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土地问题和民族革命——帝国主义和非洲人民之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非洲土地问题和民族革命
——帝国主义和非洲人民之间的一个尖锐的矛盾
冯之丹
非洲的土地制度和土地问题极为复杂。在西方殖民者入侵之前，存在着非洲传统的土地制度。在经过长期的西方殖民统治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非洲农村既存在着原始村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制，也存在着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个体农民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的种植园（主要是殖民者经营的种植园）。尽管非洲土地问题错综复杂，但有一点非常清楚，即由于殖民统治的结果，非洲大量的肥沃土地被殖民者所掠夺，以致千百万非洲农民丧失了土地；由于殖民者的横征暴敛和通过不等价交换榨取巨额利润，以致非洲农民的贫困化日益加深，生活日益痛苦。非洲的土地问题，直接地反映了非洲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其尖锐的矛盾。
西方殖民者对非洲土地的疯狂掠夺
十九世纪末叶，西方殖民者在结束了血腥的奴隶贩卖以后，为了在非洲奠定新的奴役制度和殖民统治的基础，就遣送大批白人移民侵入非洲。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了殖民者对非洲人土地的疯狂掠夺的过程。殖民者通过颁布法令直接攫夺土地，或对当地酋长进行威胁利诱，或采取措施，使非洲农民破产流亡等手段，逐渐霸占了非洲大片肥沃的土地。在英属中非和东非殖民地、在南非，以及前法属北非殖民地，由于殖民者的掠夺而造成的土地问题显得特别尖锐。
在东非的怯尼亚，英国于一八九五年确立了殖民统治后，即宣布全部土地为“皇家所有”。根据怯尼亚殖民当局颁布的“皇家土地法令”，英国殖民总督被授权“代表国王陛下，在他认为适当的任何条件下，为任何目的而赠予、出租或让予任何皇家的土地”。一纸法令便剥夺了怯尼亚人的土地所有权。随着欧洲移民的增多，越来越多的怯尼亚人被殖民者从自己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一九零一年，怯尼亚的欧洲移民只有十三人，到一九零四年增加到三百多人，他们占有二十二万英亩土地。从一九零五年至一九一四年，怯尼亚的非洲人被夺去了近四百四十万英亩的土地。到了一九五七年，欧洲移民的人数达到了四万五千多人，占有土地的面积达到十一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平方哩。
根据一九三九年英国枢密院颁布的一项法令，怯尼亚山下一块总面积约为一万六千七百平方哩的最肥沃的高原，被指定只供欧洲人占用。因此，这一块富饶的高原被称为“白人高原”。据估计，仅这块高原就占了怯尼亚全部最好土地的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占怯尼亚人口百分之二十的吉库犹民族，原来就住在这块肥沃的高原上，后来被殖民者驱逐到一些零星分散的“保留地”里。这些保留地的总面积不过二千平方哩，因此，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哩四百人，有的甚至达到五百至一千人。这使得失去土地的吉库犹族的农民无以为生，被迫流落到欧洲人的农场里去充当雇工，或大批地流向城市，成为无产者。
在中非和南非，殖民者直接用武力驱逐非洲人，进行“圈地”。广大的非洲农民被赶到贫瘠、狭小的“非洲人居留地”去。英国殖民者在南罗得西亚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七点八的欧洲移民占有全部可耕地的一半，相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非洲人却只有全部耕地的一半，而且这些土地全是贫瘠的花岗岩沙地，或者是更为贫瘠的细沙石地。同时，殖民当局更颁布了所谓“南罗得西亚土地分配法”、“土地经营法”等法令，剥夺非洲人在自己出生的土地上的居住权。
在种族歧视制度盛行的南非，欧洲殖民者对非洲人土地的掠夺更为严重。早在一九一零年，南非的耕地几乎全部为白人移民所霸占，留给非洲人的土地只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七点八三。一九三六年，南非当局拨出了七百五十万摩根（一摩根约为两英亩）土地，交给非洲人。即令如此，占全国农业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非洲人，仍然只能挤在只占全国耕地百分之十二的瘦瘠的“保留地”上，而占南非人口百分之十五的白人移民却拥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的耕地。
北非的前法国殖民地，也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在摩洛哥宣布独立的时候，外国人占有耕地的八分之一左右，其中包括沿海地区的最好的土地。在突尼斯，一九四九年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属于外国人。在新近独立的阿尔及利亚，近百年间，二万多欧洲移民占有全国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耕地，其中六千多户殖民富豪又占有欧洲移民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七。占全部农业人口一半左右的五十万以上的阿尔及利亚农户则丧失了全部土地。
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安哥拉、莫三鼻给，至今仍实行着野蛮的变相奴隶制度。全部肥沃土地都为殖民者所霸占。在安哥拉，只有千分之三的非洲人被允许拥有少量土地。数十万农民被逐到殖民者大种植园和工矿企业去充当苦工。
在西非和赤道非洲的法国殖民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土地掠夺。如在喀麦隆、加蓬和中央刚果等国家的那些便于开垦的森林地带，有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的非洲人的土地被殖民者所夺取。
非洲农民陷于悲惨的绝境
上述情况表明，由于殖民统治而造成的土地问题，在非洲是普遍存在着的。殖民者明明知道，这个问题始终是激起殖民地人民进行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殖民者根本不可能而且也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
在南非、安哥拉以及其它非洲地区，殖民者甚至用强制的手段，把成千上万由于失去土地而陷于破产绝境的农民，转送到殖民者的大种植园和矿坑底层去从事奴隶劳动。例如在南非，白人当局利用
“通行证法”及其它许多种族歧视的法令拘禁和逮捕非洲人，并把被监禁的犯人发送到白人农场去充当苦役。葡属安哥拉至今仍盛行着强迫劳动制度。
当非洲农民被驱入殖民者的种植园和矿坑底层的时候，他们就从一个地狱进入了另一个新的更加悲惨的地狱。例如在塔培尔地方的非洲劳工身披麻袋，在灼热太阳的照射和犀皮鞭的抽打下劳动，夜晚则住在没有窗户的土屋里，外面还有凶猛的警犬看守着，防止他们逃跑。根据一九五三年的材料，在受雇于殖民者种植园的二十五万怯尼亚农业工人中，百分之四十八的工人每月收入为二十五先令，百分之二十六的工人每月只有二十先令，而当时官方估计每个劳动者每月最低生活费用为六十先令。许多农业工人本身都无法糊口，当然更谈不上养家了。像在南非、怯尼亚、刚果和独立前的尼日利亚、赤道非洲各国，婴儿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在某些地方有一半以上的人活不到十五岁或二十岁。经过六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广大的非洲农村，呈现出一幅可怕的图景。
农民是非洲民族革命的一支伟大的主力军
非洲农民既然遭受着如此深重的苦难，所以他们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传统和顽强的革命性。从历史上来看，欧洲殖民者对非洲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主要是对土地和农产品的掠夺，这种掠夺曾经在许多地方激起过大规模的农民斗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这种斗争往往是自发的，缺乏组织性。但历次农民斗争都表现了巨大的威力。在英属东非，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民族运动的整个历史。怯尼亚西南地区的马赛以族人，曾因收回被夺去的土地一再爆发斗争，他们曾迫使当地殖民者从非洲人的土地上撤走。安哥拉的农民在一九三○年曾同城市工人一起举行起义，并一度使首府罗安达陷于瘫痪状态。一九三七年加纳农民拒售可可的运动，持续达半年之久，成为加纳初期民族运动中最重要的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到了新的历史阶段，各国的农民运动加强了组织性，斗争纲领也远较过去明确。要土地、反捐税的斗争和要求独立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斗争。在某些国家，觉醒了的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还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一九五二年，怯尼亚吉库犹族爆发了震撼英国殖民统治的“茅茅”武装起义。这一次武装斗争具有浩大的声势和规模，约有一百万吉库犹族人参加。“茅茅”起义的中心口号是“把白人偷去的土地夺回来！”这句看来极其简单的口号，对于吉库犹族来说是何等地激动他们的心弦啊！因为过去曾定居在富饶高原上的吉库犹族被赶出来了，他们的命根子被抢走了。现在夺回土地，夺回命根子，自然是他们最迫切的要求。“茅茅”起义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五年，英国殖民者镇压起义，屠杀了数万名非洲人。可是现在，据报道，怯尼亚的殖民当局又发现非洲人的“土地自由军”的武装组织在活动，英国殖民者为此感到了惊慌不安。很明显，土地问题成了怯尼亚局势动荡的一个重大根源。
在阿尔及利亚、喀麦隆和安哥拉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农民的重要作用显示出来了。在这些国家中，广大农民都是民族解放战争的人力和物力的源泉。这是因为非洲农民一旦觉醒后便深深懂得，土地问题的彻底解决是同整个民族的解放分不开的。农民是非洲各国人民的主体，约占非洲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民也是民族解放军的主要参加者。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加，非洲的民族革命运动就不会有浩大的声势。
土地改革日益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与农民切身利益有关的土地改革这个命题，就不能不成为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是衡量非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事实证明，在农民中间进行艰苦的组织工作，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动员农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是争取非洲民族革命胜利的一项重要保证。例如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党在自己的纲领中明确地提出了进行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并规定，“没收敌人和叛徒的土地”；“将土地无偿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领导着喀麦隆人民坚持民族解放战争的喀麦隆人民联盟，在自己的最低纲领中提出要“没收和限制一部最不合理的殖民者的企业或禁地”，“使无地农民得到土地”。而在它的新纲领中则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一九五五年六月在南非首府约翰内斯堡附近举行的“南非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自由宪章”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根据种族差别而对土地所有权实行的限制应该结束，所有土地应该在耕种土地的那些人当中重新分配，以便消除饥荒和土地缺乏情况”。这就是说，南非的民族主义者也已经注意把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同反种族歧视的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进行了七年半之久，并且最后取得了民族独立的重大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阿尔及利亚广大农民流血牺牲、英勇战斗的结果。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把进行土地改革列入了自己的纲领。在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以后，本·贝拉总理在他的施政纲领演说中指出：“土地改革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的一项基本目标”。他说：“我国的农民占我国人口的五分之四，他们在解放战争中作出了惨重的牺牲并且承受了可怕的后果。农民理所当然地希望革命在带来独立的同时，也带来完全是正当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