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读史笔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资产阶级改良派
——读史笔记——
李侃
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所起过的进步作用，也从此完结。但戊戌变法的失败，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平静，接着而来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的反帝爱国大风暴——义和团运动。曾几何时，那些昨天还是以维新志士的姿态向着封建专制制度冲击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这时早被时代的潮流抛在后面。他们打着残破的保皇旗帜，沿着改良主义的老路，把历史的车轮向后拉去。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首领康有为和他的高足弟子、得力助手梁启超，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发动扑灭维新派的反动政变中，逃亡海外。这些流亡的改良主义者，带着幻灭的悲哀，怀着“圣主”的恩德，开始了他们的海外“勤王”事业。1899年秋，康有为组织了保皇会，拼命在海外华侨中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争夺阵地。当时缺乏政治经验和警惕性的孙中山，曾设想着联合康梁等改良派共同革命。但是那个思想已经僵化、怀着“衣带之诏”的康有为，却大摆其“帝师”架子，视孙中山的革命派为叛逆，拒绝会见。他幻想着有朝一日，卷土重来，以便再以“帝师”身份去推行“维新之政”。梁启超和康有为比起来，并不那么顽固，他在日本经过孙中山等人的劝说，一度表示附和革命，并着手起草两派合作章程。康有为听到这个消息，大发雷霆，他决计要把上了“行者圈套”的弟子梁启超“解救”出来。于是，一封急信，把梁启超从日本调到檀香山去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临离日本之前，在“合作到底，至死不渝”的诺言下，骗得了孙中山写给兴中会的介绍信，一到檀香山，就以“名为保皇，实即革命”的手法，大肆招摇，结果把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员一大半拉进了保皇党。这件事后来使孙中山十分悔恨，他在自传里说：“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
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后，康有为等一面惊惶失色，恶骂义和团为“匪”，一面又认为这是“勤王”的大好机会，加紧布置。正当义和团同帝国主义联合侵略军苦战的时候，康有为喊出了
“助外人攻匪以救上”的卖国口号。而他为改良派所设计的政策纲领和目标是：依靠英国的支持，推翻西太后政府，然后在上海立国会，成立新政府，“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起，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他的这个“维新之治”，是建立在英帝国主义的卵翼下的，是以满足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为前提的。
1900年发生的自立军事件，实际上是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作殊死搏斗中所进行的一次政治赌博。改良派迫不及待地以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为赌注，押在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身上，结果输得精光。而他们的丑恶面目，也就暴露在人民面前。
自立军的首领唐才常，原属维新派的左翼谭嗣同系。谭嗣同的被杀害，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怀着为同志复仇的决心，到日本搞“勤王”活动。由于受到革命派人士的劝告和影响，逐渐同情革命。但是他思想深处扎下的“君主立宪”这个根子并未拔掉，一心一意要救出那个被囚的“圣主”光绪。因此，就仍然与保皇党康梁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样，他在当时就成了脚踏两只船、依违于革命和改良之间的人物。既想保皇、又说“排满”的唐才常，他既要用保皇“勤王”来号召改良派，又要以“排满”革命来招引革命派。当然，唐才常的这种意图不能实现，起事之前在上海张园召集的那个“国会”，并没有起到改良、革命两派联合的作用，革命派绝裂而去，剩下来的则是改良派和被改良派拉进保皇党的兴中会中的不坚定分子。
唐才常等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策划武装起事，表面看来，倒也颇为勇敢。但是这表面上的勇敢却无法掩盖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真正软弱。他们并不是决心用武力去直接推翻顽固派的政权，而是幻想着取得英帝国主义的支持，策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搞两湖独立。这种认敌为友的做法，无异是与虎谋皮。当着臭名昭著的“东南互保”签订以后，唐才常的自立军在英帝国主义和张之洞的政治买卖上就一钱不值了。在英帝国主义看来，保存西太后政权这个工具，要比张之洞的两湖独立有利得多，何况它在长江流域的既得利益，已经得到两江、两湖两个总督和各省巡抚的看守，可以毫无后顾之忧，放手屠杀北方的义和团，狠劲压迫清朝政府。在张之洞看来，依靠那些改良派的书呆子和会党群众的支持，当然不如依靠英帝国主义更为可靠。就这样，正当着唐才常的自立军预期举事的时候，张之洞早就设下了陷井，磨快了屠刀，就在8月21日一天之间，捕杀唐才常、林圭等二十人。唐才常等苦心筹划的“勤王”起事，顷刻烟消火灭。
唐才常与张之洞进行这次与虎谋皮的交易，不禁使人联想到，这与当年谭嗣同与阴险家袁世凯所进行的愚蠢策划何其相似！可是，谭嗣同的鲜血和头颅，并没有使得资产阶级改良派得到教训而变得聪明一些。不过，平心而论，唐才常虽然没有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并且至死也没有对改良主义的迷途有所悔悟，但是，他敢于发动并直接指挥武装起事，敢于联络会党群众，而且在反动派的屠杀面前，毫无恐惧地慷慨就义，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其他一些改良派人物还算高出一筹。
这里不能不提到改良派另一健将梁启超，梁启超是这次“勤王”活动的主角之一。当着康有为在新加坡主持“大计”，唐才常等在长江流域策划武装起事的时候，梁启超正在檀香山奔走呼号，大肆活动。他的主要任务是筹措经费，联络各地保皇党人。为此他几乎天天赴会，日日演说。为了瓦解兴中会，扩大保皇党，梁启超还加入了他自己也觉得“可笑”的三合会，并且担任了会中“智多星”的角色。他以吹嘘招摇的办法，从檀香山华侨那里弄到了大量的款子，同时还计划购买武器，雇用外国军队和外国军官。这期间他与康有为不断书信往还，磋商“军政大计”。在军事上康有为的计划是先从广西发动，进而占据两湖，然后再向长江下游发展。梁启超则主张首先占领广东，并以广东为根据地。他提出这个主张一则是出于对革命派的恐惧和嫉视，他说“中山日日布置，我今不速图，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二则恐怕在军事上陷于“孤军深入，千里馈粮，前有劲敌，后无老营”①的困难局面。他还以洪秀全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未能先取广东为根据地，以致在永安、长沙遭致军事挫折为戒鉴。这时梁启超为假想的“勤王”成功弄得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仿佛真有千军万马的“勤王”劲旅，等待他们这些海外的统帅下令指挥。他要康有为归国“亲自统军”，生怕“主将不在军中，日后对各军无法节制”。梁启超本人也表示或随康有为“赞帷幄”，“或入别军为应援，不能置身军外”。他还提出要在广东成立政府，并为这个幻想中的政府制定了对外对内政策。对外政策有三条：“（一）保护西人生命财产；（二）若用兵之地西人商务因我兵事而亏累者，我新政府必认数公道赔偿；（三）北京政府旧借国债，以海关作抵者，我新政府所管辖之地有税关者，即依其税关所抵之数照旧认还。”对内政策也有三条：“（一）将全国之地尽为通商口岸；（二）改正税则，豁免厘金；（三）国内人欲从何教，许其自由，政府不分别相待。”②对于他们的政敌——两广总督李鸿章，梁启超也不主张杀掉，而要用他作傀儡，一则借以表明他们这“新政府”的“文明举动”；二则是因为“西人颇重视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③
梁启超的军事计划，当然不过是纸上谈兵；而所谓成立政府、施政方针也等于痴人说梦。等到梁启超回到上海，准备指挥国内“勤王”军事和成立新政府而大显身手的时候，唐才常的人头已经落地两天了，噩耗传来，梁启超孤处上海，形影相吊，一场春梦，又成碎片。他只得又带着幻灭的悲哀，悄然离去。不过他为这个梦中政府所制定的六条内外政策，却十足地暴露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十分明显，这六条政策的出发点，是要讨取帝国主义欢心，满足帝国主义的利益和要求。他的这个幻想中的政府，不仅完全继承了清朝政府卖国丧权的可耻遗产，而在拍卖国内主权、牺牲民族独立方面，比清朝政府来得还慷慨而彻底。过去帝国主义压迫清朝政府订立一次不平等条约，也只是提出几个指定的地点为通商口岸，而梁启超索性把全国之地都变成通商口岸，把中国的大门敞开，来迎合美帝国主义一再图谋的“门户开放”。中国老百姓痛恨洋教，义和团攻击洋教，既然引起帝国主义的不高兴，那么他的“新政府”，就要让帝国主义分子放手传洋教，而不许中国人民反对洋教（实际上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政策，除了充当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除了给中国人民带来更大的灾难，还能指望它什么呢？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猖狂侵略，面对着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对着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浴血苦斗，面对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行将来临，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赌博中，竟堕落到如此丧心病狂、利令智昏的地步，连起码的民族自尊都不要了。而他们过去所高唱的什么保国，什么富国强兵，什么民权自由等等漂亮的口号，到这时候都变成了一钱不值的空话和欺骗。
与康有为、梁启超等进行政治赌博的同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另一部人张謇、汤寿潜、陈三立等，则在南京、上海等地，干着另一桩更为可耻的政治交易，这就是在英帝国主义策划下的所谓“东南互保”。在义和团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猛烈的冲击下，英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和南方的买办官僚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于是，大买办盛宣怀就秉承英帝国主义的意旨，在英帝国主义与地方实力派军阀官僚刘坤一、张之洞之间斡旋牵引，签订了所谓“中外互保章程”。刘坤一、张之洞等以保护英国在长江流域的侵略权益，抗拒清廷的宣战诏令，镇压境内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为条件，换取了英帝国主义不在长江流域发动军事进攻的“保证”。在这个可耻的政治交易中，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游说奔走，大卖力气，特别是作为刘坤一得力谋士的张謇，对刘坤一的反动决策，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张謇等人的行径，在屈从帝国主义、仇视人民这一点上与康梁等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康梁的政策不过是纸上空谈，虽然他们向帝国主义表示亲近和慷慨，但由于他们本钱太少，帝国主义不可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实惠；而张謇等人的奔走献策，却使这桩于帝国主义和军阀买办官僚都有利可图的罪恶交易成为现实。等到帝国主义联合侵略军血洗了义和团，彻底压服而又保存了西太后的腐烂政权，于是中外反动派皆大欢喜。清朝政府在“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媚外政策下，对国家的主权放手大拍卖，帝国主义所要得到的东西都得到了，大买办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依然是清朝政权的柱石，帝国主义的“好友”。至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则灰得很，除了暴露了他们的丑恶面目之外，什么也没捞到。他们在人民面前丢尽了脸，以后，他们就专门去干抵制、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勾当，终于在政治上走到绝路。
注：①②③均见《梁启超年谱长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