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物与描情——小谈交响乐的表现问题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听乐札记

状物与描情
——小谈交响乐的表现问题
李凌
近来听了好些管弦乐曲，每每侧重状物、写景、叙事，而状物、写景、叙事，又偏于描绘事物的外形，或顺序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如《人民公社交响诗》：晨起、鸡鸣、青年突击队集合、劳动竞赛、丰收、晚会。描写红军长征，多是北上抗日、渡河、过雪山、草地、会师……。并尽量企图通过具体的音响，使人能确切地知道是在表现什么。
有些同志还认为《挑沙竞赛》（管弦乐曲）只写出那种竞赛的热情，很不明确，说：“谁知道你挑的是沙还是别的东西”。
有些同志甚至认为用“幻想曲”、“奏鸣曲”等曲式作曲，是“企图掩盖在笼统的名词下逃避听众的‘指责’”……认为凡是不具体地绘形绘声，就是离开现实主义的道路。
关于采用“幻想曲”体裁写作，是否是离开现实主义道路问题，已有些文章在展开讨论，这里只想着重谈一谈状物、写景、叙事与描情问题。
用有限的几个音来状物，恐怕是比较困难的。叙事、写景的例子，倒是不少，像萧斯塔柯维奇的《第十一交响乐》的第二乐章《一月九日》，描写受难的人民，一群群走向冬宫举行示威；第三乐章刻划了人民一再搏斗的景象，是能够为观众所感受到的。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的《小溪旁》和《雷雨》，也多少体现出花香鸟语的秀丽景致和雷雨交作的剧烈场面（自然，还有一些状物描形更为具体一些的，如《自鸣钟店》、《森林的早猎》等，前者有各种各样的钟鸣，后者充满猎犬的吠声，不过，那价值就不大了）。
问题在于，过事追求描绘事物的景象，就会大大地削弱交响乐最深的魅力和较宽广的功能。
比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也是一首叙事交响诗型的协奏曲，而其中最使人难以忘怀的是《十八相送》和《楼台会》，梁山伯和祝英台那种依依不舍和哀伤的心情，一声声沁入人心。《抗父》和《投坟》也是侧重在情感的冲激。至于《春光明媚》，大致也是体现那种秀丽、妩媚的意趣，决不只是它具体写了莺啼鹃叫，即使写了也是一种点缀，像和不像，并不重要。
“状难状之物如在目前”、“描难描之景于音里行间”，甚至一枝一叶，脉丝清明，有时也有它的特趣。但，交响乐毕竟是交响乐，它“长于描情，拙于状物、论理”的特性特别突出。
贝多芬说过：“描写是属于绘画的，在这一方面，诗歌和音乐比较，诗歌可以说是幸福多了；它的领域不像我的（指音乐）那样受限制；但另一方面，我的领土在旁的境界内，扩张得更远，人家不能轻易达到我的王国”（《致威廉·葛哈特信》）。
深信音乐能描写一切的柏辽兹，也承认：“据我看来，音乐的造型意义，毫无疑问地要小得多”。他同意拉西培德的说法，在对待“许多音乐无法形状的事物，如丛林、田野的清新、月亮上升……等，描写它们所激起的那种情感（柏辽兹：《论音乐中的摹仿》）。
其实，柏辽兹自己有名的《哈罗尔德交响曲》从它的标题和内容（第一乐章：《哈罗尔德在山中；忧愁、幸福和狂喜的场面》；第二乐章：《香客进行曲和晚祷》；第三乐章：《阿勃鲁茨山民唱给爱人听的小夜曲》；第四乐章：《强盗的酒神节，前一场的尾声》），也可以看出，它仍然是侧重情感的刻划。所谓触景伤情，因物生感，这不仅是诗人们善于透过事物的外表，来描绘人们最深最宽广的情感天地，音乐家更应抓住音乐长于描情这个特点，摆脱那种只是斤斤计较于事物外表的像不像、明确不明确……而悉力追求情感尽可能的真挚、准确、深邃。
“高歌当哭”，当人们极度悲伤的时候，话语已经无法表达他内心的痛苦，常常利用音乐来抒发他最深的哀愁。在情感的天地中，音乐比其他姊妹艺术优越得多。柴可夫斯基说：“人们全部情感，都可以用交响乐表现出来”。“只有音乐才有这种无比的威力，语言有时是不够的，而当话语缺乏作为的时候，更雄辩的语言（音乐），就全副武装跑来了”。（《给梅克夫人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