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及其新校点本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前四史》及其新校点本
　　刘乃和
《前四史》是《二十四史》前四部的合称，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二十四史》版本很多，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歧异，给读者带来一些困难。今通行的有百衲本和武英殿本两大系统，清末以来各种翻刻本多据殿本，但殿本多衍脱错简；百衲本虽是用各史较早的刻本影印，错误较少，但也有因底本模糊，影印时经描润而致误之处。近年来，为了系统整理这部大书，有关方面作了统一安排，组织人力，进行校点。现史、汉、三国已先后出版，后汉正排校，明年可出书。这些史书的出版，是史学界一件大事。
从前古籍出版，除初学读本、诗文评点和小说外，多不点句，老辈甚至认为点句是俗浅的，不点句才古雅，所以谁读谁就从头点起。像《二十四史》不知历代有多少人点过句，但点本都未传下。其中，除史、汉因常作文章读诵有断句，清末《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有断句外，三国以后的二十一部从未有断句本，更不用说标点、分段了。古人未有雕板前，读书都要自己抄，有雕板后，书籍才得大量流传。现在未有标点前，读古籍要自己点，有了校点本后，不仅予读者以莫大方便，书籍将得以更广泛的利用，而且对于科学研究也会有很大帮助。
今将《前四史》简单介绍如下：
史记，一百三十卷，汉司马迁撰。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生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
迁年十岁诵读古文，二十岁开始他的游历生活，遨游大江南北。迁父谈，精通天文历数和黄老之学，武帝时作太史令，临死时嘱咐司马迁，希望能继承父业，完成他的著作。谈死后三年，迁继任太史令，这个职位虽低，但能够看到大量典籍，对于搜集史料是一个便利条件，于是他在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开始了他的不朽名著《史记》的撰写。天汉三年（公元前98年）遭到李陵降匈奴一事的牵连下狱，受了腐刑。他虽悲痛万分，但想到自己的著作还未完成，所以隐忍苟活，发愤著书。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自传说时代到汉武帝，约三千年历史。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写帝王事迹，也是一代的大事记；表是把古代错综复杂的史事按年代排列，使人一望而知；书记典章制度；世家讲诸侯封国；列传是人物传记。
司马迁所掌握的资料非常丰富。凡当时能看到的典籍，除经书外，如《国语》、《国策》、《楚汉春秋》、诸子骚赋，他无不引用。由于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他又引用了大量档案，包括诏令、法典、记功册等。此外他用亲身见闻，以补史册的不足。司马迁以他卓越的见解，运用了大量的资料，就使他的著作更加充实有力。
他的写作态度也极为严肃认真，所以班固称赞他有良史之材，并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应该特别提出的是他具有远大的历史见识。他不仅写了帝王、贵族、官僚的历史，而且也注意当时下层人物的活动，他为敢于和强暴势力反抗的任侠人物作游侠、刺客列传，他说这些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盛赞他们救人之急、舍己为人的侠义精神。他不仅为世袭诸侯写世家，而且把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列入世家，他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他把陈涉比之于商汤周武和孔子，俨然是把统治者所骂为
“盗贼”的人当作“圣人”来看待的。
在全书中，鲜明地表现出他对历史人物褒贬和爱憎的态度。他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平，他说：
“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他也敢于揭露贪官污吏的凶恶残暴，如《酷吏传》共写十人，都是汉朝的官。他甚至还敢于揭露本朝皇帝的卖官鬻爵、昏庸懵愦，如《平准书》里说武帝时“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王温舒传》中说：“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痛斥武帝用人的标准和政治的黑暗。
由于《史记》强烈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矛盾，所以引起封建统治者的不满和恐惧。后汉王允欲杀蔡邕，邕请求免死以写成汉史，王允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邕终死狱中。三国魏明帝和王肃说：“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以看出《史记》的存在，已使他们感到威胁。
《史记》不但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而且也是一部精湛的文学名著，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他叙事生动有力，善于刻划人物性格，如叱咤风云的英雄项羽，谦礼下士的贵族公子信陵君，慷慨悲歌的荆轲，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不畏诛戮挺身认弟遗尸的聂嫈等。这些英雄、妇女、贵族、刺客，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活跃纸上。
《史记》旧注本，现存三家：刘宋裴駰《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及张守节《正义》。三家注原各自成书，北宋合三书散入正文下。清金陵局用张文虎校三注本刊印，此本考核精审，新校点本乃以为底本，经过分段标点，张本不妥处又为之校正。
汉书，一百二十卷，后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原书一百卷，一般作一百二十卷，是连子卷计。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
（今陕西咸阳）人，彪子。彪专心史籍，作后传数十篇以续《史记》，书未成而死。固继承父业，继续写作。他曾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宪败，固牵连下狱死，书未完成，后由其妹昭及马续续成。昭是曹世叔妻。汉和帝多次召入宫，令皇后和诸贵人拜她作老师，号为曹大家。她是我国第一个著名女史学家，也是《二十四史》的唯一女作者。
《汉书》体制全袭《史记》，惟书改为志，并世家入传。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叙西汉一代历史，自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二百二十九年。
本书武帝太初前，绝大部分材料用《史记》，但文笔和编排有所不同，有的是新增传目，如吴芮、枚乘等传。有的是增加文章，如贾谊、晁错等传。有的是挪移《史记》材料，如蒯［kuǎi］通、伍被等传。所以读二书时，应互相参考。
太初以后事为《史记》所无，但司马迁死后，如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都曾续写《史记》，班彪不满意各家所续，“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重新写了一部分，班固继承他父亲的著述，更加充实，材料也是极丰富的。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后世史书，多循其例。刘知几很夸赞《汉书》，说它“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古迄今，无改斯道。”《后汉书·班固传》说他曾“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全书经过四人的精心撰述，权衡取舍，是比较完整周密的。
《汉书》以叙事见长，尤其是十志，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有很大发展，如《食货志》系统地叙述了经济制度和社会矛盾，对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极重要的资料。《地理志》对疆域、物产、户口、风俗，都有详细记载。《艺文志》将汉代仍存的书籍，作一全面的书录总结，是今存最古的书目，是讲目录学的很好依据。
又八表中《百官公卿表》记秦汉官制沿革及汉代公卿大臣的迁免，具体详实，对研究我国官制史、政治史都很重要，并为以后各史的宰相表、职官志等树立了榜样，贡献也是很大的。
班固尊崇儒家思想，认为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是非颇谬于圣人”，因此在他的著作里，是非爱憎没有《史记》那样强烈。
为《汉书》作注的颜师古是唐初人。《汉书》多古字古训，比较难懂，因此为之作注释的很多，师古作注时，引用前人注本已有二十三家。他的注解很精辟，所以历来都说师古是《汉书》功臣，并非过誉。
清末王先谦著《汉书补注》，汇集唐以后有关著作，以补颜注。因王本对各本得失已有论证，所以新校点本即用为底本，并加以校勘整理。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纪十、列传八十，刘宋范晔撰，唐章怀太子李贤注。志三十，晋司马彪撰，梁刘昭补注。
《前汉》一百二十卷，是连子卷计；《后汉》一百二十卷，是不连子卷计，其中有十卷分为上下，连子卷则成一百三十卷。
范晔（公元398—445），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读经史，善作文章。宋文帝义隆和他弟弟彭城王义康争国，晔是义康旧属，以
“谋反”被杀。年四十八岁。
范书体制，仿前二书。他原拟写十纪、十志、八十列传，合为一百篇，后因罪下狱，仅完成纪传，十志未成被杀害。今《后汉书》的八志三十卷，是晋司马彪撰。彪曾著《续汉书》并十志，梁刘昭注范书时，将彪志补入范书，并为作注，至唐李贤范书注出，刘注遂微。北宋时因孙奭［shì］的奏请，将李贤注范书并刘昭注彪志合刊，乃成今本《后汉书》。
本书的史料来源：据《隋志》，范晔之前有七家《后汉书》，此外又有杂史、起居注等约数十家。范书后出，拿诸家书作蓝本，精思独运，兼采各家之长，加以文章简洁有力，超过前人，所以范书得以流传，到唐初时诸家后汉书逐渐残缺佚亡。
本书的编纂特点：首先，列传中除循吏、儒林等类传外，其他各传也是以类相从，不拘时代，所以常有后汉初人与桓灵时人同在一传者，如长于经学的张纯、郑康成等同传，长于文章的杨终、应奉等同传，能极谏的刘陶、李云等同传。此法史汉也偶然有，但都没有此书显著。
其次，他用类叙法，有些人事迹简单，材料不多，他只为一人立传，诸人都附此传内，如《卓茂传》末附与茂同不仕王莽的龚胜等五人。《来历传》叙安帝时同谏废太子的郑安世等十七人。
此外他又创立了列女传，在《二十四史》中正式为妇女立传的，自此书始。他说：优秀的妇女，应当与男子没有什么不同，但典籍都不记载，所以特为立传。他的原则是才行高秀的，“不必专任一操而已”。这都是很卓越的见解。刘知几虽盛赞范晔，但对此则表示不满，认为蔡文姬不是从一而终，不应入列女传。自刘此论后，史家把列女传当作烈女传，已和范晔立传的意思大大不同了。
从编纂方法和文字运用，可看出范书“体大思精”，编次周密，不是轻心从事的。所以《史通·补注篇》称范删后汉，简而且周，疏而不漏，可谓推崇之至了。
全书对王侯公卿等非所注意，虽是高官厚爵而无贡献的人不为立传。对外戚宦官等残害百姓，极端厌恶。同情太学生和反抗豪强势力的人，歌颂那些刚正耿直不畏强暴的人。书中着重表扬死节，褒奖正直，很多列传写得气势磅礴，正义凛然，如《李固传》写固弟子郭亮守丧不去，《范滂传》写滂临刑与母诀别，《孔融传》写老母兄弟一门争死，《张俭传》写张俭望门投止，莫不破家相容等，悲壮淋漓，读之令人振奋。
清惠栋著《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极精，后王先谦采摭清人对范书的注解考订而成《后汉书集解》。《后汉书》现存最早版本是南宋绍兴本即百衲本，新校点本即以之为底本，并参考王氏集解和其他各本，较以往各本将更为完备。
三国志，六十五卷，西晋陈寿撰，刘宋裴松之注。其中魏志三十，蜀志十五，吴志二十。
陈寿（公元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是蜀史学家谯周的弟子，蜀亡时三十一岁。
陈寿生于三国死于晋，写三国历史，时代太近，有关当时历史的书籍尚未全出，又因三国地区分散，所以史料搜集较困难。三志中蜀志仅占十五卷，卷数远不及魏、吴。陈寿虽是蜀人，因蜀不设史官，材料更少，所以凡蜀汉史事，零篇散牍也都注意搜集。《诸葛亮传》连诸葛氏集目录及寿自己所上表，都附在后面。《杨戏传》末将戏著《季汉辅臣赞》全部收入。季汉即蜀，其中蜀志无传的人，寿用小字单行注其大略，叙明不作传的原因，常常说“失其行事，故不为传”，可以看出蜀的材料尤为缺乏。但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同时人夏侯湛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晋初王沈著《魏书》，吴韦昭著《吴书》，蜀王崇著《蜀书》，三书皆不传，惟陈志编制胜于前书，故能独存。
此书的编纂：书虽名志，只有纪传实无志，虽帝魏而书名三国，其例甚新。本来他很可以作魏书，以蜀、吴作世家或载记，今名三国，可知他不是独尊曹魏，但由于蜀亡后他作晋臣，晋自魏得天下，他不得不如此写而已。他为魏帝作纪，蜀、吴诸主作传，名虽用传而仍用编年纪事，以说明蜀、吴二国政令所自出，以示三国鼎峙，不相统摄，这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历代史家，各为其本朝政权服务，因所处朝代不同，故东西晋、南北宋的史学家持论也不同。《旧唐志》甚至把此书分别著录，以《魏国志》入正史类，《蜀、吴国志》入伪史类，这反映了五代时史官的意见。新校点本《出版说明》云《旧唐志》以“蜀书、吴书入编年类”，当是偶误。
三国虽是各自为书，而仍有联系，组织编排。煞费苦心，凡事在传里写则纪不写，蜀志写则魏志不写，魏志写则吴志不写，无重见叠出。此法陈寿常用，《后汉书》后出，多效仿之。但范书文章较胜，陈、范二书都有传的共十几篇，可比对参考。
陈志以文字简洁著称，但由于史料缺乏，有时失于过简，所以寿死后一百多年，宋文帝命裴松之为之作注。这时三国时代的史料碑传等渐渐流传，松之所见史料很多，注中引书达二百一十种。其中绝大部分今已亡失，由于裴注的征引，得以保留下来。
裴松之（公元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
（今山西闻喜）人，是作《史记集解》的裴駰的父亲。松之长范晔二十六岁，而范先卒六年，二人同时撰著，裴注先成，但二书各不相谋，都有成就。
古人注书有两种，一种是训诂名物，一种是补缀事实。裴注是补缀事实，与前面三史的注不同。裴注约分四例：条其异同，正其谬误，疏其详略，补其阙漏。松之自己比作“蜜蜂兼采”，搜集史料相当丰富。《三国演义》运用历史材料，发挥渲染，成为人人爱读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很多故事性较强的情节，都得于裴注。在史料价值上裴注是并不弱于陈志的。
《三国志》版本，通行的有四种：百衲本、殿本、江南局本和活字印本。新校点本以四种本互校，择善而从，并参考清代各家的校勘考订。（如《魏志·王肃传》评，最后“刘实以为”一段；《蜀志·杨戏传》采《益部耆旧杂记》载王嗣等三人事，原都是裴注，殿本误入正文，新校点本已改正。又杨戏《季汉辅臣赞》，戏文、寿文、裴注皆相连不易辨，新本已用顶格、低格、小字注，区分清楚，颇便阅读）。
总之，《二十四史》，尤其是《前四史》，都是研究文史经常需要参考的重要书籍，有了校点本，不论是精读选读，还是翻阅参考，都极方便。原书错误或应删的字，以圆括号小字标出，增添或改正的字，用方括号标出，既保留原文，又指出正确的字句，非擅改原书者可比。其中人、地、书名有标号，书中所引的长篇文章、诏册等低一格，注文用小字，眉目清晰，段落分明。加以校勘较审慎，并吸取了诸家研究成果，自然会超过前人。有此基础，今后再加修订，将会更完善起来。
有人认为从事整理校点古籍，不是科学研究，不屑于作这项工作；也有人以为这事很容易、很简单，看不起这项工作。其实认真整理古籍，既有意义，也不简单。校勘要掌握大量资料，要有丰富的文史常识，才能精密完备；点句要全部读通，如《史记》的书，《前后汉》的志，都是难懂难断的。现在有人帮我们把难读的书籍整理好，对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前四史》成书都已一千几百年了，一千几百年以来，虽有过不少人校勘、翻刻，但只有到了今天才可能有此较完善准确的版本问世，它们将发挥过去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对我国古代历史研究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