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有关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的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好学深思、心知其意”
——有关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的问题
张舜徽
《史记五帝本纪赞》有云：“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司马迁第一次在这里提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个字来。
所谓“好学深思”，说明了“学”与“思”必须统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古人早就说过了。通过对学习发生兴趣，经常去学，并且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取得成绩，这自然是人们求知的基本方法。至于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还必特别着重在“心知其意”四字上面努力。
所谓“心知其意”并不是只要略窥大意便够了。相反地、要在深思之后，不仅懂得见之于文字的表面记载，还须进一步了解到没有见之于文字的潜在内容。古代书籍保存到今天的，不外抒情、记事、说理三种写作。一大部分抒情的文学作品，托物寄情，意在言外，全靠读者涵泳体会，以推得作者用心，稍有文学修养的人，自能注意及此，用不着在这里谈。至于处理说理和记事的写作，人们却很容易简单、粗糙。每每看到一段记载古人言论或行事的写作，便以为照字面理解便行了，没有什么文字以外的内容可以探索的了。其实大谬不然。
首先，由于古人说话的当时，因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说话的内容也就不同。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他们都有一番考量的。即以孔子为例，孔子平日说话，何尝是一成不变？《论语》记载孔子论“仁”的话，多至数十百条，却各有不同的说法。而他讲“仁”的根本出发点，又着重在一个“孝”字。然而孔子对于“孝”字的讲法，也从来没有统一。他经常是结合具体的人，作出具体的介绍。例如孟懿子问孝，孔子回答道：“无违。”孟武伯问孝，孔子回答道：“父母唯其疾之忧。”他的学生子夏问孝，孔子回答道：“色难。”子游问孝，孔子回答道：“今之孝者，自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所以有这样多种不同的说法，不是没有意义的。汉宋学者们，曾经阐发了这里面的道理。汉代学者王充，在《论衡、问孔篇》说过：
“武伯忧亲，懿子违礼，攻其短。”
大约孟武伯平日胡作非为，不大爱护自己的身体，所以孔子用“父母唯其疾之忧”来帮助他；孟懿子平日固执己见，对父母很傲慢，所以孔子用“无违”二字来规劝他。至于对子夏、子游作出不同的回答，更是对症下药。宋代学者朱熹，在《朱子语类》卷二十三说：
“子游为人，爱有余而敬不足，子夏、则敬有余而爱不足，故告之不同。”像王充、朱熹这样的理解古书，真抓住了孔子当时解答一个问题而有各种不同说法的原因所在，可算是“心知其意”了。
其实在孔子，早就自己道破了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立言不同的灵活方式。“韩非子、难三”，便有这样一段记载：
“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悦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三公出，子贡问曰：‘三公问夫子政，一也。夫子对之不同，何也？’仲尼曰：‘叶都大而国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悦近而来远。鲁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诸侯四邻之士，内比周而以愚其君，使宗庙不扫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选贤。齐景公筑雍门为路寝，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赐者三，故曰：政在节财。’” 上面所述孔子自己解答的话，虽不载于《论语》，但却保存在《韩非子》中，后来不独“尚书大传”和《说苑、政理篇》都转载了这段故事，连汉武帝元朔六年所下诏令，也引证了孔子论政不同的说法，而加以阐明。我们整理孔子思想学说的工作者，似必掌握这一点，去仔细理解它，分析它，才不致使古人灵活的思想，变成死板的公式。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对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的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事。
整理古典文献，以有关思想方面的材料为最难下手。特别是周秦诸子部分，时间距今两千多年，如果单凭后世学术风气来想像古人，用主观判断来强加分析，分析愈精，恐怕距离古人的原意更远。周秦诸子之学，“皆起于救世之急”，大家都想“以其学易天下”，无疑是他们各有一套安定天下的办法和主张。他们唯恐自己所提出的办法、主张，有时而穷，不足以适机应变，于是他们针对着当时各国所经常出现的各种毛病，拟定了挽救这些毛病的不同办法。他们在实施那些办法的时候，本来是结合具体的环境、具体的人物而各有不同；而后世从事研究的人们，如不注意及此。虽推演阐发到成千上万的字，却于古人原意未尝有合。
周末显学，以孔、墨为大宗。从来综括墨子学说的，不外举出他的十大纲领：一、尚贤；二、尚同；三、节用；四、节葬；五、非乐；六、非命；七、尊天；八、事鬼；九、兼爱；十、非攻。这样的齐举并列，好像墨子的这些办法是可以在一国家内同时实行似的。其实墨子原意，何尝如此！《墨子、鲁问篇》明明说过：
“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 由此可见，他所标举的十项主张，本来是因时制宜、对症下药的，而不是死板机械地同时使用。大约尚贤、尚同的办法，是对昏乱不理政事的国君提出的；节用、节葬，是对奢侈滥费的国君提出的，非乐、非命，是对嗜酒喜音的国君提出的；天志、明鬼，是对放肆无忌的国君提出的；兼爱、非攻，是对残暴好战的国君提出的。假若那个国家，本很俭约，一向是提倡薄葬，那么节用、节葬的办法，用不着向他们宣传了。其他自可类推。像墨子这些结合客观具体情况而分别提出的政治主张，后人却将其笼统地登录在一块，甚至还有人怀疑他的主张有自相矛盾之处，岂不是冤枉了古人！
应该深入地去分析古籍中说理作品的精神实质，才能找出古人立说的原意。这不独适用于研究两千多年前周秦诸子的学说，也同样适用于探讨后世文士的言论。例如唐代韩愈为什么写《伯夷颂》？把伯夷“特立独行、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的人格，提得很高，看成为“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的人物。这种歌颂之辞，显然是韩愈有为而发的言论。他是拿伯夷的特立独行，来比况自己与世不偶的遭遇。所以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歌颂伯夷，无宁说是歌颂韩愈自己。又如宋代苏轼为什么写《荀卿论》？把荀卿说成是“喜为异说而不逊、敢为高论而不顾”的小人。认为李斯之乱天下，实荀卿“高谈异论有以激之”。把荀子骂得一文不值。这种斥责之辞，显然是苏轼有为而发的言论。是拿荀卿好为高论异说，致使李斯变本加厉，助秦为虐，来暗射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起用新进少年，“败坏天下”的情况。所以这篇文章，表面上是骂荀卿，实质上是骂王安石。像这一类的言论，我们如果不能“心知其意”，窥其本旨所在，反而相信韩、苏所论，是他们的由衷之言，并且思想感情，也不知不觉地受了它的影响。在个人行为方面，便仰慕伯夷，养成“特立独行”、脱离现实生活的性格；在学术研究方面，便心怀成见，轻蔑荀子之书为不足观。那便在思想上做了古人的奴隶，岂不是十分糟糕的事！
由此可见，我们阅读古籍和整理古典文献，凡遇说理方面的写作，自当平心静气，联系到多方面，务求了解作者的时代、处境，以及和他有关的周围事物，找出他发出此种言论的原因所在，而推得其所以然，切实做到“心知其意”，才不致片面地或错误地理解古书。
其次，谈到古代记事的写作，自然以史料为大宗。史料保存在书本上的，愈早愈不可靠。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在二千多年前古人早就说过了。宋、清两代学者，取金石文字勘正经史；近五十年间的学者，以甲骨刻辞考证史实；都用实物上面的记载，校订纸本书籍的错误，成绩非常巨大。但是好学深思的人，应该怀疑到那些古代实物上面所记载的史事，是否真实可靠？一般整理古典文献、特别是研究古代社会情况的学者，每喜依据铜器和甲骨刻辞中关于记录战争俘获的数字，以考明古代奴隶多少。这种考证方法是否妥当，是值得商榷的。大抵实物上面所载战俘数字，多是虚而不实，不可据为典要，在两千多年前，也有人说过了。《墨子、鲁问篇》有这样一段话：“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根据这段话，推想到古代竹帛金石纪及战争俘获，意在夸大以炫后世，其数多不实，墨子在无意中，把那著竹帛、镂金石、铭鼎彝的通例揭示出来了。再拿《周礼、司勋》所说“战功曰多”的话来证明，可以肯定远古拿虚数以记战功，意在炫耀威势，三代全是如此。殷墟卜辞，何能例外？学者们如果拘泥于数字之多少，便想有所推断，是很不可靠的。
至于铜器刻辞中所记统治者的勋德，更是有为而发，不可不知其意。《礼记、祭统篇》说过：
“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这又无异于继墨子之后，揭示了金文的第二个通例！那里面的记载内容，既是“称美而不称恶”，自然免不了夸大和修饰，还有什么真实可言？我们如果徒然看到它是远古的原物记载，没有经过后人窜改，便尊信不疑，也同样容易受古人的骗。
历代碑文墓志的原石拓本，可以用来订正史传记载的错误，史料价值很高，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是封建社会里，有资格在身后刻碑志的人，不外大官僚和大地主。他的子孙请托文士们写作碑志之文，照例要送润笔费。作者贪其财利，便不惜歪曲事实，把一个坏人说成好人，恭维一番。像汉末学者蔡邕，便是做这一类文章的能手，生平收受的润笔费也最多。他自己曾说一生所撰碑志，只有“郭有道碑”，可以当之无愧色。可见其他作品，都不免过分夸饰，与事实不相符了。推之六朝隋唐碑志，也莫不如此。凡是运用这份史料的工作者们，便有必要在“心知其意”四字上做些工夫。清代金石学家何绍基，在《东洲草堂文钞》卷十《跋梅蕴生藏唐志石拓本》篇中说过：
“碑志之文，裨补史学。考古者往往舍史而从碑，以石墨皆当时人纪当时事，非同史家由后人秉笔；又简册流传，易滋脱误也。然碑志中，又或有错迕矛盾必不可从者，则由谀墓者率尔失真，无足为怪。” 何氏这段话，是比较通达的见解！我们必须懂得这个道理，才有利于整理这份文献遗产的工作进行。历代“正史”的列传部分，大半是用碑志一类的写作为依据而纂成的。其中可信的材料较少，这自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近代研究明清史的学者们，大抵尊信“实录”，过于“正史”。其实，“实录”也何可尽据！“实录”的不可尽据，清初学者胡承诺在《绎志》卷十四《史学篇》中，早就说过：
“‘实录’亦难言矣！唐太宗欲观‘起居注’，褚遂良、朱子奢、止之，不从。宰相不得已，撰次以呈。所书六月四日事，语多微隐。此日‘起居注’，即他日‘实录’。是‘实录’有微词也。韩愈作‘顺宗实录’，当时谓其繁简不当，序事拙于取舍。穆宗、文宗、皆诏史官增定。而李汉、蒋系、皆愈婿也，适在显位，故改作者难之，韦处厚遂别作数卷。是‘实录’有二本也。章惇、蔡卞，谓《神宗实录》多诬，遂加考问，一时史官，莫不贬责，而攸等遂施改易。是‘实录’有改本也。《明太祖实录》，凡三修而后成。焚其草禁中，副本藏文渊阁。是一代一代‘实录’，未尝与众共见也。凡疏留中者，例不得登‘实录’。所以谢铎检章纶“复储疏”不得，辄叹息泣下曰：‘纶疏动万言，竟一字不传，何以示天下后世？’力请于总裁，竟不可得。是‘实录’所不载者，嘉谟嘉猷，无从蒐罗。以此观之，‘实录’焉可尽信耶？” 胡氏此言，却又将历代修“实录”的通弊，很概括地揭露出来了。下至清代“实录”，也自然不能例外。所以我们今天整理这份遗产，莫有理由可以全盘信赖它。至于“方志”、“家谱”，史料价值很高，自从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述篇》内肯定它们的地位以后，到清代章学诚，更进一步强调了它们在史料中的价值和作用。近代史学工作者，也就重视了这一大堆宝贵资料，于是整理史实，取材比较广泛，再不拘限于《二十四史》、《九通》、《正续通鉴》这一类书籍的范围，这当然是很好的。不过，切不可忘记刘知几在《史通、采撰篇》所指出的几句话：“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这分明道破了地方志书和一家谱牒，由于那些秉笔修书的先生们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宗族思想，照例是要夸饰他们的桑梓，颂扬他们的祖先，自然在叙述史实的工作中，只“称美而不称恶”。那么我们对这些史料的信赖程度，就应加以审慎考虑了。特别是刘知几所提出的“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八字，不独阅读方志、家谱时，应该如此；还可推广运用到整理一切古典文献的工作中去。
总之，古代说理的书籍中，包含了有为而发的言论，和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不同说法。记事的书籍中，包含了夸饰的虚设的事实，和称美而不称恶的片面记载。我们今天阅读它和整理它，都有必要在“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上用功，才有下手处。《荀子、非十二子篇》说的很好：“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我们对于古人，既不一味盲从，也不全般否定。信其所可信，疑其所当疑。这才是实事求是的读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