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病理学和农业生产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植物病理学和农业生产
裘维蕃
植物病理学是在十九世纪末期，随着农业生产现代化的要求而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它综合了植物学、微生物学、植物栽培学和医学等各有关方面的内容。它的目的是：保护一切经济植物的健康，使它们都能正常地生长发育，达到人们栽培它们的最终目的。
人和动物生病是谁都理解的，不过像植物那样的生物生病是比较不易理解的。实际上，低级生物像细菌那样小的生命也要生病，而且有比它们更为微小的生物寄生在它们的体内。一种农作物上往往有几十甚至上百种寄生物，从而使它们发生各种病害。
害虫对农作物的为害易于觉察，病的为害就不那么容易觉察。病在表现出来之前，就已经潜伏在植物体内，等到病情发作，人们开始注意时，损失已经很大了。由于病害的发作常常和一些不正常的气象变化有着间接的联系，所以人们常把它归罪于“天时不正”或“水土不调”，而忽略了那些十分危险的“无形”的敌人——病原微生物。
农作物病害带来的损失
在国外的历史上，曾由于农作物病害的大流行而造成了空前的灾荒。以马铃薯为主要粮食的爱尔兰，在一八四五年前后，由于马铃薯晚疫病的大流行而失收。当时有四百万人遭到饥馑，其中有一百余万人因直接或间接的原因死亡，其中另外一百余万人逃荒而迁到北美。在十九世纪，法国的酿造业是一个重要的企业，可是一八七九年左右葡萄霜霉病的大流行摧毁了法国的葡萄生产，从而一度搞垮了法国的酿造业。美国北部春麦区，从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四年十年之间，单是由于小麦秆锈病一种病害就损失了小麦达三亿七千九百四十五万蒲式耳，按当时价格值五亿五千二百一十五万美元。这里不过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给每一种农作物每一年都算一笔病害账，那么它的总损失将会达到天文数字。
我国在解放以前，农作物虽连年遭受各种灾害，其中包括病害在内，可惜缺少一些全面可靠的数字记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这方面的调查统计，主要也是为了对一些重大的农作物病害便于作积极的研究和防治。一九五○年我国小麦锈病大流行，根据当时小麦锈病会议上的估计，那一年全国小麦的总损失相当于亩产四百斤的丰产田三千万亩的产量。一九五二年棉花发生了严重的棉苗病害，造成了缺苗和减产，估计损失籽棉达一千六百万斤。一九四九至一九五○年东北苹果产区，由于过去国民党统治下极度糟蹋果园，苹果树因腐烂病大发生而死的达百余万株。从美国引到日本，再从日本传到我国的甘薯黑斑病，每年要使我们到手的甘薯收成因烂窖而损失二至三成。这些数据虽然已经是“旧事重提”，但是有必要借此提高警惕。从全国范围来说，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重大病害以外，我们当前要加强研究、提高防治效率或改进防治方法的农作物病害还很多。例如小麦赤霉病；水稻烂秧、稻瘟和白叶枯病；柑桔、油菜、白菜、烟草和马铃薯由病毒引致的各种病害，此外禾谷类的黑穗和黑粉病等，也有待进一步彻底消灭。这些不过是许多例子中的一部分，由这些病害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想见的。根据国际上对农作物病害损失的多年记录的分析，一般认为平常年份做好病害防治工作，可以挽回损失平均约百分之十。
研究工作的经验及成果
植物病理学在我国虽然已经有三十余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接触到生产实际，从而在各方面发展开来还是从解放以后开始的。十三年来，全国植病工作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是可观的。综述一下，大约可以分为下述几个方面：（一）病情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二）重大病害发生发展及流行规律的探究，（三）通过总结农民生产经验，进行试验，提高并改进了防治措施，
（四）由于建立了国际和国内的检疫制度，展开了检疫技术的研究，（五）对于植物病理学的理论方面有了新的阐述及见解。
我国地大物博，农作物和其他经济植物的种类繁多，因此病原微生物的种类也相应地多而杂。某些病原微生物只能在某些地理及气候条件下活动，而当地的植被情况也决定了某一些病原微生物的消长。全面彻底了解我国广大地区各种经济植物上的有害微生物，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西方国家经过一百余年的努力，才得到初步完成。当然在我们国家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不过也一定要投入力量，并且持之以恒。解放以来有不少地区都展开了这项工作，例如吉林省对于全省经济植物病害所作的调查研究就是一个较好的范例。这个调查成果不仅是作出了一本病害账，而且对于每一种病害的病原微生物做了一番比较精密的观察，从而使利用这份资料的人有了较可靠的依据。这种工作有不少单位和地区都在开展，预期在不久的将来会汇成一个全国综合性的病情资料。
研究农作物病害的发生发展及其流行规律，是植病工作者起码的任务，因为没有这种研究，就提不出合理的防治措施。我国从一九五○年全国小麦锈病会议以后，对小麦锈病的流行规律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特别要提到的是关于小麦锈病流行区域系统划分的调查，这些资料及分析提供了在各个流行区域中订制预测预报及具体防治规划的基础。在马铃薯晚疫病方面，对于我国河北北部及山西等地每年病害发生的初次病菌来源作了一系列的研究，从而对大田内中心发病株的形成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这对于及时消灭病害的设计起了积极作用。果树方面，西北、东北及华北对于梨树黑星病的流行规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西北地区发现了病菌用以越过冬季的有性世代，而东北及华北地区则对于病菌过冬掌握了证据。此外，如北京地区对于葡萄白腐病的研究，重点指出了土壤及病残株是每年发病的主要来源。北方大白菜的孤丁病，长江流域油菜的花叶病，经过多年来的研究，明确了它们病毒性传染病的本质以及蚜虫传染这些病害的规律。气象条件和水肥条件对于蚜虫传毒效率和对作物抗病性的影响等，都有了初步的结论，为防治这两种病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解放以来，植病工作者的调查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转变，特别重视了农民在栽培管理中有利于控制病害发展的经验。通过这些经验的分析、提炼和试验，作出了有效的防治设计。例如北方有些地区大白菜经常发生的软腐病，是由于地势低洼，易于积水所致，而徐水地区农民早就利用了高垅栽菜来补救这个缺点，从而大大地减轻了病害的发生。这个经验经过分析，认为与控制病菌随水传播以及促进白菜加速抵抗病菌的入侵都有好处；试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这个高垅栽菜的经验已经在许多可行的地区推广，而且在与其他防治措施结合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陈永康同志在华东水稻区运用的“三黄三黑”经验也有不少工作者进行了总结，这个经验对减轻稻瘟病起了积极的作用。过去对稻瘟病的防治中存在着一个矛盾：多施氮肥增加稻瘟病，少施又影响产量。陈永康同志的经验给解决这个矛盾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线索。此外农民对于掌握农作物的播种期有一整套的经验，而且这种经验往往和控制病害的发生有关。例如北方大白菜在立秋后四至五天播种，在一般年份，大白菜的三大病害（软腐病、孤丁病、霜霉病）都可以减轻。这个经验已经通过三大病害的流行规律的分析而证实了它的科学性。由此可见，农民的经验是丰富的，问题在于如何提炼、分析，抽出其中具有较为普遍性的部分，使广大地区的生产者都能受用。
世界各国为了加强农作物病害的防治，都在比较早的年代就建立了一套对外及对内的检疫制度，并用立法的方式把它确定下来。我国一直到解放以后才确立了这样的制度。由于这一先进的措施的实行，植病工作者就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到底哪些危险病害是国外所有而为国内所无？哪些危险病害是我国所有而为国外所无？哪些病害是这一省区所有而为另一省区所无？不彻底了解这些问题，就无法订出切实可行的检疫规章。除此以外，国外运来的种子材料，到底采用怎样的技术才能检出其中传带的病菌？检出了如何处理？都是要考虑的。我国从建立检疫制度后，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因此也获得了一定的经验。例如我国对于柑桔溃疡病的检疫，对于一些地方性线虫病的检疫，对于国外引入的甜菜种子上的锈菌的检疫等，都是有了良好效果的。这方面的工作尚在草创时期，其发展有待于今后植病研究的全面开展。
植物病理学水平的提高还不仅是把现有的防治技术经过一番试探贯彻到实际的生产中去（这无疑是植病工作者首先要完成的任务），技术的革新还有赖于新的理论的揭发。我国在这方面的工作目前虽然做得较少，但也是有成绩的。首先要提到马铃薯病毒性退化和土温、气温温差的关系的研究。这个研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马铃薯如果只带有x及y两种病毒的话，那么马铃薯的是否发病而退化，决定于马铃薯的生理状况，这种生理状况又受制于它所生长的土壤及环境的温度条件。根据这种理论，改变马铃薯植株周围的温度条件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马铃薯的退化。这个理论可以指导病理工作者在处理病害问题时，注意农作物的生理状况，同时也证明了有些栽培管理的措施的确可以改变植物的生理状态，从而减轻某些病害。此外在大白菜孤丁病的抗病性的研究中，指出了抗病性、耐病性和感病性三个类型的白菜品种对环境的反应的敏感程度是不一致的。抗病性和感病性不容易受栽培或环境条件的影响，而耐病性则容易受环境条件的影响。这个论据指导了白菜抗病育种中选择后代的标准问题，使育种工作者能通过一些方法，来确定他们所掌握的材料究竟是抗病的还是耐病的。同时也给栽培工作者提出了参考意见：对一个感病品种采用栽培措施难于达到减轻病害的目的，可是对一个耐病品种采用一系列的水、肥、管的方法后，就有希望减轻病害。另外，在研究水稻抵抗稻瘟病、胡麻斑病及白叶枯病等的抵抗性的机制方面，研究出这种机制并不是一致的。这种抵抗性一方面决定于寄主，另方面也决定于寄生物。因此采取某种措施后，对某一种病害可以提高抗病性，但不等于说对其他病害也同样提高了抗病性，有时甚至降低了抗病性。因此在采取措施提高农作物抗病性时，必须分别对待。也有人经过试验后提出：苹果树腐烂病的病菌是长期潜伏在健康的树皮内的。如果树的健康情况不受损害，那么腐烂病菌就不能活动；一旦果树体衰弱，那么腐烂病菌就大量活动，造成大发生的现象。这种理论也是有指导性的，因为据此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果树衰弱的主导原因，而不必死抱住消灭病原菌一个措施，作为防治这种毁灭性的病害的唯一方式。由此可见，通过试验研究，提出理论，摆出论据，虽然一时还未必就能拿到生产中去应用，但这是有很大意义的。
联合有关学科，为农业丰产而斗争
防治农作物病害决不是植物病理学工作者孤军作战可以成功的。他们还必须和农药、药械、昆虫、选种及栽培工作者密切地联合起来。事情很明白，医生开了能治好病的药方而药房里配不出所需要的药来，是十分令人心焦的。目前国际上已经制造出来对多种农作物病害有特殊预防效果的农药，但是我们自己能仿制或合成的药种还不多，特别是杀菌剂相对的更少。此外专为杀菌剂用的药械，还有待于进一步地现代化，只有高效能的药械才能充分发挥一种农药的最大效果。植病工作者应该和农药及药械工作者密切联系，提出防治病害上对农药及药械性能的要求，共同来设计提高。植病同昆虫的关系是大家知道的，有许多病害是由昆虫传带及散布的，因此对某些病害来说，消灭了某种昆虫也就等于消灭了某种病害。不过有许多传染农作物病害的昆虫，不一定同时也是农作物上的重要害虫，因为这些虫子本身给农作物造成的损失极为有限，所以常常不被昆虫工作者注意。植病工作者应该和昆虫工作者取得联系，提出自己对某些昆虫的看法，以供昆虫工作者的参考。例如有翅蚜对大白菜苗期的为害是极为轻微的，有时甚至不易为人注意，但就是它在这时把孤丁病毒传染给了白菜。昆虫工作者治菜蚜，一般都安排在白菜生长的中后期，由于植病工作者提供了这种资料，提早治蚜就摆到日程上来，而且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措施。
选种工作者的主要任务是选育和创造农作物的优良丰产品种。一个品种的是否优良当然要看它的许多特性，但这些特性中的重要的一个就是抗病性。一个“良种”而没有抗病性，只能算是半个“良种”，因为在病害流行的年份，这些“良种”都要被病害所摧毁。农业上先进的国家对于“良种”赋予了抗病性的含义，任何一个预备推广的“良种”都要经过区域性的抗病能力的考验，通过了这个考验才准予在一定范围内推广。由此可见，植病工作者和选种工作者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整个选育过程中让所有的品种都受到病害的人为的考验。这是无庸害怕的，因为不抗病的品种尽管会被淘汰，但是其他优良品质却可以采取另外一些办法保存下来，并且和高度的抗病性结合起来。
任何农作物都要求一套良好的耕作和栽培管理的方法，一切病害的防治应该是在最合理、最先进的栽培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植病工作者的防治措施应该订到总的栽培管理措施中去，而不是孤立地进行。过去对于某些重大病害往往在植病工作者和栽培工作者之间发生了对立的看法，有些植病工作者认为，根据传染病的观点，消灭传染来源就可以解决病害问题，有些栽培工作者却不怕传染病，认为只要栽培管理得好就可以不生病。实际上是各执一端。彻底消灭传染来源谈何容易，而单凭栽培管理不讲究防病也是危险的。如果双方协力同心订制出全面有效的防病丰产措施，那么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是很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