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笔记片断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读《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笔记片断
吴传启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毕生从事理论著述的同时，始终对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给予极大的注意。在这一方面，最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中，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这些书信所包括的历史时代，正是工人阶级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分离出来和独立工人运动突起的时代，因而是确定无产阶级策略和政策原则的时代。然而，正如列宁于一九一三年在《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一文中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愈常常观察各国工人运动怎样由于资产阶级的停滞和腐败，由于工人领袖的注意力耗费在日常琐事上等等而受到机会主义的侵害，则通信集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也就愈有价值”（《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五五七至五五八页）。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当我们愈是看到现代修正主义者如铁托之流是怎样地越来越堕落到无耻地步的时候，则这些书信中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也就愈有价值”，愈是显现其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的光辉。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五○二页）这就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策略的原则性的阐明。人们都很熟悉，同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策略原理根本对立的，就是后来伯恩施坦的那句最能表明修正主义实质的名言：“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它所表明的实质就在于：取消了革命运动的“最终目的”，从而用改良来代替革命，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来代替唯物主义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的大量材料表明，他们曾经对伯恩施坦派的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进行过无情的揭露，给予过最严厉的指斥。而且有关对伯恩施坦派的一切预言，也都被后来的历史灿烂地证实了。
当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伯恩施坦派就曾经在工人运动中宣扬阶级合作论。一八七八年十月，德国统治者俾斯麦为了镇压工人运动，实行了反社会党人的特别法。这个时候，伯恩施坦派一伙，即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三人合写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载于《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一文，提出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和路线。他们在这篇文章中宣扬放弃革命的最终目的，认为应当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以免被“太高的要求吓跑了”资产阶级，从而宣扬阶级合作和“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一八七九年九月，给当时德国党的几位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白拉克等发出了“通告”，对伯恩施坦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揭露和驳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中揭露说：按照他们的这种观点就等于说，“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三六○页。以下只注页码），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既然被认为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所以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而在当前“我们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第三六○页）。至于党的纲领呢？并不打算放弃，只是“无定期地延缓”，就是说，“人们接受这个纲领，但是真正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第三五八至三五九页）。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指出，这些不能容忍的谰调只能表明，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第三六二页）。并且，恩格斯还在其他一些书信中，把这种谰调指斥为“旧的污秽的东西清新地、无害地、愉快地、自由地‘长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调”（第四八一页）；指斥这种“论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第四八○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封“通告信”中，揭露了伯恩施坦派的这种机会主义政策的实质，乃是要在工人运动中取消阶级斗争，从而全面地实行阶级合作。他们为了怕“吓跑”资产者和解除其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力图向资产阶级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通告信”中由此指出，所谓赤色幽灵的秘密，不过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罢了，“如果消灭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第三五八页。重点是引者加的）由于他们要取消阶级斗争，因此他们批评实行阶级斗争的工人党为“片面的”党，要把党“改造”为实行阶级合作的“全面的党”。“通告信”中指出：“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第三五六页）伯恩施坦派正是这样地企图把工人党变成“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那些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领袖们，那些伯恩施坦主义的继承者们，就正是这样地把第二国际变成了实行阶级合作的“全面的党”了。为了同这些要消灭阶级斗争的“冒牌货”划清界限，“通告信”强调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即阶级斗争的道路。并最后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第三六○页）因为如果不坚持阶级斗争的道路，就不能有科学的共产主义。恩格斯说，马克思和他自己“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第三九四页），这种斗争的本身就是一场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二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这些“冒牌货”的斗争中，以及在不断总结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又总是注意阐明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单从书信中的大量材料就可以看出，他们总是既反对绝对拒绝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进行联合的“左”的错误，又反对那种因联合而抹杀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右的错误。恩格斯于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在致格·特利尔的信中，一方面批评了那种无条件地拒绝联合的“左”的观点，但同时指出，这种联合又必须是：“直接对我们的好处或对国家的朝着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方向进行的历史发展的好处是无可争辩的、值得争取的，而所有这一切又必须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对我来说，这是绝对的界限。”（第四六○页。重点是引者加的）按照恩格斯的这种观点：第一，必须是有利于对敌斗争和导向于革命的联合，而不能是因联合而放弃革命或者取消了“最终目的”；第二，必须是“以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不致因此发生问题为前提”，而不能因联合而使党变成了实行阶级合作的党，从而变成了“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这是“绝对的界限”。也就是说，必须是“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而不能“运动就是一切”。
为了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彻底划清界限，恩格斯在致屠拉梯的信中，对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他们将积极参加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而且，一时一刻也不忘记，这些阶段只不过是导致第一个伟大目的的许多阶梯。这个目的就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改造社会的手段”（第五二一页）。自然，当革命运动达到了“第一个伟大目的”即取得政权以后，还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还要为实现全世界和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就是说，还要经过许多的斗争阶段，因而一刻也不能忽视“最终目的”。所以一切共产党人，必须“积极参加两个阶级的斗争的所有发展阶段”，而不能在革命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停顿下来。恩格斯从而继续指出：“这种永远不忽视伟大目的的策略，能够防止社会主义者产生失望情绪，而这种情绪却是目光短浅的其他政党——不论是共和党人或伤感的社会党人——无法避免的，因为他们把进军途中的普通一站看成了最终目的。”（第五二一页。重点是引者加的）对于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者来说，如果“把进军途中的普通一站看成了最终目的”，就等于取消了“最终目的”，就必然要背离阶级斗争的道路，失去无产阶级的革命锐气，而变成目光短浅的庸人。这种表现，正是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的特征，也是一切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修正主义者的特征。恩格斯以上所说的一切，也就是教导我们应该怎样去同那种认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伯恩施坦主义者划清界限，以及怎样同一切背弃阶级斗争道路的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三
在对敌斗争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书信中对伯恩施坦派进行了最严厉的指斥。一八七八年十月当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刚刚通过的时候，党的某些领导者表现惊惶失措，恐惧万分，赶忙向敌人声明放弃暴力革命，只“走合法的”道路。而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和施拉姆之流，竟无耻地认为：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参看第三五九页）。这等于说，来自反革命方面的进攻和迫害，责任并不在反革命方面，而是由于革命者“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引起的。他们跪在反革命的压迫者面前声明说：“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已经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参看第三五七页）对于这种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自行解除武装的投降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书信中进行了无情的指斥。他们在那封“通告信”中说，这些人在敌人的进攻和迫害面前，“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第三六○页）对于当时这样一些“温顺”的领袖们，恩格斯在书信中还指出：“在我看来，德国的群众要比领袖先生们好得多，特别是在党由于报刊和宣传而变成了为这些领袖提供黄油的奶牛，而俾斯麦和资产阶级突然屠宰了这头奶牛之后，情况就更是这样了。”（第三八六页）就是说，这些人的做法，是完全脱离群众和违背群众的意志而迎合了敌对阶级的政策。
恩格斯一八八三年一月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严厉地指斥说：“不要像许多人还在做的那样，一遇到敌人的打击就回避、退让，不要哀号，不要呜咽，不要低声下气地求饶，说什么我们并没有任何恶意。我们要以牙还牙，要以两倍、三倍的打击来还击敌人对我们的每一个打击。”（第三九八页）恩格斯，说“我们的策略从来就是这样”（第三九八页。重点是引者加的）。恩格斯一八八二年一月在给伯恩施坦的信中说，在争取废除反社会党人法的问题上，不要以为“只要温顺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这只是“一种荒唐的幻想”（第三八六页）。恩格斯于一八七九年七月致贝克尔的一封信中又提醒说：“和平地达到目的的说法，不是再没有必要，就是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成为不可能，并把运动引入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害。”（第三五四页）在这里，恩格斯指出了坏事怎样变为好事，并教导人们应该从反动派的暴力行动中受到教育，从而清醒过来。四
对于伯恩施坦派说来，根本之点正在于他们自己害怕革命。恩格斯在指斥伯恩施坦派的时期，也把当时英国的“费边派”批判了一顿，指出“害怕革命，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第五○五页）。并指出像“费边派”这一伙野心家们，因为自己害怕革命，所以特别仇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恩格斯说：“他们之所以疯狂地仇恨马克思和我们大家，就是因为我们都主张阶级斗争。”（第五○五页）正如列宁曾经说过的那样，恩格斯当时对“费边派”的批判，乃是指斥伯恩施坦派时所必须做的事情。因为这种自己害怕革命并且反对别人革命的原则，同时也是伯恩施坦派的基本原则，是一切“冒牌的社会主义”者的基本原则。以后的事实证明，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施坦之流不正是因为自己害怕革命而疯狂地仇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吗？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总是从根本的世界观上来揭露他们的原形。他们指出：作为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实质，就在于取消阶级斗争，在于企图用“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来代替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三六一页。重点是引者加的），在于“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唯物主义的基础”（第三四三页。重点是引者加的）。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对于这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封“通告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一八四八年和一八四九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第三六○页。重点是引者加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所讲的这些话，到现在已经整整八十三年了。八十多年的历史完全证明，历史正是从这些人“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