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锋相对——评电影《停战以后》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针锋相对
——评电影《停战以后》
马铁丁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往何处去？还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的前夜，毛主席在《两个中国之命运》一文中写道：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被打败。即使把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也还是有这样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
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战斗；代表时代逆流的国民党反动派，要从人民手中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果实，继续把中国拖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痛的深渊。
美蒋反动派为了实现它们的罪恶目的，曾在一九四五年年底，至一九四六年七月，大约半年多的时间之内，合演了一出假和平的双簧戏。
电影《停战以后》，就是通过美、蒋、我三方共同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下面一个小组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和时代特征。
电影成功地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本来面目；电影成功地撕开了美帝国主义者“公正人”的外衣，从而清楚地表明了正是这个“公正人”，实质上干着最不公正的勾当。它偏袒国民党反动派一方，同国民党反动派一鼻孔出气。策划与帮助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
这就是当时的北京（北平）：天上是美国的飞机任意飞行，街上是载着美国兵的卡车横冲直撞。美国吉普、美国军官，到处招摇。
这就是美蒋反动派的所谓“和平谈判”。美国用飞机、用军舰，把国民党军队一批又一批地运到发动内战的最前线；美国军官训练国民党反动派用于内战的部队；美国的军事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我国的港口；虽然蒋我两方都下达了停战令，但是，国民党军仍然不时地向解放区袭击与进攻，国民党军的炮弹仍然不时地摧残我们和平的城市与村庄。……
美蒋反动派为了拉拢我国的知识分子（他们心目中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举行一个宴会。在这个会上，美蒋反动派一方面高唱“和平”，为“和平”而干杯；另一方面偷偷地耳语，说是袭击解放区的军事部署，已经完成。
为了体现我与美蒋之间针锋相对斗争的必要，电影充分运用了对比的手法：在敌人方面，假和平、真备战，在我们方面，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真诚地为实现全国和平而奔走，而努力；在国民党区民生雕敝，民怨沸腾，在解放区一派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在反动派方面，贪污腐化、发国难财，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共产党方面，在为人民服务的总前提下，团结友爱，和谐合拍。
“在国民党区域，工人、农民、店员、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以及文化工作者，生活痛苦，达于极点。中国解放区的全体人民都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
“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毛主席：《论联合政府》）
这是当时客观存在的现实，电影则又根据这个现实，通过艺术的概括与提炼，形象地反映到银幕上来。
在这里，想举几个从整个影片说来并不十分重要的例子。
顾青一走进办公室，就立刻被同志们团团围住，一个个伸出了热情的手。论形势，谈家常，上下级之间、彼此之间，心心相印，息息相通。这在解放区，本来是习以为常的，然而，它出现在国民党区的北京饭店，使人感到特别亲切、感人和新鲜。与此同时，正是国民党的那位班县长到李国卿那里去走门路。李国卿、班县长、胡定能三人三条心，冷言冷语，各打各的算盘。班县长一心要打出个地盘来，好搞饭吃；李国卿要他同还乡团活动在一起，作为谈判桌上的一粒棋子，李国卿的阴阳怪气的神情，还表现了也许他还没有从他的金条买卖中完全清醒过来；胡定能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对上哈腰驼背，对下傲慢骄横。
这里和那里，顾青的办公室与李国卿的“官邸”，正是两个世界，其中又是两类人，两种不同的人生观。
这是一条河，在河那边的国民党区，杀气腾腾，乱七八糟，在河这边的解放区，那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连国民党区的新闻记者，也不能不啧啧称赞。
这是军调部的门前，一边两个卫兵，这边两个人民解放军战士，那边两个国民党士兵，当顾青进门的时候，立刻亲切地向解放军战士问长问短。上下一体，官兵一致的精神，很自然地流露在那刹那间的细节之中。
针锋相对。是战场上的针锋相对，又是、而且首先是谈判桌上的针锋相对。这是当时的具体条件所决定了的。
美蒋反动派所以摆着一副“和平”的姿态，一则以欺骗群众。因为经历了八年战祸的中国人民，和平是普遍的愿望与要求，他们不能不考虑到人心之所向；再则以从峨眉山运兵到内战的前线，还需要一段准备的时间。
我们的方针是：不放松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拆穿其打内战的阴谋，借以教育人民，预有思想准备。
既然是谈判，也就离不开反反复复的会议。搞得不好，可能大体雷同，冗长拖沓，缺乏新鲜感。电影《停战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毛病。
“善书者固不得不同，而亦不能不异；犹耳目口鼻，人之所同，而状貌之殊，则万有不齐也。”（《中国画论类编》上卷九七页）电影的剧作者、导演、演员都属于“善书者”流，他们能够抓住不同会议的不同特点，能够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反映出同中之异来。
第一次会议是一般地揭露美蒋反动派假和平、真备战的实质，是一般地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对国民党反动派小批评、大帮忙的偏袒与私心。借以让观众了解一下当时的大局与概貌；第二次会议，则“是通过具体的安平事件，干脆地把美帝国主义者从公正人”的位置上拖下来，变为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当事人。当然，与其说是我们把他拖下来，倒不如说他自己把自己拖下来的。
明明是美国侵略者的阴谋——它企图亲自出马打通平津公路，帮助国民党军进攻冀东解放区。而却说成人民解放军袭击美国的运输部队。
敌人在安平事件上是费尽了心机的。
先是由美国的随军记者撰写一条纯系捏造的消息，说什么“共军”袭击运输“和平物资”的美国部队。而且特别强调“和平物资”几个字；
接着由费丁亲自向顾青提交了一份抗议书。
接着由李国卿连夜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美蒋反动派的欺骗宣传，进行舆论动员。
但是，由于它们本来就是弄虚作假，因此，越是费尽心机，也就越是破绽百出。
例如安平镇究竟是在国民党区？还是在解放区？他们就无法有个明确的答复。如果是在国民党区，那么，人民解放军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伏击？如果是在解放区，那么，正好说明美国侵略者向解放区军事进攻。又如：它们硬说安平事件，并无“国军”参加。而蒋介石行辕的一位处长，又清楚地说过有国民党军的地方部队协同美军前往。
执行小组会议尚未开始，而美蒋反动派已经语无伦次，着着理输。
理屈词穷之余，剩下来只有一条：滥用职权，蛮不讲理。
在执行小组的会议上，有着这样一段对话：
费丁：“顾将军，我是以裁判者的身份在和你谈问题。”
李国卿：“美方担任小组主席是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
顾青：“你们的双簧戏该收场了吧！请问三委员就我方提出的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程序在昨天就达成了协议，其中有一条是取消美方担任小组主席资格，小组主席由三方轮流担任。你们为什么不在小组会上宣布，还要利用这个机会招摇撞骗？”
费丁、李国卿神色顿变，面面相觑。
这时候出现了几个特写镜头。这几个特写镜头，运用得真妙，使美蒋反动派的尴尬、狼狈、无可奈何的窘态，神形毕露。
“……只在稀有的瞬间，人的脸上才表现出自己的主要的特征、自己的最有代表性的思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语）
费丁、李国卿表现自己主要特征的“稀有的瞬间”，被艺术家抓住了。那就让观众们来个“奇容共赏”吧！
如果说，第一次、第二次会议，偏重于语言的争辩；那么，第三次、第四次会议，主要是用事实来作证了。
这两次会议，其实用不着讲太多的话，美蒋军军帽、枪械、子弹、电台、进攻安平的军事地图，足够说明一切。班县长找来的那位名叫曹玉亭的证人，一口咬定有两名美军被俘，又在这些铁证上“锦上添花”，无异在费丁、李国卿的脸上，重重地打了一个巴掌。
张平的顾青，演得相当成功。他在同志们中间是和蔼可亲的，他与敌人斗争，坚定沉着，勇敢机智。有两场戏演得特别精彩。一场是费丁向他提交抗议书。费丁用横蛮的声势来压人，顾青则用钢铁般的语言来回敬。两只闪闪有光的眼神紧逼着费丁，显示出一种正必克邪的力量，体现了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革命骨气；还有一场是：当费丁吹胡子瞪眼，拍桌子摔椅子地高声叫嚷，顾青冷冷地看着他，并镇定地据理反驳。反衬出费丁的高声叫嚷，不仅显得作贼心虚，而且把美国的所谓“民主”、“文明”，一下子撕得光光。此时此地，顾青紧紧地掌握了有理不在言高的真谛。秦文的梅初，也不错。把一个追求真理，但还很幼稚；向往新生活，但新生活究竟如何，还没有完全捉摸得住的革命知识分子，演得恰到好处。
在反派角色方面，赵子岳的班县长，演得非常够味。可算得起是个昏庸糊涂的官场典型。在上司面前唯唯诺诺，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你看他：在车厢里向顾青吐露真情，在李“公馆”低眉顺眼，在会议桌上经不起几个回合，就直打哆嗦。要是在旧社会，此“公”就仿佛经常遇到，却又说不出究竟是哪一个。魏荣的曹玉亭，虽然戏不多，然而传神状貌，真实地塑造了旧社会某些小市镇上常见的流氓。
其他像周森冠的曹大叔，陈戈的陈司令，谭宁邦的费丁，项坤的李国卿等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自己的成就。
电影用回忆、追叙的方法。我希望着，又不知道是否有此可能：选择一条较为新颖的途径？电影紧张、热烈、激动人心。我希望着，又不知道是否有此可能：同时做到张弛适度，从容不迫？
（附图片）
顾青在安平事件调查会上严斥美蒋进攻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