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的斗争——读书笔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针锋相对的斗争
——读书笔记
林韦
最近重读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一些著作，颇有所感，抄录一段如下。
“对于一切反共顽固派的防共、限共、反共的法律、命令、宣传、批评，不论是理论上的、政治上的、军事上的，原则上均应坚决地反抗之，均应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他们要四、五支队南下，我们则以无论如何不能南下的态度对付之；他们要叶、张两部南下，我们则以请准征调一部北上对付之；他们说我们破坏兵役，我们就请他们扩大新四军的募兵区域；他们说我们的宣传错误，我们就请他们取消一切反共宣传，取消一切磨擦法令；他们要向我们举行军事进攻，我们就实行军事反攻以打破之。实行这样的针锋相对的政策，我们是有理由的。凡一切有理之事，不但我党中央应该提出，我军的任何部分均应该提出。……只有向顽固派采取这种强硬态度和在斗争时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才能使顽固派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才能缩小顽固派防共、限共、反共的范围，才能强迫顽固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也才能使顽固派不敢轻易分裂。所以，斗争是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巩固国共合作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我党我军内部，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发扬勇气，团结干部，扩大力量，巩固军队和巩固党。在对中间派的关系上，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争取动摇的中间派，支持同情的中间派，否则都是不可能的。在对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
这段话是毛泽东同志1940年5月为中共中央所写的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的一段。当时我国的形势是：代表亲美派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还没有公开放弃抗日的旗帜，一方面却把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削弱和消灭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力量。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目的，他们制定出许多“限共”、“溶共”、“防共”、“反共”的方案和计划，高喊“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等反动口号，要求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革命根据地，要求取消革命根据地的各种军政组织和进步的政策法令，彻底实现反革命的统一。为此，他们1939年春夏之交就在山东博山和河北深县袭击过八路军。12月间更下令包围陕甘宁边区部队，侵占了五个县城。与此同时，阎锡山部反动军队在晋西和晋东南对抗日决死队发动进攻。1940年春，朱怀冰部反动军队大举袭击太行地区的八路军。这就是有名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到1940年5月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这个指示的时候，第一次反共高潮已经被我们打退，但是反动派并不甘心，他们又在准备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他们要新四军四、五支队和叶、张两部南下，都是明显的军事阴谋。他们说新四军破坏兵役，宣传错误，也是蓄意颠倒黑白，为发动反革命进攻制造舆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了上面这个指示给东南局。
这些话鲜明地表达了一种思想，就是对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只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坚决抵抗，迫使反动派“承认我们的合法地位”，“有所畏而不敢压迫我们”，“不敢轻易分裂”。也就是说，不能实行无原则的迁就退让，乞求反动派承认我们的地位，发善心而不来压迫我们，不来闹分裂。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正确而深刻的总结。从中国革命的历史看，这是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进、后退、成功和失败的重大问题。
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党的机会主义领导者陈独秀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用坚决的行动来打退反动派对革命的进攻，而是想用无原则的妥协退让来“稳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领袖。反动派不喜欢农民运动，他就抑制农民运动，反对农民的土地改革的要求。反动派不喜欢工人武装，他就不发展工人武装，甚至劝告工人放下武器。反动派不喜欢共产党掌握军队和政权，他就把军队和政权让给反动派去掌握。但是，这样的迁就，并没有使反动派停止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进攻。事实恰恰相反：反动派看见革命派软弱可欺，就步步进逼，直至公开用武力镇压群众运动，解除人民武装，大规模捕杀革命者，绞杀整个革命运动。
在抗日战争时期，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个时期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领导之下，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切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命令和反动宣传，实行独立自主的革命政策，反动派不愿意我们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我们坚决建立。不仅是保持原有的陕甘宁根据地，而且猛烈地向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省一切日本占领区发展，建立了许多块根据地。不仅在山区发展，也在平原发展；不仅在北方发展，也在南方发展。三、四年间，根据地的面积和人口扩大了许多倍。反动派不喜欢我们发动群众，我们坚决发动群众，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反恶霸，清旧债，并且尽一切可能把群众武装起来。反动派不允许我们扩大军队，我们在发展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迅速扩大人民武装力量，三、四年间就扩大十来倍。反动派要求取消抗日根据地，取消根据地的军政组织，在根据地建立反共据点和施行保甲制度，等等，我们坚决抵抗，使反动派无法实行。
反动派那时候仗恃在军队数量和装备上还占优势，想用军事进攻来消灭和削弱我们。这时候如果不作反击，他们就一定会得寸进尺，步步进逼，使我们无地立足。但是我们没有示弱，我们实行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1939年，反共军队侵入我陕甘宁边区，我们坚决把它赶出去。阎锡山反动军队进攻我抗日新军，我们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朱怀冰部在太行袭击我军，我们消灭了他三个师。其他由反动派部队挑起来的大小武装磨擦，也都在我们的坚决反击下归于失败。前面所说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就这样被我们打退了。
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些可珍贵的历史经验，写出了上面那些论断。以后事变的发展，进一步证明了这些论断的全部正确性。
在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写这个文件的时期，东南局书记项英同志思想严重右倾，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军队，想用迁就退让来停止反动派的进攻，对反动派进攻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缺少精神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中央这个指示到达以后，项英同志仍然不愿执行，因此使自己在反动派1941年初发动突然袭击时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使皖南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项英同志本人也被反动派杀害。
但这只是地区性和暂时性的错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全局说来，是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的。以1941年初这次反共高潮说，反动派也只是在皖南占了一些便宜。他们对新四军其他部队的进攻，都被英勇地击退了。反动派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我们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公开加以驳斥，拒绝，并自己委任军长政委，将新四军编为七个师，在苏中、苏北、苏南、淮北、淮南、皖中、鄂赣湘等地区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战。这以后，我们的这些根据地和军队更加巩固，取得了更大的发展。
我们对反动派的斗争，不仅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而且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都是针锋相对的。毛泽东同志当时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其他不少著作，都是这时期思想理论斗争的产物。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坚持了对反动派的各种阴谋活动和反动政策的公开揭露和批评。反动派的每一阴谋活动刚一露头，我们就在报刊上和电台公开揭露，告诉人民，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这种公开的揭露和批评，及时地擦亮了人民的眼睛，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武装了人民的头脑，使人们经常处于清醒状态，对反动派的袭击有充分的准备。
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对反动派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反动派处于被动地位，很难发动对革命的突然袭击，所谓“反共好，反不了”。到抗日战争末期胜利反攻的时候，我们空前地壮大起来。反动派不许我们缴日伪军的械，我们硬缴到许多。反动派不许我们收复日伪占领的城市，我们硬收复了许多。反动派想要一脚踢开抗日人民，独吞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我们硬是叫他们做不到。
对反动派的胜利的斗争，有力地促进了人民进步力量的发展，团结了中间力量，孤立了反动派。党的威望空前提高，党的思想阵地更远远超过军事阵地。中国人民对于革命胜利的信心，对于建设一个强大独立的民主幸福的新中国的革命热情，空前地高涨起来。我国民主革命在最后几年极迅速的发展和在全国取得胜利，是以抗日时期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为基础的。
当然，在反动派还没有放弃抗日旗帜、没有向革命力量全面进攻的条件下，我们对反动派的斗争是遵守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的。有理，就是道理在我们这边，我们的道理对。这样就能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削弱反动派的政治影响。有利，就是要衡量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和各方面的条件，做得有利于整个革命事业，而不是不利于整个革命事业。有节，是要有节制，有限度。不超出当时总方针、总路线所能允许的限度。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不止一次地强调过的“留有余地”，“适可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