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防之鹰 深圳桥头纪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边防之鹰
深圳桥头纪事
　新华社记者　古凡
春节前后，广东省的深圳桥头显得特别热闹。来往于香港和内地间的旅客骤然增多，街道上行人熙攘，在深圳火车站上，来往的人更加拥挤。南方灿烂的阳光沐浴着这个整洁、崭新的小城，深圳河畔庄严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到处呈现着一派欢乐的景象。
在这热闹的节日里，日夜守卫在深圳桥头的人民公安部队官兵们，在无形的战线上进行着紧张的战斗。
原来，隔着一条小小的深圳河，对岸就是香港九龙新界地区。在那里，美蒋特务机关经常把他们所收罗和训练的特务、间谍分子，用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身份作为掩护，混杂在旅客中，从香港经由深圳潜入进来进行破坏活动。深圳火车站一带，就是美蒋特务分子爆炸破坏的目标之一。因此，和美蒋特务机关的阴谋作斗争，就成为人民公安部队设在深圳桥头的边防检查站的光荣的战斗任务。这里记述的，就是两位被称为“边防之鹰”的公安部队军官李梓惠和陈惠芳的对敌斗争事迹。
担任边防检查任务的李梓惠十年来曾查获了五十多名特务、间谍和反革命分子。他年年立功受奖，曾经出席人民公安部队在北京召开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每天都有上千旅客经过深圳桥头，李梓惠是怎样在这上千人中把一二个混进其中的特务分子揪出来的？李梓惠告诉我，这主要是由于正义在我们一边。他说，美蒋特务分子的灵魂和使命都是很肮脏的，他们为了几块美元，就去替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卖命，而他们的任务尽是进行爆破、暗杀、放毒、纵火、刺探情报等见不得天日的事。因此，即使是久经训练的老牌特务，也绝不能完全摆脱“作贼心虚”的窘境，总是可以找出他的漏洞来。
“当然”，他说，“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对敌斗争中有着千万人民群众的帮助”。他说，最近一段时期，美蒋特务分子把炸药藏在行李中偷运进内地来进行破坏活动的卑鄙行为，更普遍激起了港澳同胞的愤慨，因为这首先危及回乡探亲的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的生命安全。正是由于美蒋特务机关的这种罪恶行为激起了公愤，使我们在对敌斗争中获得了各方面爱国人士的帮助。
在谈到怎样识别美蒋特务分子的时候，李梓惠向我叙述了他经历的几件事。
有一天，李梓惠刚到候检室去，室内有很多旅客，另一个检查员告诉他，一位旅客有急事要求先检查，以便赶乘早班车。李梓惠问：“是哪一位？”另一检查员向前一望回答：“就是这位。”突然，一个并非要求赶车的“旅客”听到这句话，就霍地一惊站起来，脸色马上起了变化。但是，这个“旅客”立刻又镇定下来，若无其事地重新坐下，拿出香烟来抽。当时，李梓惠想了许多，觉得这个“旅客”有些蹊跷，就找他谈话。这个“旅客”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从谈话中，他发现了这个“旅客”的一些破绽，他心里有数了，就耐心地向他宣传人民政府对待海外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抗拒从严，坦白从宽”的政策。这个“旅客”经过李梓惠的说服教育后，思想上起了激烈的斗争，最后终于承认他是蒋匪帮派遣的特务，化名崔镛，准备潜回汕头市进行反革命活动。后来，崔镛获得了人民法院的宽大处理。
有许多美蒋特务分子虽然远较崔镛狡猾，但也逃不过边防检查员锐敏的眼睛。有一个下雨天，一个自称在香港五金行做会计的“旅客”走过了深圳桥。李梓惠同他谈话时，这个“旅客”既不清楚五金行业的情况，对会计业务也只懂得一点皮毛。这就引起了李梓惠的怀疑，但从这个“旅客”携带的行李和衣物中，又找不到任何可疑的东西。忽然，李梓惠发觉这个“旅客”由于天雨，脱掉了西装外套，衬衣袖子也卷高了，但是，西装裤子却没有卷高。李梓惠想，为什么他别的衣服都怕雨淋，就是不把裤腿卷高？于是突然问他：“你身上穿的裤子是不是你的？”这“旅客”一听到这句话，就慌慌张张地回答：“不是，不是我的，是我的朋友的。”李梓惠再次打开这个“旅客”携带的皮箱，看到箱子里有好几条裤子。为什么他要穿上一条不是他自己的裤子呢？就仔细地检查他的裤子，结果找到了缝在裤脚内层的密写药粉。这样，这个由蒋匪帮“国防部情报局”从台湾派遣进来的特务分子，还来不及混进内地，就在深圳桥头落网了。
李梓惠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的高度革命警惕性和机智、勇敢的品质，在公安部队其他官兵的身上也同样存在着。一位比较年青的女军官陈惠芳，从一九五七年以来曾机智地查获过十四名美蒋特务和间谍分子，其中有美国新闻处的间谍，也有台湾蒋匪帮“国防部二厅”、“国防部情报局”、“国民党中委会二组”等特务机关派遣的特务。不久前，这位喜欢唱歌、演戏的部队俱乐部的活跃分子，还参加拯救了一位江南水乡的少女——在一个特务分子将要以所谓“结婚”为名来利用这个少女为自己打掩护的前夕，陈惠芳配合其他单位揭穿了这个特务的嘴脸。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不久前，有一个穿着深灰色高级呢料西服的青年人，提着一个新皮箱过桥步入深圳。陈惠芳负责检查这个风度潇洒的“旅客”。看他的证件，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在谈话中，这个“旅客”说，他自幼随父去港，后来父母双亡，他在内地和香港都没有亲人，现在香港一家贸易公司任高级职员，由于没有家庭负担，生活相当宽裕。他十多年没有回内地，这次是回来结婚的。
于是，这个“旅客”主动拿出几封信和一些相片给陈惠芳看。这些从江南水乡一个城市寄来的信证明，女方确实同意与男方结婚。从照片上看，那位发信的姑娘相貌很普通。
陈惠芳想，这个旅客在贸易公司当高级职员，薪水相当高，又没有家庭负担；再看他的举止，完全是洋场阔少的气派，这种人怎么会跑到内地找对象？于是就问这个旅客，他是怎样认识这个少女的。对方答复说，是她的父亲介绍他们通讯认识的，她的父亲是香港的一个产业工人。
陈惠芳又想，这个态度相当傲慢的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怎么会和一个产业工人攀亲戚？一般来说，这不合香港社会的常情，何况那没有见过面的少女相貌又很普通。
一连串的矛盾摆在陈惠芳的面前，而许多矛盾都是经过认真的分析才发现的。陈惠芳对这个可疑的“旅客”引起了严重的警惕，为了对人民的事业负责，她不能轻易地打消自己的怀疑。
若干天后，这个“旅客”正在搜集部队番号、党政军机关负责人姓名等情报的时候，被人民公安机关逮捕了。那位二十二岁的少女，本来准备很快就跟他结婚，这时才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这个特务分子确实是香港一家贸易公司的高级职员，不过这家“贸易公司”却是大有来头的，它是蒋匪特务机关设立的一个联络站。他没有亲属在香港和内地也是真的，但是却有妻子在台湾。他并没有在香港住过十多年，更多的时间是住在台湾。后来，蒋匪“国防部”命令他设法潜来内地搜集情报。于是，美蒋特务机关安排了“妙计”，使他以“高级职员”的身份出现在香港的商场上，并且通过辗转的介绍，有意结识了那位产业工人，并且骗取了这位工人的信任，介绍家乡的女儿与他通讯。这个特务分子就进而和她谈情说爱，并准备结婚。他的如意算盘是：这样，他今后就有了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之间的借口，可以经常来内地搜集情报和进行破坏活动。但是，他终究没有能逃过我边防之鹰的眼睛，在他自以为得计到达了目的地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时候，当地公安机关就根据陈惠芳提供的线索和人民群众的检举，揭穿了他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