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柳青同志编《三字经》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有感于柳青同志编《三字经》
艾克恩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陕西日报》上，登有一篇作家柳青同志根据他同社员一起讨论而执笔编写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不长，五百来字。内容很切题，谈的是生产队耕畜饲养管理中应注意的事项和如何管好耕畜的办法。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从实际工作中得出来的经验总结。比如讲选饲养员时，要“觉悟高，手脚勤”，“管牲口，负责任”；讲照顾耕畜时，要“起鸡叫，睡半夜”，“饮温水，喂碎草”，“饱不打，乏不套”；讲使用耕畜时，要“制度严”，“爱牲畜”……。文中从头至尾向社员宣传了爱社爱队的集体主义思想。开头，柳青同志还写了一段简短的说明，说他写这篇东西，一方面是为了起一个群众公约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为了群众易于接受，便于群众记忆。
显然，作者这番苦心是不会白费的。因为从内容到形式，它都非常切合群众的需要和喜爱。
作家在继续完成长篇巨著《创业史》的创作之余，还能及时地为农民写些《三字经》之类的东西，这种精神实在值得钦佩。
可见，作家为农民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并不是狭窄的，而是广阔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写大部头作品是一种，写简短的小品也是一种；花十年八年的工夫精雕细刻一部长篇巨著需要，花三天五天的时间赶写一篇小东西也需要。只要对群众有利，能起积极作用的，作家都热情地去写，这正是我们革命文学的光荣传统。在战争年代里，许多作家深入连队，为战士写墙报，写唱词，写枪杆诗，大大鼓舞了部队斗志，活跃了连队生活。在建设时期，有了更多的作家深入工厂农村，为更广大的群众写各种各样的满足群众多方面需要的作品。赵树理同志就说过，只要对革命有利，他什么都写，而且是慎重其事地写。不要说在战争年代里经常写快板，甚至写传单，而且建国以来，他也不断地写些唱词、鼓书之类的东西。他说得好，他写这些东西，“是诚心诚意当作革命工作去做，因为这对革命有利嘛。”
同时，通过这种写作，对作家来说，还有个好处，可以加强和群众的联系。作家深入生活尽可以因人而异，方式多样，但和群众打成一片，结成知心朋友，要求却是共同的。那么，如何打成一片，如何结成知心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共事”。许多作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周立波同志在湖南长期和群众同工作，同劳动，大小事情都为群众办理，甚至有夫妻吵架的事也找他劝解。所以他用自己的心换来了群众的心。杜鹏程同志在战争中，和战士们“一块滚”，给他们上文化课，办壁报，代写信，编快板，甚至做饭、放哨，见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战士们就不再叫他“墨水瓶子”，而亲切地叫他“老杜”了。赵树理同志“共事”的经验更是丰富。他说，他建国十多年来，和农民老战友共过好多事：从互助组共到公社化，从栽苹果树一直共到苹果上市，从扫盲缺教员一直共到乡乡有学校，从两条腿爬山一直共到县县通汽车、村村安电话。在共事中，农民才把他当作“一个圈子里的人”，无话不谈，无事不找。从此使他了解了各种人，正像他所说的：“你不想了解他们也不行，日久天长，你听见脚步声，就会知道那是谁从你的门口走过。”
为农民写小东西，对提高作家的写作技巧，掌握多种写作形式和丰富各种知识，也是有好处的。现在许多成名的作家，往往就是从这些小东西写起，从创作快板、鼓词及其他说唱形式的东西起家。而且在后来他们一直不间断地这样做。
继《三字经》之后，柳青同志还打算针对工作中的其他问题，编写另一些“三字经”或“千字文”。他并说，现在发表这篇东西，其意也是为了“抛砖引玉”。我想，如果我们的作家都能像柳青同志这样，一定会“引”出农民所喜欢的“玉”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