏条件，具体的就说不上来，这时候，一定要向群众作深入的调查，一定要因地制宜。县委会经过充分讨论，确定只在经过调查研究证明确实能种群众又愿意种的地方，向社、队建议种水稻，其余的仍按群众作务习惯改种了包谷。
凤县的基层干部和社员在回顾这一类往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谈起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凤县县委的领导同志们经常深入基层，能够按照山区特点指挥生产，因此，这几年凤县生产情况不错。干部感到工作好做，社员感到不卖笨力气，干活舒畅顺心，生产劲头很足。凤县县委办公室主任张喜祥同志告诉我：去年，凤县夏、秋都遭到连续四十天的霪雨，但粮食产量仍相当于1957年的较好收成。今年春天，凤县又遭受到严重霜冻，但夏粮产量仍不低于1957年。这次我看到秋庄稼又长得很好，很可能比去年增产，因此，群众的情绪很好。许多社员房前屋后都竖着一根根又高又大的木料，堆着一堆堆的砖瓦，说是准备今年冬天盖房用的。凤县在农业生产上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是和凤县县委正确的领导作风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