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几个问题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术动态

关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几个问题
湖南、湖北两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联合在长沙举行了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全国知名学者及对船山学术有专门研究的学者共九十余人。会议对船山的哲学、史学、社会政治思想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兹将讨论中的主要问题简介于后：
一，船山的哲学思想
1．船山哲学的本体论。
（1）关于“理”、“气”范畴的争论：与会者多数认为，船山发展了北宋张载的气一元论，建立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哲学体系，从与宋明理学各派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在理气、道器、心理等问题上，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决。但在具体论述船山“理”、“气”的范畴时，却有重大的分歧。
一派意见认为，船山和朱熹都主张理在气中，理气不可分割。不过朱熹“以理为本”，所谓“理在气先”，认为照道理讲，理应在先，“理”是第一性的，所以朱熹的哲学是客观唯心主义。船山则主张“以气为本”，认为“理者气之理”，坚持了气的第一性，所以船山的哲学是唯物主义。
另一派意见认为，船山和朱熹虽然都用“理”这一术语，但内容却不同。前者所谓“理”，是指客观事物的固有条理，即规律。后者所谓“理”，是指超自然的逻辑本体，即绝对观念。说朱熹主张“理”第一性，“气”第二性，是对的。说船山和朱熹的区别不在“理”的具体内容上，仅在“理”“气”的先后上，就不对了。因为，在船山哲学里，“气”和“理”没有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理”为“气”之理，没有“气”就没有“理”。朱熹主张“理本气末”，船山认为“理”和“气”“通一无二”。“理”、“气”关系变了，内容也不同，但却鲜明地表现了唯物主义者王船山对唯心主义者朱熹的批判精神。
2、船山的认识论。
（1）关于“心”和“理”的争论：
一派意见认为，船山主张“天下无心外之理，而特夫人有理外之心”。所谓“无心外之理”，即朱熹的“心具众理而应万事”；所谓“人有理外之心”，即指有些“心”不能“循理”。因此，船山和朱熹一样，在“人心”（知觉运动之心）之上，讲
“道心”（仁义之心）；且“道心”先验地“具众理”。可见，在“心”、“理”关系上，船山只反对了主张“心即理”的陆王学派，而没有批判“理具于心”的程朱学派，不曾跳出朱熹的圈子。且船山也主张：“万事万物之理，无非吾心之固有”。所以，不能说船山讲的“以心循理”是反映论。
另一派意见认为，船山的认识论体系，包含了“因所以发能，能必付其所”的反映论原则，和“格物致知、相互为用”的认识过程、“知行并进，行可兼知”的知行统一观等几个理论环节。必须把“心”和“理”的关系，放在他的整个认识论中来考察。船山所谓“心”和“理”的关系，就是“能”和“所”的关系。他指出“所不在内”，“能不在外”，因而只能“以心循理”，反对“以心立理”。所谓“循理”，就是“依物之实，缘物之理”。“心”在循理过程中，能起“纯、约、推、贯”的思维作用。“天下无心外之理”，是说天下之“理”无不可以为人所认识，反对不可知论。“特夫人有理外之心”，是说认识“理”的思维能力，只为人所特有。船山在认识论上是和朱熹根本对立的，对“心”和“理”的关系，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答。
（2）关于“知”、“行”关系和主观能动性问题。
与会者多数人肯定，船山在“知”“行”问题上，既反对“知”“行”互相割裂，也反对唯心主义的“知行合一”说，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知行合一”说。但对于船山所释“行”的内容，见解不一致。
有人认为，船山对“行”的内容虽未能达到科学的认识，但它所说的“行”总是和他的爱国主义、经世致用的观点、社会改革的主张相联系的。在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上，首先，他主张“本天以治人，不强天以从人。”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其次，他认识到事物发展既有一般规律（常），又有特殊表现（变），人可以通过格物致知的认识途径，掌握规律及其变化，即“执常以迎变，要变以知常”。再次，他指出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在实际行动中，“以人造天”，“裁成天地而相其化”。故船山对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是有较为深刻的认识的。
有人觉得不应对船山所谓“行”估计过高，认为船山所讲的“行”，只是一般应事接物和伦理道德的行为，更多是指“圣人”、“君子”等少数人的活动。由于船山对“行”认识的狭隘性，所以他没有正确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重要性。所谓主观能动性，是指用正确思想指导下的正确行动，是与人们的社会实践分不开的。船山所理解的行，既然不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所以船山不可能正确认识主观能动性问题。这个问题，一切旧唯物主义者都不能解决，船山也不例外。
另一种意见认为，船山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实践的意义和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的知行观中包含着许多真理的成分。但船山未能把实践和主观能动性提到认识论的高度。不能说船山已把实践引入了认识论。而更多的人是同意这样一种意见，即认为人们的主观能动作用，在历史中是一步步的提高和发展起来的，在社会方面，必须有了真正的历史科学，人民才能在阶级斗争中发挥自觉的能动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是达不到这个认识境界的。像王船山提出的动物只能“任天”，而人类则可以“相天”的论点，只能作为是对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某些思想资料或个别论点来对待。
3、关于船山的发展观。
（1）船山是否认识到运动的绝对性和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
多数人认为，船山关于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认识得相当深刻。如说：“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反对有所谓“废然之静”。这里，他表述了运动的绝对性、静止的相对性的观念。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船山并未抓住发展观的核心问题，没有认识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而有调和矛盾的倾向。
个别人不同意上述看法。认为船山所讲的运动，只是由“相感”而引起的。“相感”不是矛盾，而是“神”。所以，船山并未认识物质的自我运动，也就不能说他已真正认识运动的绝对性。关于对立斗争的绝对性问题，也有人持异议，认为船山既然认识到运动的绝对性，由逻辑推论，他不可能于对立面斗争的绝对性毫无了解。不应把《张子正蒙注》中“相反而相为仇”，“仇必而解”这句话，了解为矛盾的调和，“和而解”则是指矛盾的转化形式。
（2）船山有无质变思想？
多数人认为，船山虽认识到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但不能认识事物发展的质的变化和飞跃。他的哲学思想严重地受着传统的循环论所束缚，把世界看作是均衡的。
有人认为，船山扬弃了《易传》以来关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变必通，穷必变”的一般发展法则。用“外生，变而生彼”和“内成，通而自成”的观点，来规定变通这一对范畴。变是指事物的质变，通是指事物的量变，肯定事物变化中会“推故而别致其新”，指出某些事物“质日代而形如一”，“人见其形之不变，而不知其质之已迁”。他提醒人们应注意“前此之未有，今日繁然而皆备”的新事物。这是船山关于质变思想的萌芽，只是表述得较为朴素，论证不够完整。
4、关于船山哲学的历史地位和特点：
在讨论中，有一种意见认为，船山的哲学体系，博大精深是中国旧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船山在一定程度上把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着重在认识论上批判陆、王，改造程、朱，总结和终结了宋明理学，创立了一种新的哲学体系。
对上述提法，有人提出异议：
有人认为，船山确是一个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但不能因表彰船山而过多地贬责程朱。他对于道学唯心主义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虽然大多数作了唯物主义的解决，却并未全面地解决。因此，船山批判程朱也不完全成功，有些任务是由以后的戴震来完成的。
还有人认为，船山的唯物论，具有朴素的直观性，没有超出朴素唯物主义气一元论的范畴，不是什么新的哲学体系。也有人认为，船山哲学只是中国儒家学说的发展，唯物主义思想是有的，但也有唯心主义思想，不能说它是旧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还有人说，船山的哲学和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刘安、周敦颐、张载、朱熹是一派，都是气化的宇宙观。
经过反复争论，较多的人倾向下述见解：船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的传统，批判了唯心主义，特别是宋明理学，不仅批判了陆王，而且深刻批判了程朱；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形而上学作了批判，形成了新的哲学体系，在若干环节上、在一定程度上把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结合起来。船山的哲学体系，不但是程朱所望尘莫及，就是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哲学，也未能超过他的。
二，船山的社会历史思想
1、船山历史哲学的性质：关于船山历史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问题，与会者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意见认为，船山历史观虽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但却力图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唯物主义观点结合起来，表现在（1）船山所谓“世益降，物益备”的进化论思想，是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进化论继承下来，进一步系统全面而又予以唯物主义的阐明。（2）船山是以历史之“势”作为现实基础的，他肯定“理、势不可分”，又强调了“势因乎时，理因乎势”，从而把“理成势”和“势成理”结合起来分析，承认历史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坚决反对在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外去设置“天命”、“道统”、“天理”等各种唯心史观。（3）船山阐述了“天理”和“人欲”的关系，他把“天”这一范畴的内涵，基本规定为“人之所同然”或“民心之大同”，认为人类的情欲，往往成为“天理”实现的动因。所以，船山的历史哲学，虽然存在着唯心主义的杂质，但基本上是唯物的。
另一种意见与上述见解相反，认为，船山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进化观点，但又说“一治一乱，循环无端”，并缺少质变思想，保留了平衡论和循环论思想。故船山的历史哲学，虽然包含了许多创造性的成就，但并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三，船山的政治思想和民族思想
1、船山的政治思想，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是保守的。因为他维护君主制度，轻视劳动人民，并反对农民起义等。一种意见认为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主义的。他主张“相对君权”，在政治上调整统治阶级内部上下关系，以免于“孤秦陋宋”之祸。他还反对横征暴敛、土地兼并。但他的目的在于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故他的政治思想是改良的。第三种意见则强调船山政治思想中的积极方面，认为他的“天下非一姓之私也”、“不以一人疑天下”等是对当时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和君主集权制的猛烈攻击。他主张“轻徭薄赋”，惩治贪官污吏等，都是代表进步的。
2、船山民族思想：
与会者一致认为，船山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的爱国主义是和民族思想相联系的。但对他的民族思想的看法颇有不同。
一种意见是在肯定船山民族思想具有爱国和进步意义的同时，较多地指出了他的偏见和谬误。认为他的民族思想中寓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一种意见是较多的表彰和阐扬了船山的民族思想，认为船山强调“夷夏之防”和所谓“殄之、夺之、欺之”的说法，是针对清兵压境、民族危亡的情况而发的，体现了我国各族人民不愿遭受奴役、反抗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是他的爱国主义的起点。在民族关系上，他主张不勤远略，听其独立发展，不贪其利，不贪其功，互不侵犯。所以，大汉族主义观点在船山的民族思想中，不占主导地位。
第三种意见认为，船山的民族思想是十七世纪的产物，是明朝腐朽和清兵入关蹂躏人民的时代的产物。船山严别夷夏，奋起反抗，并意识到联合反抗民族压迫的主力军——农民进行抗清斗争。这正是那个历史时代可能有的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当然，船山的民族思想是有狭隘性的，但这要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去说明。
（胡璧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