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步劳工》批驳歪曲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各种谬论 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不是中国把尼赫鲁赶进帝国主义怀抱 中国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疲倦地力求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 以“超然态度”平分赞扬和责难是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公正的立场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美国《进步劳工》批驳歪曲中印边界问题真相的各种谬论
中印边界冲突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
不是中国把尼赫鲁赶进帝国主义怀抱
中国一直采取克制态度不疲倦地力求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边界争端
以“超然态度”平分赞扬和责难是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公正的立场
本报讯　美国《进步劳工》一九六三年一月号发表了题为《争取中印边界争端的和平解决》的社论，全文如下：
中国和印度的每一个真朋友都希望中印边界问题和平地通过谈判得到解决。中国本身就是印度的第一个真朋友。任何心地公正和讲理的人研究了记录之后，都不能否认：从争端开始的第一天起，中国就一直不疲倦地力求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这种解决办法不是一方强加其意志于另一方或要求另一方屈从，而是公平的和符合互谅互让、互相尊重的精神的。这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中国的立场；在冲突过程中，中国的每一项行动都体现了这一立场。任何人阅读了中印两国之间从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段期间所交换的照会之后，都不会不被中国在坚持维护本国主权的原则立场的同时，一贯地再三申述谈判的必要性、提出谈判的切实建议以及它的总的和解语气所感动。就在最近，在不断的挑衅面前几乎令人难以相信地克制了三年（见《进步劳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号《中印边境真相》），并且在胜利地击退了印度的大规模进攻和提出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停火之后，中国总理周恩来十一月二十八日还写信给印度总理尼赫鲁说：“总理阁下，世界上只有不怀好意的少数人要使我们两国继续打下去。我们两国的共同朋友都为我们实现了停火而感到高兴。他们热情地希望我们共同努力，使已经实现的停火成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起点。中国政府已经走了第一步——停火，还将走出第二步——后撤，我希望印度政府积极响应，也朝着同样的方向作出努力。我等待你的答复。”
不久就有了答复。十二月二日印度驻美大使布·克·尼赫鲁预言将发生“一场反对中国的长期战争”（十二月三日《纽约时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从新德里回国的时候
（他刚刚在那里同尼赫鲁和其他印度领导人商谈过），宣称同中国的冲突“将是长期而艰苦的”，“美国将不得不就对印度军事援助的程度和性质作出重大决定。”“有迹象表明，尼赫鲁总理告诉哈里曼先生说，他和新德里政府的其他成员对于如何对付共产党中国这个亚洲问题的看法同美国的估计相似。”（十二月二日和四日《纽约时报》）。
对于努力从事实中找出真理的人们来说，关于中印边界冲突有着一个必然的结论，那就是：冲突完全是印度政府一手造成的，印度政府的行动是由那些控制着印度的执政党国大党的大工业资本家和地主的国内外政策需要所决定的。美帝国主义的军队、枪炮、舰只和飞机已经从南朝鲜、日本、冲绳、台湾、南越和泰国包围中国，而它渴望在中国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西南边境上完成其军事包围圈；印度的尼赫鲁在这里发现美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现成的、心甘情愿的和有能力的同谋犯。一度担任过美国驻华领事的奥利佛·克勒布在十一月十二日的《国民观察家》上发表评论说，“从一种意义上讲，中印冲突是美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中立的印度，而不是亲西方的巴基斯坦或泰国，已经明显地变成了南亚的战略关键国家和同共产党中国抗衡的主要力量。”正是这个萌芽中的联盟从一开始就阴谋使边界问题悬而不决和日益恶化，并且拒绝和回避为了和平谈判和解决问题而提出的一切建议。无论多少言语或口是心非的话都无法抹煞这个最重要的事实。
本刊认为自己是中国和印度的真朋友之一，它主张友好地通过谈判解决边境危机。但是，在一个现实的世界中争取和平的现实斗争要求宣扬和平的人态度明朗。漠视中印边界事件的现实情况、把争取和平和反对和平的人混淆起来、以奥林匹克式的“超然态度”来平分赞扬与责难，既无助于澄清问题，也无助于争取和平的斗争。这样一种立场是各打五十大板的、不公正的立场。它把尽了无比巨大的力量争取和平解决、表现极大克制以力求避免武装冲突、而最后被迫自卫反击时还提出和解的停火的社会主义中国，同这样的一个政府等同起来：它对于一切关于和平解决的建议只有一个答复，这就是坚持进行由美国出武器和出钱的“一场长期、艰苦的战争”！
这样的立场对于印度人民甚至是更加不公正的，他们的生活已经极端贫困，土地问题尚未解决，失业情况很严重，他们在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捐税（英国《金融时报》最近说印度的捐税是世界上最高的）的重担下摇摇欲倒，而现在又要把他们套进受美国紧密控制的全面战争经济中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六日加尔各答《划时代报》的一封读者来信证明，并不是所有印度人都已成为反动民族主义的主战论的俘虏，随着印度未解决的经济问题所固有的矛盾的加深，他们还会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边界问题出现以前相当久的时候，尼赫鲁曾以失业问题得到解决和发展比较迅速为罪名，指责中国不民主。在这以后，政府派出的马拉维亚委员会曾经对中国的土地改革备加赞扬，这自然使得本国的封建分子感到恐慌。……在这以后，边界问题就像天赐的良机似地出现了。借助于这种问题，不仅找到了歪曲中国一切事例的机会，而且还开辟了非难国内越来越强的进步运动的方便之路。……在那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问题被运用到一切方面——喀拉拉邦的期中选举、西孟加拉的粮食运动、政府雇员的罢工，最后还有第三届大选（按指一九六二年的大选）。……现在各个角落都在公开宣称，不把中国叫做侵略者就是对国家大逆不道。……但是，我们这些普通的印度人民，从中又得到了什么呢？”
有些时候，有人用一种颠倒是非的古怪“逻辑”告诉我们说，由于中国在为争取和平谈判作出了不断的努力之后终于被迫为自卫而战斗，它就把印度赶进了美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加强了印度的反动派。但是，难道不是印度反动派连续三年拒绝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吗？难道不是印度反动派从西方帝国主义求得六十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有四十多亿美元是在印度一九五九年发动反华运动之后投入的）？在一九五九年公开煽动用暴力推翻民主地选出的、共产党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的尼赫鲁，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尼赫鲁呢？印度总统普拉沙德一九六○年十一月九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邦长会议上承认，从一九四七至一九六○年，印度警察开枪的事件超过了英国统治时期，他谈到的如果不是反动派又是什么人呢？《纽约邮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日在一篇《谈尼赫鲁的演变》的文章中，沾沾自喜地指出，尼赫鲁“把苏联恢复核试验说成是坏事”，并且“在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上阻止了人们企图……通过一项责备西方对目前国际危机负责的决议”，这里说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尼赫鲁呢？尼赫鲁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入侵古巴的可耻的吉隆滩事件后宣称“印度无法判断也没有资格判断古巴的国际情况——谁是谁非”，人们又应当怎样描写尼赫鲁在道义方面的麻木不仁呢？还有，正当马里、摩洛哥、阿联、缅甸、几内亚和其他亚非国家认识到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是新殖民主义的渗入，并且召回它们的军队的时候，难道不正是印度反动派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同意派军队三千人（后来增加到六千人）到刚果去吗？
不，不是中国把尼赫鲁赶进帝国主义者的怀抱。权威性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的一期中说的话倒是更接近真理。这家杂志发表的一篇题为《仔细看看美国在亚洲下了赌注的这个人》的文章大捧尼赫鲁，说他“正在变成世界政治家中最受肯尼迪政府宠爱的一个人物”。那些主张要中国无止境地作出让步、甚至奴颜婢膝地献出自己的领土来拯救尼赫鲁的无比宝贵的“不结盟”招牌的人，忘记了“结盟”或“不结盟”是由印度的统治集团根据它自己的阶级利益来决定的。
有些人哀叹中国的自卫行动“破坏了万隆精神”（尽管记录表明这顶帽子正戴在印度头上）并且“使中国在中立国家中受到孤立”。他们将会发现，《纽约时报》驻联合国
（四十五个中立主义国家在那里有代表）记者汤姆士·汉密尔顿的评论（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纽约时报》）是很说明问题的。汉密尔顿在谈到印度没有就边界问题向联合国发出呼吁的时候说：
“可以这样怀疑，印度害怕大多数中立主义国家会弃权，而使它的事情只能主要得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支持。……认为大多数中立主义国家要么就支持印度，要么就可能由于印度所遇到的事情而放弃它们的‘不结盟’政策，那是错误的。”
有些眼睛害着一种古怪的散光症、视而不见的人最近问道：看哪，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把它的军队撤到实际上冲突开始时的线上去了。如果这些军队不从他们当初驻守的位置推进，岂不更好？”答案是简单的。是的，那会更好。上述位置正是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在印度于十月中旬发动大规模进攻以前（十月十八日印度国防部方面宣布中国人已被“推回”两英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越过这条线。在击退了这一进攻之后，中国慷慨地提出回到原来的线上，它在整整三年的冲突期间一直呼吁印度在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以前保持在这条线上。印度政府拒绝恢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线而要求恢复一九六二年九月八日线这一事实，只能证明：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印度政府已经以武力夺取了大片的中国领土并且还想保持它，所以，提问题的人应向别人提出他的问题——向印度政府提！
有些真诚希望和平的人承认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是公正的，但是认为今天在任何情况下——即使为了自卫——也不应当战斗，因为世界上有着核弹。是的，应当不疲倦地、耐心地和运用政治技巧努力争取和平。
但是如果另一方不同意，而要求单方面的让步和屈服，并且坚持使用武力的话，就应当教训他们不要把克制误认为软弱。任何其他的道路只会助长扩张主义者的无法满足的贪欲，使他们更不谨慎和更加冒险。这是肯定会导致战争的道路。据说希特勒在慕尼黑同张伯伦和达拉第（现代历史上两个最臭名远扬的想购买“我们时代的和平”的人）分手时说过这样的话：“这是我最后的领土要求！”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话来说，“和平的道路并不是牺牲各国人民权利、侵犯各国人民权利的道路，因为这恰恰是导致战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