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 关于近代史中一章的读书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
——关于近代史中一章的读书札记——
陈原
恩格斯在1857年4月初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短文，热情地歌颂了誓死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官兵。这篇短文是在回溯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役，即京口〔镇江〕战役时，称赞这些硬骨头的：
“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
“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一千五百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
“他们在应战以前好像就已料到战斗的结局，他们将自己的妻子儿女绞死或者淹死；后来从井中曾打捞出许多尸体。”
“司令官看到大势已去，就焚烧了自己的房屋，本人也投火自尽。”①
恩格斯写作这篇短文后不到两个月，他又写了另一篇短文②，气势磅礴地再一次歌颂了人民战争，抨击了所谓“文明”的野蛮人——殖民主义海盗，斥责了他们御用报刊的污蔑。这篇短文评论的虽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无疑地在人民的情绪方面这个时期比第一次战争更为高涨了，但是文中的命意，是歌颂硬骨头的精神，同作者在写第一篇短文时，是完全一致的：
“现在至少在南方各省（直到现在军事行动只限于这些省份之内），民众积极地而且是狂热地参加反对外国人的斗争。”
“连乘轮船到外国去的苦力都好像事先约定好了，在每个放洋的轮船上起来骚动殴斗，夺取轮船，他们宁愿与船同沉海底或者在船上烧死，也不愿投降。”
“军队（指侵略军队——作者注）对于采取这种作战方法的人民有什么办法呢？”
“这些向毫无防御的城市开火、杀人之外又强奸妇女的文明贩子们，自然会把中国人的这种抵抗方法叫做怯懦的、野蛮的、残酷的方法；可是既然只有这种方法能生效，那末中国人管得着这些吗？”
“简单地说，我们不要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pro aris et focis〔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为了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
从这以上摘引的片断，人们可以看到，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奠基人，是如何坚定不移地站在被压迫被侮辱的民族的一边，是如何热情汹涌地歌颂那些“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而进行自我牺牲的硬骨头。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的末期，当强大的外国侵略者兵临城下时，要在小小的京口〔镇江〕发动“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斗，那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极大的决心、勇气和不屈的精神。发动这次战斗之所以难能可贵，首先因为它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出现的，敌人无论从数量上或火力配备上，都占了压倒优势。正所谓“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以泰山压顶之势，围困一个孤立无援的战略据点——外国侵略者动员了七八十艘军舰，其中包括两艘各装有七十四门大炮的炮舰，八艘三桅兵船，许多大帆船和两桅兵船，还有十二艘汽船和四十条运输船。全部兵力，共计一万五千人。守军呢？只有海龄副都统率领下的驻防旗兵一千五百人（一说只有一千二百人）。火力的对比，无可怀疑，优势也在敌人一面。守军在城外的圌山炮台原有二十几门大炮，虽是土炮，也有一定火力，但镇守圌山的周顼却不是个硬骨头，他事前不肯加固工事，接战之后，慌忙撤走。守城的旗兵手里，仍不过是刀剑矛戟，大量的射击武器还只是弓箭，那时也有少量的“扛炮”、“火箭喷筒”，但是杀伤力是很小的。据同时代的历史家魏源说，扛炮射程为半里，火箭喷筒只十数丈；而外国侵略军的“飞炮”，却是“仰空堕弹之炸炮”，一打起来，“炸裂四出，迸射数丈”。按照记载，敌人那时已有来福枪，人称之为“洋枪”，这当然比之弓箭是厉害多了。
那时的当权者看见了这些新式火器，吓得浑身麻木，完全看不到“强大的”侵略者的致命弱点——他们进行的是不义的掠夺战争，他们在被侵略者的国土上作战，他们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此外，他们的补给线太长，他们的士气是依靠“文明”欧洲的“风俗”，即破城后奸淫掳掠来维持的……等等。
所以说，敢于在京口发动抵抗斗争，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其所以难能可贵还在于：这场抵抗战争是在一片妥协投降的喧声中出现的，它像划破黑夜长空的一道炫眼的闪电。此时，统治阶级害怕江山坐不稳，它的内部引起了分化，主张抵抗外敌的爱国的士绅已先后被排斥出政治舞台，那些敢于挺直腰杆子和人民群众一道向外敌作斗争的爱国者差不多已完全失势：革职的革职，充军的充军，殉国的殉国了。
抵抗派的代表——早年在广东组织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此时正踏上流放的征途；跟林则徐一度合作抗争、后来成为知心战友的邓廷桢，则早已流戍在西陲，远离斗争的前线了。朝廷里面已经完全听不见最微弱的抵抗声音，连昔日支持过林则徐而实际上并无权力的老臣王鼎，此时也忽然病殁于京城。关天培在虎门，江继芸在福建，葛云飞在定海，裕谦在镇海，陈化成在宝山……这些可敬的硬骨头，都已先后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自由的神圣事业，献出了自己最后一滴血。
现在是群丑登场了。首先是那些曾经表面上那么轰轰烈烈、似乎真要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的软骨头，他们被敌人的新式武器吓破了胆，被自己搜括而得的百万家财迷了心窍，被各地民众在内外压迫下“挺而走险”的威势吓昏了头，被统治阶级排除硬骨头爱国者的措施吓得手足无措，——这些动摇的变节的士绅，就连忙摘下了抗敌的假面具，加入了妥协投降的大合唱。浙江巡抚刘韵珂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向皇帝上了有名的“十可虑”奏折。这份奏折活生生地描绘出一个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贪生怕死、苟且偷安而同时在自己的“子民”面前如狼似虎的软骨头的一副丑恶嘴脸。
请看看这个没有一点民族气节的败类说些什么吧：
“各省兵勇，锐气全消。”
“该逆火器之精，不独大炮一项，其火箭火弹，亦无不猛烈异常，无可抵御（！）”。
“水战尤为该逆之所习，……只能望洋兴叹。”
“不惟攻剿綦难，防守亦极不易。恐该逆所到之处，无复完城。”
“当此人心震扰之时，难保不潜相煽惑，散而复聚。”
“防无已时，即费难数计，糜饷劳师，伊于胡底。”③
评论是多余的。在软骨头眼中没有别的，有的只是绝望，恐怖，火器，危险……，因而他们眼里只有一条出路：投降。刘韵珂于是向主子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要求赶快将外国侵略者所“感戴”的、已被革职查办的伊里布，以及外国海盗所“倾服”的伊里布的家丁张喜调往江南，“以备任使”，甚至说敌人听见把这样的软骨头老爷们调到前线，可能就“不复内犯”了！
这个条陈完全符合道光皇帝的心意，他立即下令，着皇室耆英为钦差大臣，带着另一个被革了职的大臣伊里布，驰赴江南办理“夷务”。敌人这时哪里肯“和”？侵略者所“感戴”和“倾服”的软骨头到了江南，又哪里可以阻止侵略军的前进？正相反，敌人现在认为他们可以长驱直入了。侵略军陷上海、侵宝山，并采“中国通”马礼逊的建议，溯江西上，企图占领江宁〔南京〕，将大运河的入口控制着，窒息帝国的首都北京，迫使清朝统治集团出卖祖国，满足海盗的贪欲。在这嚣张的形势下，耆英慌忙由伊里布伴随着，伊里布又由里通外国的张喜伴随着，赶往“前方”去同驻扎江宁的两江总督牛鉴议论对策了。皇帝的快马接二连三地传来了“御旨”，要这些软骨头的老爷们务必设法“羁縻”敌人。羁縻！羁縻！羁縻不过是投降的代名词。1842年7月初，侵略军溯江指向京口的前夜，吓破了胆的老爷们十万火急地向皇上呼吁：“是战守两难，日久更不堪设想；惟有吁恳天恩，俯念东南时势”，赶快投降吧。……7月13日，牛鉴巡视了形势十分紧张的京口，做出“指挥若定”的姿态，但是第二天，7月14日，这位软骨老爷便匆匆回到江宁，同一天，他竟然绕过了钦差，单独上奏，企图取得投降活动中的一份可耻的“功劳”。这个靠人民的血养肥了的软骨头，在外国海盗张牙舞爪要凌辱他的驻地的时候，竟然恬不知耻地说什么“中外同系赤子，休兵并免夷伤”，呼吁皇帝“网开一面”，“用示怀柔”。当海盗的刀子快要砍在自己的脖子上，他还大呼：自古“耀德而不观兵，并无伤于国体”。连道光皇帝也嫌他说得过于露骨，于是提起“御笔”“朱批”道：“中伊里布之害不浅矣！”但此时道光皇帝已经放下心来，他心中明白，举国的文武百官，都已成为软骨头，江南战区已经没有哪一个执政者反对“羁縻”了！
统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万万料不到在这小小的京口，竟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十分激烈的“为了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京口的守将海龄，有过许多错误和笨拙的措施④，但是不论他多么愚蠢（他将城门紧闭，不准进出，又拒绝汉兵入城），不论他多么偏激（他不信任汉人，滥杀好人，指为“汉奸”），不论他多么粗暴（他的部下先吊死了自己的妻儿），他却没有逃之夭夭，他没有贪生怕死，他没有向皇帝呼吁“羁縻”，他没有撤退部队，他没有投降敌寇，在这样的气氛下他拿起了武器，把军队投入反抗海盗的斗争，无论如何，他终究是个硬骨头。京口的驻防旗兵个个也是硬骨头，他们用自己的血肉顶住海盗的新式火器，给入侵者造成重大的损失。这使一百二十年后的我们，不得不吟味恩格斯的名言：“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让我们从侵略军的正式文书、文告或者侵略军官的回忆录中⑤，摘出一些片断，来从旁证明这些硬骨头是多么值得称赞吧：
“由于他们不肯投降，多数不是被杀就是在着火的房屋中被焚。”（敌陆军司令卧乌古7月25日的正式报告）
水兵“被激烈的炮火所阻击。”（敌海军司令巴驾提督7月26日的正式报告）。
“在镇江战役中所遭受的损失，比起以往任何战役都要惨重。”（柏纳德）
“不论汉兵或旗兵都表现得非常勇敢……虽然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还是不肯屈服的。”（利洛）
中国军队“的确以出乎意料的决心作战。”（宾汉）
顽强的抵抗“完全出乎总司令的意料之外，在许多场合是寸土必争的，当我军占领城垒之后，旗兵以庭园的墙壁为掩护，继续向我军射击。”（康宁加木）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很响的枪声，接着又听到一阵隆隆的炮声，这说明有许多人参加作战。”（奥特隆尼）
民众当然是硬骨头。京口的群众和三元里的群众，同样是不肯向外敌屈服的硬汉。群众的抗争，没有正史可记，这不稀奇，本来前时代的历史家就很少记述群众的活动，但不久以前收集到的十多篇镇江民间传说⑥，则是由群众自己歌颂了自己。例如《退鬼》一篇中的孙姑娘，就是以机智、勇敢和大无畏的神精歼灭入侵者的硬骨头的代表。传说中也说到关于蒙古族云旗尉巴扎尔“血战焦山”的故事，这样，京口保卫战就成为近百年来中华各族人民并肩作战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最初一次大演习了！群众是用石头、用木棍、用火、用最原始的武器，加上自己的勇敢、决心、锐气、智慧和不屈的气节，将拥有当时最新式火器的“武装到了牙齿”的海盗，打得落花流水，日夜不宁。请看侵略者自己的供状：
“本船须用之鸡、鸭、鹅、猪、鸡蛋、牛乳、菜薯等物，民人自应随时带到船上售卖（！），……倘有听从不法之徒，阻汝来卖，本副将定将带人上岸巡游村乡，到处强取拿。”（摘自侵略军“告示”）——前句是虚，后句是实；买卖为名，“强取拿”为实。这条告示不但表明了入侵者的海盗本性，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坚壁清野方法不卖食物给入侵者的抗争。
“倘有……胆敢暗行相害，……本副将定以相近之村乡灭毁，并将查出原犯等，逐一绞死。”（摘自侵略军“告示”）这条告示不但表明，“文明”贩子以传播文明为护身符，他们进行的却无非“灭毁”“绞死”，同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文明”的海盗眼中的“野蛮”手段，对付入侵者，杀死他们，使他们不敢单身上岸。
“本军门等，正恐尔居民或官人等，胆敢用火船火筏，欲焚烧我国兵船，则本军门……即将四方拿到船只，尽行毁灭，……尔等幸勿试为放火烧船，免致多人受累。”（摘自入侵的海陆军1842年7月19日联合“告示”）这条告示不但表明，殖民主义者是用火与剑来征服落后国家的，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群众用另外一种“野蛮”手段，即火攻，来对付海盗的战船，引起了海盗很大的恐慌。
“夜间敌人的一些零星部队，不时地袭击我军营房，使他们时刻惊醒；这对于我们军队来说是最伤脑筋的事，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准备抵抗攻击，这样就根本得不到什么休息了。”（摘自敌军官康宁加木的回忆录）这个侵略军官的自白，证明夜间是入侵者最可怖的时刻。不过这个军官始终不懂得，袭击他们的不是什么“零星部队”，软骨头率领下的部队早已逃走，硬骨头率领下的部队差不多已在逐屋争夺战中牺牲殆尽，更多袭击他们的是手无寸铁但揭竿而起的群众。
被软骨头们认为“同系赤子”、呼吁“休兵”以免伤害他们的外国侵略者，却并无一点“赤子”之心，在破城之后表演了他们固有的“海盗本性”（恩格斯），展示了海盗式“掠夺精神”（恩格斯），这对于屈膝求降的软骨头们，真是绝大的讽刺。一个侵略军官自己无耻地招供道，“按照我们欧洲的风俗，如果一个城市是经过战斗才拿下来的话，士兵们就可以在那里肆行劫掠！”（柏纳德）这就是“文明贩子”们的“风俗”！这就是软骨头们眼中的赤子！这就是恩格斯在上引的短文里所说的：敌人的损失很大，“他们为了对此进行报复，在劫城的时候大肆屠杀。”
1842年7月21日（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自晨至暮，京口这个孤立无援的小城，对入侵者进行了有效的抗击，“头可断，志不可屈”。城破了，但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事业并没有失败。这不屈的意志，迸发而为鲜红的火花，照亮了未来民族解放斗争的崎岖道路。不到十年，革命的烽火（太平天国运动）就燃烧了整个江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抵抗到京口之役告一段落，其后就是软骨头的老爷们屈膝投降，经过五个星期的“和谈”，8月29日（即旧历七月二十四日）统治阶级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和约。但是殖民主义的火与剑和软骨头的屈辱求和，并没有能够改变历史车轮的方向。从此以后，软骨头为一方，硬骨头为一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软骨头总是同外国入侵者一起压迫硬骨头的。这斗争一阵高过一阵。从京口之战算起，用了一百又七年的时间，不屈的人们终于推翻了软骨头及其外国主子们在中国的血腥统治。火花变成烈焰，历史就是这样证明的。正如恩格斯在写上引短文那一年（1857）所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①　即发表于1857年4月17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无题社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186—191页。
②　即1857年5月20日左右写的《波斯和中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中文版228—234页。
③　以上各节引自刘韵珂的奏折，引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
④　关于海龄的评价，这里不拟细谈。许多记载都是否定他的，关于这些记载，当然也有可议之处，这里从略。
⑤　这里和以下所引的文件和回忆录，见《中国丛报》第十二卷（1843），利洛书（1843），宾汉书（1843），柏纳德书（1844），奥特隆尼书（1844），康宁加木书（1853）。
⑥　见《民间文学》1961年8月号、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