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读史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次群众性的反侵略斗争
——读史札记
大可
在这里，有三则近代史资料的摘录。
英国侵略者：“立刻或在一定时期内实施自由进城的权利。”
（英国香港总督德庇致钦差大臣耆英的照会）
清朝投降派：“其他各口既皆准英人进城……广州自难独予阻
拒……绅民人等捐弃疑虑，勿再反对。”（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的会衔告示）广东人民：“苟英人进城者，则先灭此丑类，再毁其巢穴，以泄公愤。”“倘〔官准〕英人进城，义民将攫官而诛之。”（广州群众的揭帖）
反对英人进入广州城的斗争，是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上面摘录的史料清楚地反映了在这个斗争中，外国侵略者贪黩凶暴的面目，清朝投降派畏葸媚外的态度，以及中国人民威武不屈的英雄气概。这个斗争从一八四二年，坚持到一八四九年。最后，英国侵略者慑于群众的浩大声势，不得不暂时放弃了进城的野心。广东人民反对英人进城的斗争是十分艰苦的。他们既要抗御侵略者的武装进攻，又要抵制投降派的卖国活动。这个斗争以胜利结束，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重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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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腐败昏聩，懦怯无能，招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其结果是：清政府无耻地出卖民族利益，同英国侵略者订立了“南京条约”（一八四二年）。这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缔结，激起了全国人民极大的愤慨。一个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在全国各地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当时在广东，这个斗争主要地表现为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斗争。
广州城的纠纷是由英国侵略者无餍的贪欲引起的。当时，广州“马头行栈，俱在城外，不在城内”（黄恩彤：《抚远纪略》）。英国人不进城，一样可以进行通商贸易。但是英国侵略者认为，“不准进城”就是“薄待外国人”（同上）。特别是他们深深地认识到，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他们已经以武力使清朝统治者屈服了，但是中国人民仍然没有屈服。不进城就是一种“示弱”的表现，必将严重地影响到他们日后的侵略活动。因此，“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国侵略者立即提出了进城的要求。但是，这个要求在条约中并没有明文规定。广州人民纷纷提出强烈抗议，红白字帖遍贴城厢内外。提出“洋人不许入城”，以表示对强迫订约的义愤。这正如马克思在《俄国的对华贸易》中所指出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从海上侵入他们国家的一切外国人抱着反感，而且不是毫无根据地把他们同那些大概经常出没中国沿海的海盗或冒险家相提并论。”就这样，广东人民发扬了三元里反侵略斗争的光荣传统，纷纷起来组织社学，又一次地展开了正义的斗争。
“社学”又称为“义学”或“书院”，本来是封建的教育机构，即所谓“为学人课艺之所，亦为绅耆讲睦之所”（同治《番禺县志》）。但是由于当时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它却改变了原有的性质，成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御外侮的武装组织。社学“不借官饷，亦不受地方官约束”（夏燮：《中西纪事》）。他们“无事则负耒力田，闻警则操戈御侮”（《西湖社学碑记》）。社学组织在当时的反侵略斗争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在社学的领导下，一八四二年十一月散发了一篇檄文——《全粤义士义民公檄》，这篇檄文是由爱国分子钱江和何大庚起草的。檄文一方面揭露了英国侵略者悖逆凶残的滔天罪行：
“英夷……贩卖鸦片，毒我生灵……屡杀唐人，匿不交凶……
三年以来……由粤入闽，历浙入江，据我土地，戕我文武，淫我
妇女，掠我资财，致使四省生民，惨罹锋镝”；另一方面也斥责了反动统治者卖国求降的卑劣行径：
“疆臣大帅，惜命如山　文吏武臣，畏犬如虎，不顾国愁民怨，遽行
割地输金”。檄文号召全省人民“结同仇以明大节”，为反对侵略者而进行坚决的斗争。
英国侵略者大为惶恐，急忙收买汉奸进行破坏。他们假借“粤省智士”等名义刊贴告白，为自己的罪行进行辩护。反动统治者也被震惊了。两广总督祁?和广东巡抚梁宝常也急忙发布会衔告示，“禁止聚众滋扰和刊贴煽动性的告白”（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但是，广州人民没有因此而退却。社学的组织有了迅速的发展。广州人民以更积极的行动响应《公檄》的号召。同年十二月，广州爆发了攻烧洋馆的斗争。根据祁?的奏折，这个斗争的起因是“夷人”水手“欺侮平民”。即：“有红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华民买食水果，不给钱。卖果者向讨，反被该夷用刀划伤”。群众“在旁目击，均为不平”。“该夷自知理曲，旋即避入夷楼”。群众“追呼而至”，“夷人”竟“在楼上用砖瓦向下击打”。因此，群情激愤，攻烧洋馆。
这次斗争给予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夷人因见内地民人共切同仇，甚为畏惧。”（祁?的奏折）至于那些“畏犬如虎”的投降派官僚，他们在平时不保护人民，而当人民被迫起来反抗时却急起“弹压”，对侵略者备加“防护抚绥”。祁?等一闻知讯息，“即饬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弹压”（祁?的奏折）。但是在人民群起抗拒的情势下，他们也无可奈何。当火起时，他们“又即亲往督率文武官，调集水龙救护”（同上）。但是，当时只“闻万口齐呼杀贼。远近水车赴救，皆挺刃而止之，员弁以兵役至，将为扑灭，亦阻于万手飞石不得前”（《夷氛闻记》）。
当时，广州反侵略空气的压力极其强烈。清朝著名的投降派官僚伊里布在签订“南京条约”后，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来到广州。随同他前往的，还有投降派官僚黄恩彤等。黄恩彤在《抚远纪略》中记述了当时广州的情况，他说：“粤东新遭警扰，内民与外人为仇，募勇数万，结队横行，骄悍难制。”人民的反侵略势力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侵略者，而且使投降派感到深切的忧虑。因此，黄恩彤得出结论说：“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按照这个观点，伊里布采取了一系列“抑民奉外”的措施。他下令“遣散壮勇”，并迫害爱国分子。钱江被“戍之新疆”，何大庚被递解回浙江原籍（《夷氛闻记》）。但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仍然极其坚决。英国侵略者坚持进城的要求，而广州人民却誓死反对。伊里布既不敢拒绝英国侵略者进城的要求，又不能不考虑到人民的反抗。他终于在一八四三年三月“忧思成疾”，以致病死（耆英的奏折）。
伊里布的职务为耆英所接替。耆英是一个更著名的投降派官僚，他一到任就污蔑攻烧洋馆的斗争“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同上）。广州人民对于英国侵略者仇深如海，迫使耆英也不敢公然答应英国侵略者进城的要求。但是，英国侵略者却一再催促。耆英也同伊里布一样，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不过，耆英比伊里布更为阴险和狡猾。他在一八四三年七月就私下接受了英国侵略者的要求，但是他请求对进城的时间作适当的推延。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记载了这个事实。他说：
“在一八四三年七月，他（指耆英——引者）写信给璞鼎查道，其他城市既可进入，广州自无例外之理。但是，‘……人心因战争而
浮动，很容易滋生疑虑’。他现在正忙于扫除他们不合理的疑虑，并请求在这件事上尚须保持一定程度的忍耐。”耆英对于英国侵略者的奴颜婢膝，暴露了投降派的丑恶本质。
一八四五年，英国香港总督改由德庇继任。他又提出了进城的要求。虽然耆英决心抑民奉外，准许英人进城，但是他仍恐惧群众力量，不敢遽然应允。黄恩彤给德庇写信诉说耆英的苦衷，乞求容许继续延期。他在信中写道：
“官虽有权而民之势太众，顺其意则喜，拂其情则怒，怒则聚众抗官而不从其令。……官准英人进城而百姓聚众而拒阻之，官不能禁，则无辞以对英人，强欲禁之，又无术以制百姓。”真是诚惶诚恐，声泪俱下。但是，投降派的苦衷并没有得到体谅。德庇仍然坚持进城的要求，并以不退还舟山为要挟。经不住侵略者的讹诈，耆英进一步地屈服了。他向道光帝报告说：
“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考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拒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又说：
“窃思事当权其轻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比较，以舟山为轻，广州为重；以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比较，则舟山退还为重，而
广州进城为轻。”于是，耆英贴出告示宣布开放广州城，并禁止人民阻挠（见文首所引耆英、黄恩彤的告示）。
投降派出卖人民利益的勾当，是绝对不会得到群众批准的。耆英和黄恩彤的告示一贴出来，就被激怒了的群众所撕毁，“屡示屡毁”（耆英的奏折）。广州人民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到处张贴告白，对英国侵略者和投降派，提出了严厉的谴责和警告（见文首所引广州群众的揭帖）。但是，耆英执意要向侵略者投降，又暗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舰商谈进城日期。群众知道了这个情况，又立即贴出了许多揭帖。他们还相约“以洋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中西纪事》）。当刘浔从英舰回城，群众暴动就起来了。兹摘录当时的一个记载：
“一时乌合之众，乘衅而起。太守回署，则堂皇啸聚数千人，闯入宅门内，劫取太守依笥，陈之堂下，破其鐍，搜其朝珠公服而焚之，曰：‘彼将事洋人，不复为大清官矣。’太守自后院毁垣出。”（同上）知府衙门也被烧掉。事后，耆英又企图分化反抗的力量，请士绅来劝阻群众。但是，士绅却拒绝说：
“此众怒不可与争也。……吾乡之民能为国家效力剿贼，不愿从抚也。”（王之春：《国朝柔远记》）最后为了缓和群众的反抗情绪，耆英不得不把刘浔撤职，并贴出“杜绝英人进城之请”的告示。但是，同时他又“饬令地方官，密访严拿，务获首要各犯，置之重典”（耆英的奏折）。投降派对人民反侵略斗争是恨之入髓的。至于英国侵略者方面，德庇也担心事端扩大，不敢坚持立即进城的要求。
胜利并没有使广州人民松懈下来，他们仍然不断地打击着侵略者。英国侵略者“害了想进入广州城的‘偏执狂’”（马克思：
《议会关于对华军事行动的辩论》）。有的企图乘隙入城，有的竟然溜进城内，但是他们都受到了群众正义的惩罚。梁廷枬记述一八四六年若干斗争情况说：
“凡夷有三五为群，思进太平门、西门者，守者辄斥之退。民或遇见，辄顷刻聚千百人鼓噪其后，必使其急遁返而后散。……夷偶瞷往来人偶少，遽闯进焉。……市民遇之，大哄，夷举所持鞭竿辟人，于是万手齐动，几毙拳下。领事虽诉诸官，众怒难犯，莫可谁何也。”（《夷氛闻记》）
但是，英国侵略者不愿继续在开放广州城问题上延宕下去了。就在这一年七月，巴麦尊重任英国外相。他在上任不久就一再训令德庇采取更粗暴蛮横的手段，他说：
“倘若我们采用一种卑下的口气，我们将丧失我们在对中国胜利
中所得到的一切优胜的地位……中国人必须知道和认清，如果他
们攻击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商馆，他们就会被枪毙；如果他们对
于那些宁静地行使他们的条约权利在广州街上散步的无辜英国人
加以虐待的话，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保持人们安然无事的最
好方法所要凭借的，就是让他们看清你能够并且决心要以武力抗
拒武力。在这方面，中国人同其他人类并没有丝毫区别”（《中
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当时，恰好有六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到佛山“游逛”，同群众发生冲突。由于当地官兵的护送，他们并没有受伤。但是，德庇就以此为借口向耆英提出强烈的抗议。接着，他又以武力对耆英进行威胁。英国侵略者悍然在一八四七年四月三日偷袭广州，“攻克和占领了虎门所有的主要炮台，并且在珠江上破坏了它的门户和炸毁了它的火药库之后，钉住了八百二十七门大炮的炮眼”（《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于是德庇向耆英提出七项无理的要求，其中包括迅速开放广州城。他还以“城为官守，议入权则在官”（《夷氛闻记》）的理由，限耆英在八小时内答复。在英国侵略者的武力胁迫下，以耆英为首的广东投降派被吓昏了。虽然耆英“惧开边衅，不敢不许”，但是他又“惧激民变，不敢竟许入城”（华廷杰：《触番始末》）。因此，他决心“凡所要求，悉以许之”，以缓入城之约（同上）。耆英在四月六日致函德庇全部接受了他的要求，只是认为“日期仍须延缓”，“同意自今日起两年后英国官员和人民可以自由进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耆英以拖延来应付侵略者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妥协媚外的行为。因此，广州人民对他越发痛恨，骂他是“恬不识羞”的“夷人奴才”（《官府辱国殃民帖》）。
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使投降派不敢畅所欲为。为了扫除卖国活动的障碍，耆英对广州人民进行了更残酷的镇压。这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发生于同年十二月的“黄竹岐案”上。黄竹岐是南海县的一个村庄。一八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有六个英国人到那里打鸟。“夷相率竟入其栅，妇女见而譁，夷不知避，反举枪以击人”（《夷氛闻记》），村民死一伤一。“顷刻间，村民毕集，鸣锣，将递传邻近诸村来护”（同上）。村民为了自卫，将行凶者殴打致死。耆英闻讯，竟即派兵前往，逮捕了十多人。其中四人即被处死，另外十一人被分别处以绞刑、流刑和其他严厉的徒刑。另一方面，耆英又传集士绅反复“开导”，企图分化社学的力量。
但是，耆英的血腥镇压和阴谋破坏没有能收到成效。广州人民同投降派官僚，“其相为冰炭也，已非一日”（湖广监察御史曹履泰的奏折）。此后，他们对投降派的愤恨当然愈益加深了。同时，广州人民对侵略者的斗争也愈益加强了。
鉴于这种情况，耆英积极活动内调。一八四八年三月，徐广缙就任两广总督，他也是一个投降派官僚。当时，英国香港总督也更换为文翰。第二年二月，耆英密约的两年期限将满。文翰同徐广缙在虎门进行会谈，又提出了进城的要求。他向徐广缙恫吓说，“如百姓不欲其进城，情愿助兵弹压”，并将进兵天津、长江。徐广缙被吓得完全软化了。他急忙向道光帝表示自己“实已智尽能索”，并认为如“拒之过峻，难免激成事端”。道光帝也被吓住了。他在“上谕”中批准了进城的要求。投降派就是这样胆小如鼠的。
同投降派一意奉行对外屈辱的方针相反，广州人民坚决进行反抗。当时，纷纷贴出揭帖表示反对，并自动起来准备抗击侵略者。梁廷枬在《夷氛闻记》中反映了这个情况，他说：
“当是时……〔社学〕劝家自出丁设械，为拒夷入城之备。……
一时雷动云合，自老城而及新城，新城而及四郊……旬日间，得
十万人有奇……当勇之夜出也，四城灯烛照耀，殆同白日。枪炮
声闻十里。”在广大群众热烈的反侵略情绪推动下，广州商人也发起了抵制英货的运动。
强大的人民力量迫使徐广缙也不得不改变态度。他又向道光帝报告说：
“提及进城，无不立动公愤……纵以至诚劝说，断难望其曲从。”他权衡利害轻重说：
“婉阻之（指阻英人进城——引者）未必遽开边衅，轻许之必至
立启兵端。且阻其进城而有事，则众志成城，尚有爪牙之可恃，
许其进城而有事，则人心瓦解，必至内外之交讧。”因此，徐广缙作出决定，向文翰表示拒绝。
英国侵略者受到挫折，又拿出那套惯用的办法来了。文翰率领兵船进入省河，作进一步的威胁。各地群众闻讯纷纷赶来，汇集省河两岸。徐广缙在群众的压力下，亲到英船交涉。这时，“省河两岸，义勇呼声震天”（《中西纪事》）。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战斗。文翰在人民强大的威力下战栗了。他只得“罢兵修好，请自此不言入城事”（同上），并自愿在“广东通商专约”中载明：“严禁英人入城”。广州人民鼓舞欢腾，侵略者又一次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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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人民反进城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于外国侵略者顽强不屈的反抗精神。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个斗争还是自发的。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斗争，很容易遭到分化和破坏。到了后来，这个斗争的领导组织——社学，终于被反动统治者摧毁了。但是，中国人民是永远不会被征服的。恩格斯指出：“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波斯和中国》）。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觉悟，还不到两年，中国人民就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这就是主要反对本国封建势力、同时也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太平天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