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海千顷翻碧浪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越南通讯

稻海千顷翻碧浪
本报记者　戴枫
放眼望去，近处远处，全是绿色的稻田。近处的田野，现出一片黄绿色，鲜艳如彩绸；远处的田野，呈现着一片浓绿，广阔接青天。没有一丝风，立在路旁的白铁木树、凤凰树和芭蕉，树梢一动也不动。强烈的太阳透过稀薄的云彩直射下来，使人感到仿佛是生活在夏天里。可是，晚稻田里，饱满的稻穗已经低垂着头，埋进了绿里透黄的叶丛中，这不又是深秋季节的景象吗？然而，近处又闪出一块块的绿葱葱的秧田，长着密密麻麻的春播秧苗，翠绿可爱，一派生气，这又不能不使人联想起春天。已经是11月了，可是，越南北方的田野却呈现着这样千变万化、美丽迷人的景色。越南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把大地绣得如花似锦。
汽车从河内出发，沿着五号公路行驶，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兴安省著名的“三千亩”大稻田。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里，长满了禾穗丰实的稻子。这片稻田虽然名为“三千亩”，但据同行的越南朋友说：其实岂止三千亩，至少也有上万亩。这里原先是芦苇滩，后来开垦变成稻田。解放前，十年有九年干旱，大旱时，走十里，不见一根青禾。解放后，组织起来的兴安省人民，大修水利，奋战旱魔，如今，田野上沟沟相通，渠渠相连。金灿灿的阳光，照耀得丰收的大地生意盎然。
我们走进“三千亩”大稻田所属的安美县书柿合作社里，只听得村东头传来阵阵的噼啪声，那是第三生产队的脱谷场。场地不算大，一排放着七个石凳，每个凳子后面站两个人。男男女女都戴着三角形的“叶笠”，穿着赭色的无领单衣，宽腿长裤。他们用竹制的打稻夹夹起一把把稻禾，有节奏地在石凳上拍打，金黄色的稻谷随着“噼啪”声，四起飞扬，跳得又高又远。我抓起一把脱粒的谷子，站在我身旁的一位老社员笑嘻嘻地凑过来说：“粒多大！糯米谷一公顷能出三吨多，又超过去年啦！”
社主任张登眉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健壮结实，穿着蓝色衬衣，黄咔叽长裤，脚上着一双抗战鞋。他领我们到社办公室，告诉我们书柿农业社的发展情况。他说：“这一带从前遭受过帝国主义残酷的压迫和严重的破坏，地少，灾多。我们依靠组织起来的集体力量克服困难。1958年越南北方组织合作社时，我们第一批成立了农业社，努力提高生产。1960年合作社壮大了，花了七千元（越币）买了三十六头水牛，变成了高级社。”先前这地方由于终年缺水，一年只种一季稻。1960年社员们齐心挖水渠，修起了一条一千七百米长的水渠，引进了水源，于是第二年种上了双季稻，生产翻了个身。原先合作社有二百八十六亩（越南中部亩，每亩合七点一八四市亩）水田，只能种秋稻，现在改种了夏秋双季稻，一下子变成了六百零八亩，产量提高了近一倍，全社二百户，家家有余粮，户户养牲畜。
晌午，社主任又领我们到田头转了一圈。这时的田野比打谷场更热闹。在一块六分地的田里，第三小组的十三个男女组员正在割稻竞赛。妇女们一点不示弱，她们弯着腰熟练地挥动着镰刀，不停地向前迅速走动。一个拖着长发的姑娘，把一捆捆稻把子放到竹架上，装得满满一担，然后，轻盈地放到肩上，不一会，就消失在芭蕉后面了。绕过田塍，迎面走来了一位穿着褪色军服的中年人，他热情地要我上他家去看看他家的大火鸡。他叫陈文重，现在住的房屋是土改时分配的，火鸡房设在偏房里。这时，火鸡正放在外边。正屋居中挂着金星红旗，一面墙壁上挂着胡主席、毛主席的彩色像。两张大木床占了两个屋角，床上吊挂着白色蚊帐，靠门边堆放着刚发的四百公斤糯米谷。解放前，陈文重一家正如所有贫苦人家一样，终年无温饱。他的两个姐妹先后饿死。1949年，在绝路中找到了人民军游击队，参了军，打帝国主义。1955年复员回来，参加了斗地主、分土地的斗争，后来，加入了农业合作社，积极生产。
前院里传来“咯咯”的鸡鸣声，陈文重的老母亲赶着十只红冠黑羽的大火鸡进来了。老妇人今年六十九岁了，但身体挺硬朗，没掉一个牙齿，她笑容满面地说：“我能活到这把年纪，这是劳动党和胡主席给的。”
接着我们又到另一户去访问。主人陈登美从场上赶来，向客人敬烟，敬茶。大家说他的房子盖得很好，他说：“是啊，从前连顶蚊帐都没有，今天盖起了新屋，一年的粮食也吃不完。”
社主任插言说：这个村近年里已盖了七个新屋了，许多社员都想盖新屋，就是一时买不到木料、砖瓦。现在家家有余粮卖给国家。这时，县委书记也来了，他说：“书柿农业社是仅属中等水平的合作社，省里县上生产更好的社还多着哩！”这话一点不假，我在兴安省旅行三天，到处看见一片丰收景象。其实，岂止兴安省，我在越南北方的北部和中部旅途中见到的晚稻不是都长得很好吗？越南同志说，要不是晚秋时一场台风，一些地区的晚稻和晚秋作物受了点影响，今年的晚稻又会全面丰收了。
出了村口，看见三五成群的孩子放学回来，他们有的带红领巾，有的戴“叶笠”，笑着嚷着。远处，太阳沉没到木瓜树后面了。落日余辉把波涛千顷的绿色稻海，抹上了一道道金光。
（附图片）
越南北方兴安省黎红锋农业社社员在收割晚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