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工不示人以朴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良工不示人以朴
周铭
“汝大器，当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后汉书·马援传》）这是东汉时代，伏波将军马援小的时候，他的哥哥马况对他说的话。大意是希望他先从事多方面的锻炼，不要务虚名，忙于出头露角，要大器晚成；勉励他，要像一个好的工人一样，讲究质量，不拿粗糙的、拙劣的产品给别人。
“良工不示人以朴”，这句话，寓意深刻，可以用之于制造产品，可以用之于做人，也可以用之于做学问、写文章。古今中外，凡是对人类做出有益的贡献、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治学精神严肃，劳动态度勤恳，从不以“朴”示人。
被列宁誉为欧洲无比的大作家、“俄国革命的镜子”的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的创作态度极其谨严。他主张写作必须不怕反复修改。他的《战争与和平》，曾经易稿七次，《安娜·卡列尼娜》改写过十二次，《复活》的开头部分改写过二十次，他晚年一个作品的序言竟修改过一百零五次。
法国作家福楼拜的每一部作品都是经过精雕细琢才定稿的。他的名著《包法利夫人》的句法，曾经得到高尔基的称赞：“气势雄劲，结构严密”。
苏联教育家、作家马卡连柯，在1914年作了初次文学上的尝试失败后，转而终生献身于教育事业。从1920到1928年，他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忘我地干了八年教育工作，成为一个著名的教育家。1928年，也就是他初次文学上的失败一事的十四年后，他将他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和生活感受，加以总结，写成《教育的诗篇》第一部，由于他不愿“在高尔基的眼里从一个值得尊敬的教育家变成一个失败的作家”，他把原稿压在桌子里达五年之久。1932年，由于他写的《1930年进行曲》一书的出版，受到高尔基的赞扬，于是在高尔基的鼓励、帮助和指导下，于1933年秋，才将《教育的诗篇》第一部修改完成，接着第二部、第三部才陆续写成出版。
我国西晋诗人左思，在写作时，屋里、庭园中到处放着纸笔，想到一句，就随时记下来，加以推敲，如是构思十年，才写成被人们竞相抄诵、致使“洛阳纸贵”的《三都赋》。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人欧阳修写文章，写信，甚至写一张便条，都打草稿。他还将他的文章草稿贴在卧室内，坐卧观之，反复琢磨，一改再改，有的文章改到最后，原草稿上的一个字也不存在了。一直改到他认为满意时，才拿给别人看。他的《醉翁亭记》一文，原草稿开始时，说滁州四面有这个山那个山，达几十个字，最后改到只有“环滁皆山也”五个字。
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明朝李时珍，从1552年开始编著《本草纲目》，至1578年成书，历时二十七个年头。在编著过程中，他博览群书，走访四方，手抄笔录的材料有几尺高，字数上千万，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改，每一次修改都几乎全部推翻原稿，从头再写，最后才著成一部一百几十万字的书。
去过鲁迅博物馆的人，都会看到鲁迅的手稿有一个特点，就是清楚、干净、很少涂改。不大了解情况的人，以为鲁迅的著作是摊开纸就动手，一挥而就的。其实，鲁迅的每一著作，即使是一篇短文，也是反复构思的结果。鲁迅，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他的做人、治学和写作的态度都是极其严肃、勤恳的，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一文中，谈到过自己写作的经验：“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
还有：哥白尼写《论天体运动》，用了三十年；达尔文写《物种起源》，用了二十八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从研究他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到完全掌握并写成书，约花了四十年；弥尔顿的《失乐园》，是孕育了二十七年才写成的；歌德的《浮士德》，是近六十年的辛勤劳动的结晶；阿列克赛·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写《彼得大帝》，研究了所有俄国历史档案和机要局的口供，他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前后花了二十年才写成；被列宁认为对工人阶级有很大益处的“一本非常合时的书”——高尔基的《母亲》，是高尔基在1902年开始构思，经过五年的功夫，才于1906年完成的；司马迁写《史记》，用了十八年；谈迁写《国榷》，用了二十七年；王桢写《农书》，用了十五年；顾炎武纂辑《音学五书》，花了三十几年的功夫，曾易稿五次，而在书刻出未印行前，还校改了四次；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历时四十多年。……可以想像得到，上述自然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在他们的著作生活的岁月里，曾经呕尽心血，辛勤劳动，才给人们留下完美的不朽的作品的。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治学、写作态度的谨严，更是无可伦比的。对马克思来说，最愉快的事情，是拿他的最好的著作给工人阶级，而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拿出没有经过他最后校正的手稿公诸于世。在马克思没有最后确认各种书籍都已经读过，相反的意见都已经考虑过，每个问题都已经彻底解决，自己的意见已经经过检验达到驳不倒的地步以前，决不以系统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结论，因此，马克思从不出版一本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一生中，写过许多部长篇的经典著作，也写过大量的短小精悍的革命的政论文章。无论前一类或后一类的著作，马克思都是以极其认真、严肃的态度来从事的。《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就是一个典范。从马克思转向经济问题的研究到他的逝世，他用了四十年的功夫，来著述《资本论》。这期间，马克思密切注意了并指导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发展，着重研究了英国——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工人阶级状况，批判地阅读了一千五百多种书籍，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写成了《资本论》。1867年，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时候，马克思像一个雕塑家一样把他的这部巨著进行艺术加工，用他自己的话说，在经过许多产痛后，“享受舐净这孩子的愉快”。因此，《资本论》一书，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意义上说，它是“工人阶级的圣经”，同时，从文学价值上说，它又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就主张过：重要的文章写成后要看它十多遍，认真加以删改，然后发表。从治学和写作的这个意义上说，这正是“良工不示人以朴”的风格。
“良工不示人以朴”，这不是说一个人在成为“良工”之前，不可能有若干次的失败；也不是说一个“良工”不经过辛勤劳动，就可能生产优良的产品；更不是说一个“良工”不应当拿出他的设计方案、草图、半成品去征求意见；更不是无限制地要求一个“良工”去提高他自己不可能达到的成品的质量。这只是说，我们应当反对那种在治学上的囫囵吞枣、写作上的粗制滥造的作风；提倡一种勤学苦练、兢兢业业、严肃认真的治学精神和写作态度。对于一个“良工”或者想成为“良工”的人来说，应当提出较高的质量标准来严格地要求自己。
在理论研究上，我们要“辛勤努力，掌握大量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方法，用人民的语言，很有说服力地去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情况的统一。”（《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要采取老老实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态度，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研究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这里，是没有任何捷径可寻的。鲁迅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验，诚恳地忠告过人们，切勿想以一年半载，凭几篇文字，就建立“空前绝后的大勋业”。大家都知道，有一次，拉萨尔告诉马克思，说他准备用两年的时间写一部“巨大的国民经济学的著作”。马克思抨击了这种不切实的幻想，指出这样做只能是讲空话，同时，又指出，要对经济问题发表议论，就必须进行长期的研究。马克思也曾经嘲笑过那些认为知识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幸运儿”，他们是用不着去“为一些经济学和历史的材料自寻苦恼”的。恩格斯曾经批评过那种“人们可以撰写一切他们所不曾研究过的东西”的“科学方法”，指出这是“高超的吹牛”，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生产出便宜而恶劣的“知识”产品。恩格斯说得好：“即令只要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挥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种需要多年静心研究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讲空话是无济于事的，这样的任务只有依靠大量的、经过批判审查了的、完全领会了的历史材料才可解决。”（《论卡尔·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