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延安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我们是延安人”
新华社记者　刘野　张安南
在延安，记者遇见了许多操着各种地方口音的青年人，如果你问他们是哪里人？他们都会怀着自豪的心情回答说：“我们是延安人！”
这些青年人是近几年来从祖国的天南地北自愿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建设工作的。他们之中有的来自西子湖畔，有的来自松花江边，有的来自天山南北和四川盆地。同他们攀谈起来，你会被这些青年人那种建设延安的热情所感染，不由得想起二十多年前大批革命青年奔向延安的情景。二十多年来，两代青年走着同一条革命的道路，建设的道路。然而，新一代所走的路，比起那时要宽广和平坦得多了。
奔向延安
今年暑期，陕西工业大学水利系毕业生陈纪纲背着铺盖，从西安搭车奔向延安。一到延安，他顾不得休息，就登上宝塔山，俯视延安城，兴奋地说：“啊！来到延安了！”
四年前，陈纪纲正在学校学习的时候，曾经到延安进行过生产实习。那时，他看到陕北一片黄土高原，水土大量流失，便立志要运用所学的专业知识，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改造陕北的自然环境。从那一年生产实习开始，他的心愿就和延安的建设事业紧紧地连在一起，他表示毕业后一定要到延安来工作。但是，有些人总觉得陕北“水浅养不住大鱼”，认为陈纪纲不过是一时的热情。四年后，陈纪纲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果然到延安来了。许多热情的陕北老乡，拉着他到自己的窑洞里，问长问短，鼓励他说：“好后生，咱陕北就需要你们这些洋学生啊！”
陈纪纲的爱人名叫连仁暖，是福建省龙岩人，和陈纪纲同班同学，今年一起毕业的。毕业前，两个人都盘算着分配在一起工作，互相策励，并肩前进。但是，在填写志愿书的时候，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波折。连仁暖愿意回到她的家乡去，而陈纪纲还是老主意：到延安去。他劝他的爱人说：“那里更需要我们。仁暖！咱们都是共青团员，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哪里去呢？”连仁暖最后被他说服，同意去延安了。但是临行前夕，医生检查了连仁暖的身体，认为她的健康状况不够好，还需要短期疗养，因而未能和陈纪纲同行。陈纪纲到了延安以后，随时把所见所闻写信告诉他的爱人，特别谈到延安地区迫切需要水利方面的技术人才。不久前，连仁暖的健康有了好转，满怀信心地来到了延安。人们眼看着这一对青年夫妇在延安落户，都衷心地祝贺他们在这里成家立业，好好地工作和生活下去。
广阔的天地
延安的建设事业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这里也为他们提供了发挥才能的广阔天地。
在延惠渠旁，我们会见了西北农学院水利工程系毕业生忽聚田。早在1953年，他就来到延安，参加过杏子渠、金佛坪渠等八条中型水渠的设计勘察和施工工作。1958年春天，他担任了修建延惠渠的第一个技术员。长达一百华里的延惠渠，沿途要经过二十道一千米长、十五米高的石砭，有三百多个建筑物和隧洞。这样复杂的工程正是忽聚田的用武之地。他接受任务的第二天，就率领民工出发了。他们翻山越崖，步行百里，勘测渠道。忽聚田运用所学的水利工程理论制作设计施工方案，并邀请了许多人给方案提意见，吸取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帮助自己解决了一些复杂的技术问题。延惠渠竣工以后，灌溉了万亩农田。但是，天长日久，怎样把渠道维修好，又成了忽聚田所面临的新课题。这条渠两旁尽是软石，这种软石极易风化，不是引起渠道渗漏，就是塌入渠道挡住流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忽聚田一边钻研理论，一边访问老农，终于初步找到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办法：在渠道内衬砌坚实的石板，或者衬铺当地生长的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名叫“爬地虎”的草皮，护岸固堤，来防止渗漏和冲刷。
忽聚田就是这样不断地在实际中学习理论，向群众请教，在建设延安的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
不辜负先辈的期待
在跟不少大学毕业生接触中，我们有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已经不像从大学里毕业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而像是道地的陕北老乡了。诚恳踏实、讲究实际的性格，艰苦朴素、埋头苦干的作风，这许许多多延安革命老根据地人民身上的优良传统，都一点一滴地渗透到这些知识青年的身上来了。
刚见到延安水土保持中心试验站的技术员郭振业的时候，有人介绍说，他就是从西北农学院毕业的大学生，我们不禁愕然。那天，正下着秋雨，郭振业头上扎了一个“陕北式”的白毛巾，披着一件打着补绽的棉袄，裤角卷到大腿上，赤着脚从六七十里以外的地方回来。我们还以为他是生产队的社员呢！后来才知道，郭振业在延安工作的几年中，从陕北许多英雄的革命事迹中受到了教育，从艰苦奋斗的“延安人”身上找到了学习的榜样。从精神到外表，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在野外工作中，常常沿着当年红军和赤卫队员们的足迹，勘察水土流失的情况。他在工作之余，也时常跑到枣园、杨家岭、王家坪等地方去重温革命领袖当年所过的艰苦生活。这一切，使郭振业经常思索一个严肃的问题：应当把革命的延安作风继承下来。
有一次，他跟随着参加过保卫延安的老游击队员白玉德在苍龙镇周围的山上进行勘测。白发苍苍的白玉德，天天踏着晨露上山划线插牌子，规划修梯田和造林。郭振业劝这位老人休息，老人仍然不辞艰辛地劳动着。并且指着弯弯曲曲的山沟对郭振业说：那里，正是1947年消灭胡宗南匪军一个旅的地方。“当时我们就用小米加步枪取得了胜利的！”后来，郭振业每当思想稍有松懈，就常常想起革命老人这句话来。
那几年，延安有些地方交通不便，从事野外工作就只有靠两条腿跑路。一天跑上百八十里，是很平常的事情。郭振业从来没有把这当作一回事，无论是风里雨里，或者是酷暑严冬，只要有工作任务，背起背包就上路。有的时候，他怕把仪器放在牲口驮子上受震动，影响测量的准确性，走路时就一直背着水平仪，或者扛着经纬仪，即使坐汽车时，也要把这些仪器抱在怀里，唯恐有所损坏。
几年来，郭振业从“延安人”身上吸取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延安人民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深深地刻在郭振业的心上。现在，郭振业已经在革命的圣地——延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深叶茂
一批又一批的知识青年不断地到延安参加建设工作。延安，也一年又一年地改变着它的面貌。现在，你到延安去，最注目的就是满山坡上，林木蓊郁，一片苍翠。看到这种情景，使人不禁想起那位共青团员黄根品。
1956年在延安召开的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上，浙江省杭州市的代表黄根品向大家表示，要志愿留在延安，绿化延安，把延安打扮得和杭州市一样美丽。从此，在延安的户口册上，又多了一个新居民。
黄根品在延安过第一个冬天的时候，就感到延安冬季长，应该多种些松柏树，好让这个革命圣地四季常青。可是延安没有松柏，他便跑到四百里外的黄龙山上去找树苗。到了黄龙山，地冻三尺，他和同行者还是钻进了大松林里，看树苗，挖树苗。把松树苗运回延安后，冻土未融，树根扎在冻土层里会被冻死，他便和群众一起，凿开冻土层，掏出湿土，挖成三尺多深的树坑。就这样，把第一批松树栽上宝塔山。经过多少个冬天，这些松树如今依然屹立着。
这几年，延安种下了四万多棵松柏树，长得郁郁苍苍，生气勃勃。黄根品从他的家乡杭州西湖带来的水杉、银杏也都长得十分茁壮茂盛。水杉和松树在延安落了户，黄根品也和一个延安姑娘成了亲，安了家。今年春天，当着宝塔山上的松树发出新芽的时候，黄根品也已经有了第一个在延安出生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