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年画工作，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改进年画工作，更好地为农民服务
　　邹雅
年画，创造于民间，扎根于民间，为农民寄志言情，为农民喜见乐赏。它是农民的重要的精神食粮之一。我们在革命事业中，利用了这一群众性的绘画形式，推陈出新，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
最近，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发出了全民支援农业的庄严号召，要把农村建设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新农村，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光荣任务。现在，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正在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正在进一步发展。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必须进一步去提高与满足农民对文化艺术的要求。我们的年画工作者，应当为此贡献出更大的力量，为支援农业、更好地为农民服务发挥其更重大的作用。因此，对于年画的创作和有关年画工作方面的各种问题，需要研究，采取积极的措施，切实地一一加以改进。
今年的年画创作质量与数量虽然都有所提高和发展，但是要满足农民的要求，距离尚远。在年画发行的调查中，农民们就对一些作品指出：“有些画得虽然五颜六色，十分烘火，但缺少新意思。”感到“不新鲜，没讲头，看了不带劲，不称心”。个别农民更幽默地说：“有些年画是寿星唱曲子——老调儿。老是一个人抱一些东西，简单化，多看了没意思。”这些都是一针见血的批评。同时农民也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画丰产的太多了，今后希望多画些我们劳动生产的，有关农业技术改革的”、“看了能长志气的，能长见识的”等等。这些意见，都是很中肯而宝贵的。下面，我想谈谈几个有关的问题。
　　（一）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年画应当表现吉利的内容，烘火的气氛，以符合农民对生活美好的愿望和为春节时布置的需要。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有些年画工作者对于烘火吉利，理解上有片面性。这几年来，许多年画工作者注意了群众的欣赏习惯，学习了民间年画的风格，这是好现象。但是有不少作品因袭旧题材，缺乏新内容，单求烘火吉利的纯装饰性的作品，每年在增多起来。在年画中，有一部分装饰性的作品是必要的，但是不要过多了。就是在这些装饰性的作品上，也应该适当的加以改革，使它既含有新意又符合装饰上的需要。作为年画内容的主要描绘对象，应该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的新人新事，表现劳动人民的新思想新品质，反映他们在英勇顽强地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克服种种困难的斗争生活，表现他们实现伟大理想的奋斗历程。工农群众在坚韧不屈地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中，有无数英雄模范人物，表现了坚定的意志，伟大的气概和高尚的品德。这些正是年画创作最具体最生动的内容，画家应当及时地反映他们，热情地歌颂他们。是否反映这些内容，就难以表现吉利的意思与烘火的气氛了呢？完全不会的。已经有许多作品可以证明，这些题材，恰是最能表现吉利的内容，因为正是这些先进人物以不屈不挠的斗争才创造了幸福的生活，恰是须用最烘火的气氛才能充分表现这些新鲜的事物与人们的革命热情。这样，才能最有力地燃烧读者的心，才能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和有力的鼓舞作用。现在有些年画只是简单化地描绘丰产、幸福生活和愿望，而不是反映怎样去取得丰产，怎样去创造幸福生活和怎样去实现美好的愿望。因此，这些作品的感染力和激励人心的作用是薄弱的。无怪乎农民说“多看了没意思”。年画在抗战时期一开始，就是由于着力反映了当时农民群众与敌人斗争，与自然斗争的生活而为群众所喜见乐赏，于是改称为新年画。因为他们能从年画作品中明确生活的方向，坚定斗争的信心，从而对他们起到很大的鼓舞作用。今天我们应当更好地发扬这种优良传统。
我们强调反映劳动人民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并不意味着排斥其它的题材，例如具有爱国主义的历史戏曲，具有反封建道德的故事传说，以及有关教育儿童的作品等等，也都是农民所需要的。只是因为反映当前现实生活的题材，它的教育作用，更为直接而有效，所以需要在年画创作中特别加强。
　　（二）
在我国旧的民间年画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迷信品，现在已有许许多多农民不再张贴这些东西了。但是全国尚有一些地区还流行着这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大力设法夺取这个落后的阵地。今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好几套“迎春贴纸”，即改革了苏北地区的旧式“灶码”和“红货”等迷信品年画。这是一桩很成功的尝试。在过去，苏北等地的农民，春节时习惯用“灶码”、“红货”等去装饰屋里屋外的门窗、灶头、水缸、柜子、槽头、肥堆等，除了以增节日气氛，更膜拜上面画着的神灵，祈求“平安与幸福”。过去我们虽曾注意到这些问题，但总未找到最合适的改革方式。今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叶文西、江南春等数位同志，去扬州等地深入农村调查年画发行情况，召开了座谈会，倾听了农民和生产队干部们对年画的意见。有的农民讲：“送灶王爷是迷信，但不送又像缺了一桩事，如果弄个新灶画贴贴倒很好。”有的干部讲：“单搞新灶画还不够，对‘红货’（即指迎春贴纸）也应该来个革新。”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谈了一大堆意见和建议，这几位年画工作同志便决心把“灶码”、“红货”进行改革。回去后即根据农民们的建议集体起稿，然后再回扬州，同农民一起研究，作了不少修改。例如原在后门上绘“人民公社好”的一幅门画，以代替旧的“钟馗图”，农民虽然爱这幅画，但认为贴在后门上不妥。后来经农民建议改绘了
“除四害图”。而在“人民公社好”这幅图下，加印了二十四节气，成为一幅农历图，以便他们掌握农时之用。在“灶码”上，改绘老汉捧鲤鱼图，横额写“菜熟饭香”等等。把“红货”全部改革成一套崭新的内容，反映了农民的新光景，表达了他们的新要求。当画家们在当地一完成了初稿，农民们即纷纷要求订购。这几位画家从这次实践中，得到了极大的鼓舞和极深刻的体会，一致认为“要画出为农民喜欢的年画，就得与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心思，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美术工作者为农民服务的道路，是异常宽广的”。
过去有些同志认为农民买“灶码”，是由于他们思想落后，满足迷信上的需要。从前面所谈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这是不正确的，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倒是由于我们过去出版的年画，未能照顾农民习惯张贴的需要。所以他们只好照旧把“灶码”、“红货”贴上，以“换换新景，图个喜气”。其实，农民们是有改革的要求的，只是因为我们未作深入的调查，不了解他们的心思，没有同农民一起来想办法。如果要对其它地区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则决不能完全照抄前面的方式。因为我国各地的情况不同，各地群众的文化水平、风俗习惯也有很多差别，他们对年画的要求爱好也不完全一致。前面谈到的“红货”，对扬州等地的农民合适，对别的地区则不一定需要，例如在苏南的崇明调查时就不行“红货”，对“迎春贴纸”上有白色底的就忌讳。为了能对各地农民服务得更好，满足各地农民的要求，这就需要各地出版社的编辑和年画工作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了解各地群众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生活思想状况，然后利用他们习惯的形式、体裁进行适当的革新，否则，即使画的内容很好，如果犯了他们的忌讳，仍然是不能用的。特别是对那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需要注意。现在，全国各省差不多都有创作出版年画的人材和机构，完全有条件像前面所讲的那样深入细致地去作。
　　（三）
关于年画的形式问题，近几年来，不少年画工作者运用了民间年画的风格而提高了作品的艺术效果。但是尚有忽视这个问题的，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意。农民们觉得有些年画“颜色太灰暗、格式又松散、模样不俊美”。民间年画的形式，有它一套程式；有它特殊的规律，这是民间艺人苦心经营，长期积累下的宝贵艺术遗产，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学问。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在民间年画的形式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构图的对称丰满，色彩的强烈明朗，模样的壮美俊秀，以及程式化等手法的运用，一是为了表现欢乐吉利的内容；二是为了装饰上的需要；三是由于农民欣赏的习惯。所有这些也是与劳动人民的乐观主义思想以及我们民族的性格联系在一起的。学习民间年画是为了能更好地表现劳动人民的新的生活。在表现新的内容时，又需要在民间年画已有的经验基础上加以发展，以便创造更好的形式，更充分表现新的内容。如果离开原有的基础去创造，很容易脱离群众，停留在原有基础上，即难以充分表现新的生活，群众也会不满意的。
全国各省多数都有木版年画产地。它们出品的形式，有共同一致的方面，又有很多明显的区别，表现了各自浓郁的地方特色。全国著名的四大木版年画产地的出品，虽然都是鲜明亮堂的民间色彩，但又各异其趣，杨柳青的较俊秀，桃花坞的较华美，潍坊的较浓艳，绵竹的较凝丽，各有风采，予人以不同的艺术感受。木版年画因是手工印刷，有的还加手工敷色，它与机印年画的效果不同。一个底稿，在不同艺人的手笔下，又可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敷色材料，有用矿质颜料的，有用植物颜料的，有的二者并用。特别是用矿质颜色的，经艺人巧施胶矾后，色泽鲜艳夺目，经久不变，有的还加金银色，更为堂皇华丽，农民特别喜爱。这些民间木版年画，过去还畅销于南洋与其它各国。可见艺术愈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也愈有国际意义。现在我国机印年画每年印销一亿数千万份，尚难满足需要。除了加强现有的机印年画之外，最好各省都能恢复木版年画的生产。这样做，不仅能解决一部分需要，又能把木版年画传统继承发展，推陈出新，使年画园地，百花齐放，更丰富多采。在恢复时，一方面要保留旧有的优秀作品，淘汰其中的糟粕，另一方面要组织民间艺人和画家创作新的作品。近几年来，潍坊已在恢复木版年画生产上作出了榜样，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们广泛搜集整理了许多旧版，并创作了不少新作品，年产数百万份，深受群众欢迎。杨柳青与桃花坞也复印与创作了一些作品，满足了社会的部分需要。但是，有些旧版复印，选择的不妥，有的内容不好，有的丑化了正面人物形象，有的版子已模糊不清，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今后需要认真注意改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