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处处是亲人——一位瘫痪老人旅行记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祖国处处是亲人
——一位瘫痪老人旅行记
编者按：我们收到一份来信，信里说：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唐廷宪最近与世长辞了。当他弥留之际，留下了一项遗嘱：“无论如何，一定要把我的‘旅行记’发表，告诉人们要热爱新社会，热爱毛主席呀！”随信附有老人的像片、选民证和客运记录单。现将老人的“旅行记”发表如下：
说起来，谁也不会相信，一个几乎瘫痪的七十多岁的老头子，孤身一人，由沈阳到广州，六七千里地，平平安安地走了三个来回，你说这不是件怪事吗？可是，在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什么样的新鲜事没有啊！
我原籍是河北省交河县，早年家乡闹灾荒，带着老小五口，逃到关东，在哈尔滨道外保定街落了户。
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凡穷人能干的事，差不离我都干过了。因为饱一顿，饥一顿，使我坐下了胃病的根子；以后修房子摔下来，把右腿摔坏，到老来成了残废。因为贫穷，有病没钱医治，到临解放时，只剩下三口人了。这就是老头子我和一个老儿子及一个二女儿。
现在儿子在沈阳市新华书店办公室工作，女儿跟着女婿住在广州，已经有五个孩子了。我跟着儿子在沈阳和平区八经街居住。
虽说我是百病缠身，行动不便，可因为我赶上了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晚年过得真够幸福啊！
我在沈阳过的日子，可算得上住天堂了，可是，远在广州的女儿、女婿，一到天快凉了就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地催我去南方居住。说那里天气暖和，对养病大有益处。这么一来我就变成了冬去春来的大雁了。天一冷就去南方，天热了就回北方，——这就是我由北到南往返三次的原因。
一九六○年的秋天，我第二次去广州。本来，儿子是要送我去的，根据我上一次的经验，再三不让他送我。我说：“你送我，不但要多花路费，更影响了工作，那可对不起咱毛主席呀！”可我儿子说：“你孤身一人出门行动不便，反正已经请假了，路费花点就花点吧。”直到我摆出了上次平安往返的事实，才使他无话可说。但他还是不放心，就给列车长写了一封信，拜托他们多加照顾。
九月二十日那天晚上六点多钟，上了第十二次列车。不一会上来一位军人同志和我坐在一个椅子上。我儿子把信交给他，托他代转列车长，并请他一路上多照顾我。那位军人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尽力照顾老人家。”待儿子下了车，这位军人同志看我坐着不舒服，便把整整一条椅子让给我，叫我躺下休息。工夫不大，一位列车员来了，军人就把那封信交给了她。她看了看我，点点头就走了。又过一会，女列车长来了。她怕我耳背，凑到我耳根前说：“老大爷，您儿子写的信我看过了。您放心吧，您有什么事，尽管说话好啦。”我问她叫什么？她说叫孙明智。她跟我说完了，转身又对那位军人和周围的旅客说：“我们照顾不到的，同志们替我们照顾着点。”
火车出了沈阳，别的旅客都还没有喝到水呢，一位女列车员就先给我送来了一杯开水。她也是个年轻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她告诉我叫胡焕兰。她嘱咐我好好躺着休息，你看她想得多周到啊！
就这样，我过了一夜，睡了两觉。次日早七时就到达了首都北京。车停下不久，两位同志推着一辆小车，接我出站，经我询问，他们是北京站客运丙班的服务员，女的叫王喜芬，男的姓张，叫什么我记不起来了。他把我背到小车上连人带行李，一气推到候车室让我休息，还随手交给我一张纸条。我一看是车上的“客运记录”，上面写着：“九月二十一日到北京的十二次列车，载有从沈阳站至广州的七十岁老大爷一名，因无人护送，请沿途车站，多协助旅行和购票。”你看，他们有多负责任哪！
一会，来了两个姑娘，一个是四方大脸小矮个；一个是鹅蛋圆脸细高挑，问长问短，就像是见了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一个替我买东西吃，一个给我端来了开水和洗脸水，简直像到了旅馆一般。我问她俩的名字，高的叫赵淑华，矮的叫张淑秀。都是候车室丙班的服务员。她们又去给我想办法买卧铺票。但因当时快到国庆节啦，来往旅客很多，卧铺根本买不到。我说：“只要能快点走，不坐卧铺也行啊！”她俩好不容易给我买了一张直达广州的快车硬席票。开车前，她俩用小车把我推进了站台。车上的列车员又把我背上了车。不大工夫车就开了。刚过了丰台车站，就见来了个铁路警察，问我：“您这么大年纪啦，又有病，坐这硬席车怎么行呢？我去想想办法。”不大一会，回来说：“老大爷，走！睡卧铺去。”我说：“卧铺头好几天就卖完啦，这车刚走了一站，哪来的卧铺呀？”他说：“老大爷，不但有您的卧铺，而且还不要您的钱，您快随我走吧！”我说：“当真吗？”他说：“我是人民警察，哪能跟您说谎呢！刚才我跟列车长说了，列车长立刻到卧铺旅客那里，把您的情况一讲，当时就有好几个人自愿把卧铺让给你。其中有位军官，坚决把卧铺让给你，而且还不要你的钱。”说着就把我背起来，穿过了十几个车厢，背到了卧铺车上。他汗也没擦，又返回去把我的行李扛过来了。这下子感动得我老泪纵横了。在前有不少服务员、列车员都背过我，我都没有掉泪，为啥他会把我感动得哭了呢？要知道，他是个警察呀！在旧社会，我受过不少警察的气，现在警察把我背来背去。这怎能不使人掉泪呢！
唉！可惜！给我让位的那位军官和这位警察的名字忘了。不过这也没关系。我当时对他们说：“同志！别看你们对我这么好，可是我不感谢你们，我要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呀！要不是党和毛主席，能教导出像你们这样好的青年人吗？”他们听了我的话都哈哈大笑起来，连声说：“对！对！对！”
由北京到广州，这两天两夜舒舒服服地就过去了。车到达广州，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列车长穆福庆问我：“老大爷，下车有人来接您没有？”我说：“姑爷在船上工作，不定在家不在家，姑娘又带着四五个孩子。恐怕不能来接我吧。”于是，他就对一位列车员说：“如果有人来接更好，没人来接，你就负责把他送到家吧。”那位列车员说声“好吧”，就把我背下了车。还没落地呢，就听见女儿和女婿喊“爸爸！爸爸！”原来他们早就在站台上等着来接我了。　（唐德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