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政体系中的货物税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新财政体系中的货物税
　　崔敬伯
租税体系的塑形，是要受政治和经济两大条件的支配的。政治和经济有了变革，租税体系也必随着变革。原来认为重要的税，可以变为无足轻重，原来认为不良的税，可以变为“有力的槓杆”，就因为作为税制基础的政治和经济有了变化的原故。
货物税一称消费税，也称间接税，按照资产阶级财政学者的说法，认为是不良的税，这在资本主义社会或半封建社会，自然也颇有理由。在那些社会里存在着很严重的剥削关系，以致分配到各个人的国民所得大相悬殊。穷人要吃那些盐，阔人也许吃不了那些盐，却要叫他们担负同一税率的消费税，当然是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剥削的制度如果推翻了，各个国民所得大致平均，这时叫他们负担同一税率的消费税，岂不更合于公平普遍的原则？并没有什么不合理。笔者在本年五月十四日出版的上海经济评论第五卷第三期“财政新类型的展开”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说法：“以前对间接税所以多称为恶税者，并不是税的本身不好，而是那些社会的经济基础，早就有了毛病。贫富悬隔分配不均，纳税能力，相差甚远，于此而令其负担同额消费税，自然加重不平，所以是恶税。但若社会经济制度有了划时代的变革，分配上的不平业已大见减轻，此时的间接税，就要刮目相视，不是以前那样坏了，还可以当作实现政策的手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半封建社会，可以说：直接税是良税，间接税是恶税，但在社会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社会，就不能这样讲法了。古时的聪明人曾说过：“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不能把握政治和经济的前提，而侈言税种的好坏，结果毫无是处。
美国加利福尼大学的一位财政学老教授浦兰在一九三一年出版的“苏联财政政策”英译本的序言里，曾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税，在俄国，较之在资产阶级国家，是很不相同的。美国各州的宪法，一致宣称：划一和平等是租税正义的主要条件。相反的，在苏维埃的俄国，却要宣称：租税应该根据社会阶级的分别，把它作为苏维埃社会政策最有力的＠①杆之一。换句话讲，就是作为达成经济生活的平等。共产党人当他们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是攻击间接税的，加以有害失平的罪名。但是这种税，一旦到了苏维埃统治者的手里，却变成指导消费于许可方向的神圣手段。他们对于公债，可以采用强制的方式，抽签给奖的引诱，也不视为禁条。这对于我们真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这对于生长在美国资本主义的氛围里的浦兰老教授，确乎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但在推翻了剥削制度的国度里，对于税种的判断，自然另有一个标准和是非，和正统派资产阶级财政学者的见解，有着根本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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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税在新民主主义财政类型的系列中负有重大的使命，虽然一时还赶不上苏联所表现的成绩，但是对于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要求的租税功能，确是占很重要的地位。第一、新民主主义时代的财政，尚未能从国营事业，即时取得充分的收入，公共收入的来源，仍须仰赖于租税。同时国家既是容许私人所有私营企业的存在，而且用种种方法，清除其障碍，辅助其发展，则对于国家建设所需要的经费，亦自有力量负担的责任。所以租税收入对于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要求，必须负起应尽的任务。在目前经济现实的基础之上，所有现行税类之中，除了农业税而外，自应以货物税的税源为广，税收为多，足以供应国家收入的需求，这是一。货物税的征课，在大体上是要发生转嫁作用，将租税的负担，转嫁于消费者的身上，其结果，可以发生两个影响：一个是必须消费，并不因消费税的负担而减少其购买的，或是收入充分对于消费税的负担不感沉重的，结果可以通过货物税的征课，将散在各个人手里的收入一部或余资，汇集于政府的手里，有计划的转移于国家建设之用。一个是对于非必需品，因为课税或税率稍重的原故，而减少消费或停止消费，结果可以把节约下来的一部收入或余资，更用之于有益的方面，增大其社会的效能。共同纲领中所主张的“厉行精简节约”，也可以借着货物税的征课，发挥其一部分的作用，这是二。货物税的征课，直接可以影响消费，间接即可以影响生产。对于非必需品课税或重税之后，减少了消费，因而减少生产或是降低其生产的利润，结果可便非必需品的私营企业，渐趋收缩，将资本与劳力，转移于有益的方向，则对于经济建设，必可发生良好的影响。共同纲领中规定国营经济对于私营经济要发生领导的作用，同时，合理运用财政政策中的租税政策，亦可发挥领导私营经济的影响，这是三。现行货物税，以本年九月二十一日颁布的华北区货物税暂行条例为例，征收货物税的税目，计有十六类，包括甚广。但是我们要知道：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不仅将征课的税类，统一起来，而且将稽征的机构统一起来！一个货物税法之外，不再有五花八门支离破碎的变相货物税。一个系统的税务局之外，不再有又是中央又是地方分歧对立一国三公的征收机关。总结起来，现在货物税的征课，较之过去时代，实已大大的简化。而且，税目虽多，但是对于必需品，非必需品，以及奢侈品，分别得很仔细。税率的轻重，莫不比照货物的性质，详细区分。从最低税率——麦粉从价征收百分之二·五到最高税率——机制卷烟从价征收百分之一百，这对于左右消费领导生产的经济作用，和对于增加收入汇集余资的财政作用，以及顾虑生活促进节约的社会作用，均能兼筹并顾，这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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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税属于间接税的一种，那么今天所行的货物税，对于直接税的比重，究竟该怎样才算合理呢？按照资产阶级的财政理论如同英美所流行的一套，以及抗战开始后解放胜利前各方所主张的偏重直接税的说法，不免将货物税的比重压低，这在英美那样社会和解放前的中国，亦不无一部分的理由。但在大解放以后的今日，还要援引英美式的租税理论，或是沿袭解放前的流行说法，不用说，是根本错误，就是马上效法苏联，欲将直接税作到无足轻重，也是躐等欲速。因为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下，私营经济所占的成分尚多，较之苏联已经走到社会主义经济者不同，我们就不能不运用直接税尤其是工商税，使私营经济对于国家财政，分担其合理的税负。所以我们对于直接税的征课，还要期其应有的发展。私营经济能够发展，反映在税收上，还不就是直接税的发展么？但是这个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之下，是有其限度的。因为私营经济的利润，不能为无限度的增殖，超过一定限度而近于垄断的利润时，那是共同纲领所绝对不许的。打算从逾量的私营利润，取得庞大的直接税收，在新民主主义之下，是不应该而且是不可能的，所以直接税在今日，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余地，但是它的比重，总要次于货物税。而况战争之后，喘息方苏，私营工商业不能马上获得充足的利润，以提高其生产力，那么工商税的税率，不仅不能提高，且须酌予降低，对工业课税又须较低于商业课税，而工业课税之中，又须区别性质，优予减免，为这样一来，对于工商税税收的估计，就不能跻于货物税之上了。自然，工商业得遂其合理的发展，就是用低税率，也可以增加收入，发挥租税的弹力。但在整个税收的比重上，总不免，而且应该列在货物税的次位，两相补充，以贯彻整个的财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