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的艺术特色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长篇小说《汾水长流》的艺术特色
杨扬
胡正同志的《汾水长流》是一部值得注意的有特色的作品。它给人的印象是朴素、明净的生活画卷。虽然只抓取了一个村庄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巩固和扩大初级社的一段生活，时间也只是从春到夏，却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反映了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在农村所展开的两条道路间复杂、尖锐的斗争。
小说在我们面前生动地反映了当时晋中农村的生活面貌。杏园堡这汾河岸边的村庄，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使这里的农民摆脱了封建剥削，但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限制着杏园堡农民更快地发展生产，同时也逐渐产生着两极分化。像雇工出身的王连生，因妻子生病、孩子拖累等原因，“年年欠债”又陷入困境，只好把土改时分得的一些家具、半头骡子和二亩好地陆续变卖了。另一个翻身户刘元禄却靠投机、做小生意而发起个人小家业来了。这时，党及时指出必须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在互助组基础上发展农业合作化，就在杏园堡农民面前更明白地摆出了社会主义道路，杏园堡办起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但是，办农业社这是新兴的事业，在周围的自发势力还相当厉害，在许多农民还不那么了解农业社的实际好处时，它能不能够巩固就是当时农村两条道路决战中重要的一步，就是这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一个突出内容。《汾水长流》的作者机智地抓住这一段，通过杏园堡初级社建立不久在巩固社过程中所进行的防霜、抗旱、战胜春荒，以至夏收后扩社等一系列斗争，展开了在这小村里所表现出来那种阶级斗争的繁复多样、犬牙交错的阵势。由此，它也展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怎样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发展。
农业社在自发势力面前挺然屹立，这无异于是在杏园堡各色各样人们面前的试金石。以对农业社的不同态度为重心，这些人物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抱着不同的态度，占着不同的地位，有着不同的行程，也由之揭示了他们之间不同的矛盾。对广大贫农、下中农来说，农业社是他们热望的道路。贫苦的王连生深切地知道单干给他带来的是饥荒和痛苦，他的热切要求入社和赤心爱社的感情有着很大的代表性。对于那些富裕户，农业社却是不对胃口的。他们想的是自己发家，巴不得社办不成，至少希望保持互助组算了。周有富这个富裕中农，在农业社遭到困难时，多么得意地要和农业社赛一赛。勉强入了社的姜玉牛，趁机会就想退社。而那个翻身忘本的刘元禄，靠着投机和作生意闹腾富裕了。作为党员干部，他不得不入了社，他的心底却觉得眼看到手的“好日子”，被“拦路出来个农业社”挡住了。他不能忍受的是“革命要赔本钱”，谋算着不把农业社弄成旧社会有钱人家合办的“合成地庄”，就要把农业社弄得散伙，才好实现他发家的心愿。因而，他不愿让更多的贫雇农参加社，王连生要求入社，他就多次阻挠和泼冷水。他和支部书记郭春海的冲突实际上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和富农赵玉昌的勾结又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倾向在把他引向何处去。赵玉昌这个富农兼高利贷者、投机商人的人物，在晋中一带有一定的典型性。对这个富农在杏园堡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坏活动的描写，勾画出了当时农村中限制富农和富农反限制这一斗争的复杂面貌。
对于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小说抓住了争取和教育广大中农及如何帮助贫农、下中农中少数落后群众提高政治觉悟的重大课题，并以此为纽带，展开了处于这场斗争中各种人物间复杂、多样的矛盾和关系。郭春海的父亲郭守成这一个人物在小说矛盾关系安排上，起着不少作用。这个带着沉重的个体经济所赋予的精神负担的老年中农，虽然参加了社，但仍然牢牢保留着自私的思想，使他在合作化的路上表现着重重怀疑与动摇心理。他对社总是隔着架小算盘，正像他追问儿子的话：“你算过这个账没有？心眼怎么长的！”他牢记着自己的家业。他的动摇与自私，就使他在斗争中两边都产生了多样的瓜葛，并且，在小说中不少次事件上，他起了引展矛盾、牵动线索的作用。他的思想、打算和热爱社的王连生等人自然有分歧，而在他自己的家庭内部，儿子郭春海是对他最厉害的批评者，他的老伴又多是向着儿子说话，这里实际上又是不同思想的矛盾。他的偷懒固然在与另一些落后社员如孙茂良会产生“针尖对麦芒”式的争执，放牛吃麦苗、抢先退社又掀起了社里社外的波澜。他的动摇又突出地表现在那种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发财对他还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他在富农赵玉昌面前“用舌头舔完了最后一滴”便宜酒，答应了私卖粮食，本来想沾点油水，结果反遭了坑骗。他对刘元禄给王连生栽赃事件，明知真相但为避免漏出自己放牛吃麦草的事，就长期守口如瓶。这些都深刻地活画出被称为中农身上最没出息的那一面来。在这种概括中可以看出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广大中农阶层的教育之不易，原因就在于他们身上的这一面社会基础较比深厚。对另一人物孙茂良的描写，不仅在小说事件中起着重要的衬线作用，这个人物从被富农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人所利用的酒鬼，在斗争中几经教育而变成勤劳的社员，也是两条道路斗争力量转化的又一个很有意义的安排。郭守成、孙茂良这样的人都能决心摆脱资本主义倾向的影响，就有力地显示了杏园堡农业社能够巩固并且发展的强大生命力。对于富裕中农阶层中的周有富和姜玉牛，作者写出他们采取不同方式表现的对农业合作化的抵触心理。而且，最后写了周有富虽在大势所趋情况下不得不入了社，但还想损坏牲口的行动，显示了这种人在以后仍将要与社会主义道路发生矛盾，这样写是有分寸的。
如果从矛盾重要线索安排来看，这里两条道路斗争中思想立场不同的各种人物的关系，是描述得有气势而可信的。但是，作者并没有止于此，他还善于缜密经营于小处，从人物生活的具体联系上，织了些细小的络线，从而把阶级斗争在杏园堡人们那些较小的角落所引起的变化、所给予的影响写了出来。作品中写了刘元禄对前妻留下的女儿和年老母亲冷酷的态度，写了赵玉昌给他介绍个老婆实际是骗了他的丑恶关系。在写王连生夫妻的相亲但不袒过、春海和他妈对王连生家的关切时，却又都充满着劳动农民间那种纯朴的感情。就说富裕中农的养女杜红莲与郭春海的爱情，孙茂良的女儿孙玉兰与赵玉昌外甥任保娃的爱情，都联系着同自发倾向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虽然，这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写得并不算很生动，但还是写出了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人们的婚姻爱情也不可免地与对这一斗争的态度联系着，也写出了周有富想迫使养女作儿媳，赵玉昌把外甥当小伙计使的利己打算。这种安排是连结矛盾的衬线，也是刻划人物的一种凭借。
杏园堡这样的小村，由于铺列开斗争的阵势，敷陈了斗争中各种人物的关系，使人觉得这里的事件虽不繁多，倒也蕴含颇为广阔。对阶级斗争的画面，作者在择取时间较短一段生活的情况下，更多向横里展开了人物间的矛盾和关系。但它的展开又是像顺流而下，柳暗花明，情节转换也自然得体。像从开篇那夜防霜点出几种人物间的分歧矛盾开始，下面几章描写王连生要求入社、郭守成放牛吃麦苗、社里当晚召开社员大会批评郭守成、郭守成回来在赵玉昌小铺喝酒，直到王连生夜里追赶偷运粮食的大车和退社风波的平息，其实都连在一起只是两夜一个多白天的时间。然而，这里用十章所写事情的发生和人物面貌的刻划又是有趣而不腻味，自然而不勉强的。从这一作品具体情形来看，这一处理可以看出作者的概括能力与艺术上组织情节的巧处的。如果说，这是在较短的时间里，使人物在不同的地点与情节里得到表现，所安排矛盾得到一步步展开；那末，这作品里也善于将人物复杂的关系借助于一个适当地点去反复表现和展开。作者不仅在写一些大场面上把事件的进展、人物活动和具体环境结合得自然，写得有气势、有层次，像一些社员受煽惑来退社得到解决的场面，像刘元禄借栽赃迷惑了部分社员要求处理王连生的场面，都还是处理得比较好的。即使在对一个具体地方作为人物活动点上，也是有匠心的笔墨的。富农赵玉昌的小铺子，就安排得有很大用处，这无异是杏园堡资本主义势力一个黑污的据点。刘元禄在这里自愿地上赵玉昌的钩，在资本主义倾向的泥坑里愈陷愈深。也在这里出现着富裕中农们的牢骚、不满和小算计，出现着落后农民的受骗。酒鬼孙茂良曾向这里送口粮换酒吃，郭守成曾在这里受甜言蜜语的骗，在这里揭示了他想沾资本主义油水和小气、贪小利的心理。富农的小铺子在农业社旁边起很大的反衬作用，农业社每一步进展，杏园堡这期间每一重大事件，都在这里有反面的回应。最后，斗争的胜利归于农业合作化，农业社在农民中生了根，壮大起来，这个黑暗据点也不无象征味道地关门大吉。赵玉昌跑到城里搞投机生意被法办了，原来被当小伙计使的任保娃也毅然离开赵家当了社员。这个小铺子不是无关紧要的地点，而是与人物间矛盾相联系、相适应那种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应该说，这部小说在反映这场斗争中对矛盾安排有自己的特色，因而给人以间架巧妙而自然，线索网结而清晰的感受。自然，光有这个还不够。要真正深入地展开矛盾，生动地写出人物，并在人物身上可以使人活生生地感受到作品深刻的思想力量，却还在于充分利用人物关系的构成去精心地组织情节，并在人物按照自身性格与思想逻辑去思考、言语、行动等等中深化人物，也就是更加深化对主题的表现。这部作品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是令人可喜的。作者没有过多追求编故事，而总是在事件中牵动了斗争中几方面的人物，一般地说这里的事件是被有意识地作为人物得以展现思想面貌的具体条件。通过这一系列事情所出现的人物，虽然不是都写得生动的，但是所写人物的思想面貌大都是恰如其分，一些人物的思想变化也与整个线索相应不乱。随着斗争的激烈、缓和，气氛的热闹、平静的递换中，我们看到一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逐步深化了，其中写得最生动的则是郭守成和王连生这两个人物。
在郭守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为小家业费尽心计，私有观念很浓厚，因而对合作化存在着怀疑心理的中农形象。这种人的形象我们在别的作品里虽也看见过，但郭守成的塑造却有自己的性格特色，在他身上那种怕吃亏、极力想占便宜的心理，自以为精明、实在又常是糊涂的小心眼，是更突出些的。他的自私和小气，还有那常流泪的病眼的样子，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郭守成心眼长得“细”啊，不过当他的心思还没有用于集体的正经事业上去的时候，他的眼光不可能不是短浅的，也免不了要上更狡猾的家伙的当。他为贪点酒上了赵玉昌的钩，在集上买条套裤讨价还价用尽了耐性和心思，到头也还是吃了买卖人的亏。他对社里的劳动那些偷懒、取巧的行为，是他老想照过去老路捞便宜的算计，但这些又一次次为前进的生活所打破，就不免带有令人发笑的喜剧味道。对那条老牛他就不知算计过多少遍：牛入社，“怕散到社里”；入了社，怕别人喂不好，要自己喂；赶到发觉集体喂养不吃亏，又要自己包使，得空给牛多喂点草料。最后，自己偷着让牛多吃麦草和草料，把牛撑死了。这次小算盘打得蚀了本，可是也让他头脑清醒一些。“为什么自己在那走惯的老路上越走越跌跤也不死心，反倒在自己耽心害怕的没有走过的新路上看到一线光明”！在痛苦的教训与农业合作化活的事实面前，他艰难地在舍弃那些旧东西，开始觉得自己应该与集体一条心了。
这个人物写得有说服力，在于对他的思想、行为的描写是丰富的。那种热中小利而不无狡黠的老年中农“过日子人”的算计，那种本性中劳动者一面使他在得到教训之后向集体的靠近，都是真实可信的。不过，对他转变之后的性格描写却显得简略而不丰富。实际上，就一个刚开始决心抛弃自私观念的老农民来说，对他的转变如能写得不要太截然，也许会更有余味些。
作品里对王连生写得笔墨不算多，然而这个人物却相当感人。这个贫苦而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汉子的性格是质朴、爽朗而有光采的。他一出场就给人突出的印象：四十多岁，满脸胡髭，身披开花破棉袄，手持镰刀，怀抱碎柴烂草，不是社员，却自动来参加社里防霜冻。他深深知道只有入社才是出路，有人阻挠就一次次要求；一旦入了社，就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得坚定不懈，成为集体利益的热情捍卫者。读一下割麦那一章吧，他自己割得仔细，“而且竟好像一个检查员一样，顺手把别人丢掉的麦穗捡起来，放入麦铺堆里”。在这个汉子心里，社与自己是血肉相连的，对集体利益的一点损害，他也要疼在心里。他当场批评刘元禄，刘元禄为了发泄不满和他吵了一架。但是王连生这样人是不怕打击和困难的。在刘元禄给他家栽赃偷放两捆麦子事件中，更突出地显示了他那种刚正不苟、为公忘私的品质。王连生有丰富的感情，他疼爱孩子，在地里春海让他吃的一个白馍也要给小女儿留半个。但他又有着中国贫苦农民那种贫而有志的传统性格，决不肯去投机取巧，又怎能容忍偷社里两捆麦子的事与自己的家联系在一起呢？当别人正为不明栽赃的真相而吵闹的时候，王连生多么痛苦地走进家门，恰好女人端上来春海妈送来新麦作的面片时，误以为女人真伤害了自己全心热爱的农业社的利益，就用力一掌把那碗面片打翻在地。这是表露着人穷志不穷的节操，更是对农业社集体利益不可侵犯的表白。然而，他毕竟发现自己是误解了，自己女人不是那号子人。于是，他又把面片洗净调好端给女人，还说：“吃吧，看哭得上了火”。这是多么坦率的认错，又是多么温存和体贴，硬骨头的王连生，对不正当的事是严峻的，对亲人，是和蔼的。而且，一听外面雷雨要来，又立即忘掉刚才许多人的指责和误解的眼光，抢着去收场。
在农业社里，王连生与大家一齐过好生活的想望是一步步实现。入社后第一次分配，已给他带来多么大的喜悦。瞧他一下子抱起了四个孩子，又和女人谈论着入党，他要在热爱的道路上更多出力，就决心作一个共产党员。尽管这时他家的生活只是初步改善，夜里全家还盖着“垒满补钉、到处破绽”的破棉被，但是合作化毕竟在他们面前展开了越走越好的前程。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与自豪感，王连生出现在顽固的富裕中农周有富家里作动员工作时，就完全是另一种样子，他头上裹起新毛巾，对这种自恃有心计、有家业的富裕户，居然摆出威严、自信的气势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王连生这样的人将要把过去使不出的劲全使出来，去建设更好的生活。
但是，与这两个人物比较起来，其他人物在深化程度上就比较参差。小说中着重描写的党支部书记郭春海的形象尚显得有点单薄，缺少厚度，性格没有能够多方面地展开来。他和刘元禄的矛盾关系着斗争的全局，可惜对这种矛盾写得还不深。作为党内两种思想分歧的代表人物，对他们的描写还缺乏更深入、更有分量的笔墨，而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写得似乎表面化了些。这就使得作品在思想力量上给人一种尚欠点火色的感觉。老社长的和事佬性格，只略微作了点染，在斗争中并未深化和充分描写，也使这种人物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所表现的不正确态度，还没有得到更深刻的批评。其他的一些人，如酒鬼孙茂良、富裕中农周有富、热心的农村文艺人才郝同喜等，都能大致看出人物性格面貌，也是比较生动的，但还没有王连生、郭守成那样清晰而有力。
从整个作品描写人物看来，不失为有气势有开合的篇章，细细辨识起来，却觉得有些重要人物眉目俱备，但撼动人心的力量尚不够。这就给人一种印象：这部小说善于抓取生活脉络，从小见大，颇有巧处，但似乎还未能更充分地揭示一些已经纠结得很有气势的矛盾的丰富内容，还未能对一些人物作更深刻的描写。如果把写得较好的郭守成、王连生同郭春海等人比较比较，也许可以看出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这样的功夫下得如何，即人物描写上的生动性与体现在这一具体形象上的生活认识的深刻性是否很好地结合起来。艺术形象的力量重要的基于在鲜明生动的人物身上，活生生地体现着作家对生活的深刻认识。轻视对外部的艺术刻划，人物固然不可能生动；没有在人物的深处、根底里去抓准支配外在特征的东西，人物也就不可能有多大厚度。郭守成、王连生的形象比较地生动而厚实，就因为他们那些具体言行与内在思想脉络扣得较紧，从内在到外在结合得好，所以在他们身上可以感觉得到生活在“发言”，郭春海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方面弱而不及郭守成、王连生更有力量。可以说，随着情节的展开，在事件联系中他在活动和“尽职”，但总觉得这个形象还没有从许多道光线的聚集点来映照出他内在性格的丰富内容，他的内心世界和性格没有层层深入地展开新的方面。如果能对郭春海等人物塑造上功力更足，那么作品的画面就会更为壮观，作品的思想力量也会更强，会更深刻、更感人地反映农业合作化这一影响深广的社会变革。
这种对写人物形象上得失的比较，自然只是从希望能写得更好更深的心情说的。以作品现在这样朴实亲切，色彩明净的面貌，应该说也给我们长篇小说创作带来了一些新东西，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即使单就语言的明快、流畅，又有地方特色，又注意了与人物性格、身分的联系和统一上说，也有很大长处。比如作者写郭守成的眼疼，不仅作为刻划人物性格的一个具体缘由，而生发了不少引人的细节。郭守成夜里浇地睡觉被王连生发现了，他就推到眼疼和牛身上，你瞧他打着老黄牛说：“嘿，我刚说眼疼呐，闭闭眼吧，你倒歇了。还不给老爷爷快走？打！”这动态自然是发自他的性格的，这语言也是如闻其声的。在叙述语言上，作品里有些地方也写得有特色。也是浇地那次，郭守成去晚了，还和孙茂良争吵。郭春海来了就批评了父亲，并扣了他的二分工添到孙茂良名下，而这时作者写郭守成的心情是：“一想到他又吃了二分工的亏，心里就流开血了”。这样的语言是传神而富有表现力的。
这部小说，确应该说是一部好作品，通过杏园堡这段斗争生活的描绘，虽非山高水深，但也林茂溪秀，可以约略使人看到当时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来龙去脉。这样的作品不仅使我们能够更生动地认识当时的斗争生活，对今天也有着现实意义。郭春海、王连生们当时曾巩固和发展了初级社，那么，在今天条件下，这样的人们将会更奋发、扎实地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他们的力量正像作品结尾所写的“汇集了无数的河流”的汾河水，可以战胜一切障碍与漩涡，然后“发出战斗后的胜利的欢笑，哗哗地向前奔流而去”。从这方面讲，从长篇小说写作的新收获讲，《汾水长流》的出现都是值得欢迎的；好的作品给人力量，这部作品也确实是能给人不少力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