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砖垒石话资料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文艺生活

　　添砖垒石话资料
　　姜德明
从“五四”到解放前的文艺杂志一共有多少？过去觉得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材料的浩繁，恐怕难以摸清它的底细了。
然而，当我看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它竟驱除了我心头的疑虑。虽然这本目录还有待补充，但是毕竟算有了一个较完备的基础。万事起头难，任何艰巨复杂的工作，并不怕开头时的粗疏和简陋，怕的却是不屑于去做和不敢决心坚持。因此我觉得这项像在大海里捞针一样的劳动是很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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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能脱离开丰富翔实的资料。资料越丰富，开展研究工作越便利，人们见得广了，便也看得远，问题也越容易深入。古往今来，一些有成就的中外思想家、著作家没有不是重视资料并亲手做一部分资料工作的，因为从事资料的搜集、整理的工作，也即是在进行了解情况和调查研究，这本身正是研究工作的一部分。
我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从一开始便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迫害。敌人的几次文化围剿，许多革命作家的被残杀，革命书刊的被没收焚禁，都使大量的珍贵资料遭到散佚和损失。但是，敌人的这种斩尽杀绝的做法终归不过是一种妄想，革命力量总是在困难的环境中，千方百计地顽强生长。公开的，秘密的，半公开半秘密的，都是我们所采取过的斗争形式，因此一本书几易其名，一本刊物的千变万化，一位作家的笔名累累……在现代文学史上并不罕见，也形成了革命文艺和白色恐怖针锋相对斗争的复杂局面。经过了一切反动派的长期摧残，不少书刊已经成为海内孤本，有时甚至比找一本古籍版本还要困难。所有这些，都为学术研究和资料工作带来不少的困难，如果不着意搜集，许多重要的材料很可能被遗忘，被湮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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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文化领导部门和有关同志的支持之下，这几年除了出版了一些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论著以外，还连续整理出版和影印了一批现代文艺资料，分别编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甲乙两种，最近又刊行了一种专门性的资料刊物《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它们受到了研究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
例如：左联李伟森、柔石、胡也频、冯铿，殷夫五烈士牺牲之后，有关他们的许多资料分散而不完备，许多烈士的遗著还没有被发现，现存的资料又有不少差误，人们辗转因袭，以讹传讹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丁景唐、瞿光熙同志有鉴于此，怀着感念烈士的心情，在工作之余立意搜编有关资料，积数年的辛劳，终于编印了一部《左联五烈士研究资料编目》。由于资料搜集得系统、丰富、翔实，纠正了一些事实上的错误，专家和读者莫不称便。广大读者从这本书里得见左联五烈士的文学成绩，更主要的是认识了五位无产阶级先驱者的革命活动；对于研究者来说，得到的帮助就更为直接了。例如最近出版的《论殷夫及其创作》一书的作者，在本书“后记”里，便说这本资料编目，为他的新著“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这证明了资料工作可以促进研究工作的顺利进展。
又如：鲁迅先生逝世后，二十几年来不断有人搜寻先生的遗文零墨。当年唐弢同志利用业余时间，跑旧书摊、图书馆，翻报刊，抄资料，终于编得两部《鲁迅全集补遗》。解放以后陆续发现的先生的佚文和书简也不在少数，上海鲁迅纪念馆在各方面协助下，编成鲁迅佚文辑集，最近出版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刊出了新发现的鲁迅先生1912年在北平教育部任事时手拟的国徽图案及说明书等佚文共五十一篇。还有文操同志根据广泛的文字材料部分补充了因被日寇扣留、已经遗失了的1922年的鲁迅先生的日记。人们在读先生佚文的时刻，怎能不想到发掘这些材料的“有心人”的劳动？晦庵同志的《书话》也是最近出版的一种引人注意的资料性质的书，它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材料，而且文字优美，富有见解，受到读者的喜爱。
做好现代文艺资料工作，可以节约很多人的时间、精力，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复的劳动，使更多的人腾出时间专心进行研究工作，或探索一些新的问题，这对我们整个研究工作是十分需要的。至于对一般读者，由于当年敌人的严密封锁，许多材料还是十分新鲜的，同时，这也是当年对敌文化斗争的一部分，重读这些资料，抚今思昔，可以受到革命传统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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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这种文艺资料的活动，在今后必然还会有不少人是要个人独立进行的，这便是分散在广大读者中间的那些热心的业余爱好者；但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这个工作，会有更多的便利，容易收到更显著的效果。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初稿）来说，它是由上海图书馆、上海旧书店、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上海文艺出版社等单位临时抽调了七位同志，组成一个
“现代文学期刊联合调查小组”，仅仅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便完成了这件浩繁的工程。此外，如北京的《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年史料集》二辑，《电影回忆录丛刊》，山西的《山西文艺史料》三辑，也都是事前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按着一定的计划进行的，因此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较高的资料价值。
目前的资料整理和影印工作，还比较集中在左联时期，这是按着轻重缓急的方针进行的，是必要的，但是人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在范围和时限上再加以扩大。
目前资料的收集，大多限于已经出版的文字材料。其实各个历史时期的实际参加者有不少仍然健在，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文字或口头把资料记录下来，老作家们写一点文学回忆录之类的著作，这样既保存了史料，也向青年们介绍了经验，并且供给了广大读者以欣赏的文学读物。
适当注意一下反面资料也是必要的，因为缺少了这方面的材料便难于进一步揭露敌人，也无法窥见敌我两军对阵的全貌，和敌人惧怕、仇视革命文艺的狼狈嘴脸；同时这部分材料对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也是有一定作用的。例如在创刊号的《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中，罗荪同志介绍了1938年底，在重庆开展的一场
“文艺与抗战无关”的论战情况，不仅提供了老舍同志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草拟的一封致《中央日报》的公开抗议信（当时，由于张道藩的干涉，这封信始终没能发出），还将长期以来没有发现的梁实秋那篇《征求与抗战无关的文章的启事》（即《编者的话》）发表，梁实秋的丑恶嘴脸便得以重行公诸于世，成为一份重要的反面教材。
过去似乎有人以为资料工作整天抄抄写写，是“壮夫不为”、不登“大雅”的琐事，其实这个工作正在不断地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大厦”一点一滴地添砖垒石，供给必要的建筑材料，有助于“大厦”的建成和巩固。我们希望文学研究机关，以及从事文学研究的青年教师与文学研究人员，更加重视资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