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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
编者按：从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以来，先后有四十四个兄弟党，或者由中央发表声明、决议和告党员书，或者在自己和别国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或者在报纸和刊物上发表文章以及其他方式，攻击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指责中国共产党犯了许多错误，给我们安上许许多多帽子，什么“教条主义”，什么“左倾机会主义”，什么“冒险主义”，什么“托洛茨基主义”，什么“民族主义”，什么“宗派主义”，什么“分裂主义”，什么“军国主义”，什么“假左派”，什么“假革命”，什么“好战”，什么“侵略”，什么“反对和平共处”，什么“反对一切谈判”，什么“主张用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什么“实行挑动热核战争的政策”，等等。
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起，本报已经先后发表了许多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从今天起，我们决定把有些兄弟党攻击我们的言论，我们还没有发表过的，陆续刊登。
这些兄弟党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已经在全世界传播，我们有责任把它们介绍给我们的读者，让我们的读者看一看，这些兄弟党是怎样攻击我们的，中国共产党是不是犯了像他们所指责的那样的错误。真金不怕火烧，真理是骂不倒的。我们的党员，我们的干部，我们的人民，是能够思考，能够明辨是非的。
三月九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信中说，“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决定，对于苏共同志和其他兄弟党同志对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公开的指名的攻击，除了已经答复的几篇文章以外，从现在起，暂时停止在报纸和刊物上作公开的答辩。理所当然，根据兄弟党之间平等的和有来有往的原则，对一切公开指名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兄弟党的言论，我们保留公开答复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是言行一致的。我们愿意在这里告诉那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我们这一次只是把你们的奇文登出来，让人们欣赏，并不准备同时发表批驳你们的文章。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早已在你们的报纸刊物上发表出来。你们想必也希望我们把这些言论，刊登出来，帮助你们宣传。对于我们来说，把你们攻击我们的言论登出来，记上一笔账，也是必要的。
法共书记杜克洛三月十二日的文章
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杜克洛三月十二日在法共《人道报》上发表一篇题为《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的文章。全文如下：
资产阶级报纸和官方刊物以大量篇幅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表示的分歧意见的声明。二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以《答多列士等同志》的形式、同时针对着其它兄弟党的社论，已被编成小册子出版，供法国读者阅读。这个文件，像同一来源的其它文件一样，将被那些不能认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怀有好感的报纸大量引用。
中国同志对我们党写道，我们应当“公布中国共产党阐述自己观点的材料，包括我们最近发表的有关文章”。他们又说：“我们已经把你们指责我们的言论公布了。”
关于这一点，我们要指出，在中国发表的法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文件是很有限的。事实上，虽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已被全文发表，可是在谈这些问题的小册子的其他八十九页中，中国同志所发表的我们的文件仅占十四页。
这就是说，中国读者只能片断地得悉我们的论据。我们的中国同志引用了多列士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在党中央委员会上所作的报告的一段，这一段谈到，在准备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声明草案的起草委员会上，除四点还有争执而外已达成了协议。引证到此为止，因此中国读者不知道我们怎样阐述这些争执之点的。然而，为了使中国读者了解我们党的观点，只需引用多列士报告的以下四段：
“第一个分歧关系到战争和和平问题。中国同志坚持，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防止战争。
“第二，中国同志不同意文件关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一段中‘民族共产主义’这个字眼。他们认为，这个字眼事实上包含着对他们自己的党的指责。
“其次，中国同志不同意强调苏联共产党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国际意义的捷克和波兰修正案。他们这样就表示他们不同意二十大通过的和他们曾经赞同的这条原则性路线。
“最后，中国同志反对文件中关于不容许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派别或集团活动的一段”。
（编者注：关于多列士同志所说的以上“四点”，我们在《分歧从何而来？》社论中已经指出：“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谈到这次兄弟党内部会议的详细情况，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和适当场合说明真相，弄清是非。”对于上述四个问题，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我们在一九六○年莫斯科会议上已经作过详细的阐述。对于我们的观点，别有用心地加以歪曲，是枉费心机的。）
这样便使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成问题了，但这并不妨碍中国同志宣称他们忠实于一九五七年的莫斯科宣言；他们说：这个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然而这个宣言是参照苏联共产党二十大的，宣言在和平共处问题上明确地联系到这个会议。
在《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中国同志指责兄弟党“违反莫斯科宣言关于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就有发生侵略战争的土壤’的科学论断”。
关于这个问题，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文件中的许多攻击，都是不指名而针对着苏联共产党的，苏联共产党受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猛烈攻击。
至于说一九五七年宣言的结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说，不管中国同志怎样说，根本谈不上拒绝这个宣言，而中国同志倒是进行了真正的阉割，他们仅仅指出了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上述这个方面；因为一九五七年的宣言还说：“目前，和平的力量已经大大成长，已经有实际可能来防止战争……”
这个结论并不是以“帝国主义本性已经改变”这个概念为基础的——中国同志为了打击其他兄弟党硬要无缘无故说这是它们的概念，而是以现有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变化为基础的；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党的会议重新采纳了这个结论。
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说：“能够制止帝国主义侵略者实现他们的世界战争计划的时候已经到来。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国际工人阶级、民族解放运动、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
还是关于和平与战争问题，《人民日报》的社论谈到一九六二年十月的加勒比危机。它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坚决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它承认（法国）共产党指斥“美帝国主义的好战挑衅行动”，却继而指责我们赞成妥协，而正是由于这个妥协，美国对古巴的侵略和核战争才同时得以避免。
人人都知道，假如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发动侵略，古巴人民便将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无比英勇地为保卫自己的自由、独立、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而战。但是，大家也知道，可能用来进行这种侵略的手段，同那些不光彩地在“猪湾”一败涂地的古巴亡命之徒登陆时使用的手段，会有天壤之别。
因此，的确必须承认，正是由于古巴的地理位置，各国人民和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及时地用通常的办法的声援来制止侵略者的魔爪。
那时，便会面临使用核武器的问题，因此，苏联谈判的、促使肯尼迪宣布他不进攻古巴的妥协，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最富于侵略性的集团的不可否认的胜利。
此外，这并不意味着应该把肯尼迪的诺言看成是古巴可以感到满意的保证，因为我们党从来没有像中国同志影射的那样说过，“应该相信美国不入侵古巴的诺言”。
而且，意识到自身责任的苏联表示，假如古巴共和国受到美国的进攻，给予古巴人民的援助将表现为用火箭来对付侵略者，这就表明，假如情势需要，它维护和平的努力可能用不同于去年十月的方式表现出来。
当这种排除了核威胁和防止了拥有可怕手段的侵略者压倒古巴的政策，被中国同志看成是“百分之百的慕尼黑”时，人们怎能不认为，这样的判断是从对局势的不真实的看法或从具有令人惊骇的性质的世界政策观念出发的呢？
中国同志似乎不害怕核战争的前景，因为他们说：“原子弹是纸老虎，是美帝国主义者用来吓唬人的”。然而，中国共产党签字的一九五七年的和平宣言说：“既不需要科学家的知识，也不需要诗人的幻想，就能断定，下一次战争——如果各国人民未能制止它爆发，将会超过人类至今所经受过的一切灾难。”
关于原子战争的后果，和平宣言说：“原子弹、氢弹和火箭战争的烈火，将会烧到世界各国人民，将以无数的灾难威胁今天的人类和它的后代。”
中国共产党赞同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声明在一九六○年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现代军事技术的空前破坏性，迫切地要求把所有反对战争、爱好和平的力量的主要行动集中于防止战争。不能把反对战争的斗争拖延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因为那时对于世界许多地区和那里的居民来说，进行斗争将会是太迟了。”
怎么能在这样明确的文件上签过字以后，还继续谈论“原子弹是纸老虎”呢？
中国同志非常坚持“纸老虎”的说法，可是他们对我们说，必须在战略上把帝国主义敌人看作“纸老虎”，而同时必须在战术上重视这些敌人。
如果我们了解得不错的话，这等于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使它最后崩溃的因素。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深信这样展望前景的正确性，但是低估要与之作斗争的敌人的力量，不仅远不能激发力量，反而可能导致一种“宿命论”的概念，根据这种概念，历史将自行演变，而其实正是各国人民在创造自己的历史。
低估敌人拥有的行动手段，并不就能带动各国人民采取行动。恰恰相反，对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表示的愤怒和愤慨，能形成反对这种屠杀恐怖的强大群众运动，因为，如果说工人阶级意识到它能战胜资本主义，它也就意识到必须防止资本主义留下一片废墟，因为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就将面对许多问题。
因此，我们不能容许以中国同志所表现的那种淡然态度来看待核战争。
除了和平问题，中国同志在另一个问题上也不同意。这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所谓告我党的社论中，含糊地谈到“一个兄弟党的某些同志”，对这些同志提出各种指责，特别指责他们“片面地强调和平过渡的越来越大的可能性”和硬说和平过渡“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已经是现实的前景”。
在这方面需要提一提中国同志乐意引用的一九五七年的宣言所说的话，宣言说，“在目前条件下，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以自己的先进部队为首的工人阶级，有可能在工人阵线和人民阵线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党派和社会团体达成各种可能形式的协议和建立各种可能形式的政治合作的基础上，把大多数的人民团结起来，不经过内战而取得国家政权，从而保证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
此外，宣言指出：“在剥削阶级对人民使用暴力的条件下，就必须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即非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每一个国家里，哪一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具有现实可能性，决定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在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声明中所重申的这些论点始终是有效的，在我们方面，我们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但按照《人民日报》的说法，中国同志已使这些论点成问题了。
我们的中国同志抱怨自己被其他兄弟党作为批评的对象；十分明显，从各方面来看，要是事态发展没有使这种情况成为不可避免，那就更好。但是敏感不应当是单方面的。
比如，当中国同志谈到在许多问题上不同意他们观点的兄弟党、说它们听从“指挥棒”时，中国同志便采用了反动派乐意使用的指责，这是出自同志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诬蔑性指责。
所有这些只会增加这样造成的局势所引起的不安。当我们看到我们的阶级敌人把赌注押在共产党人的分裂上、从而企图掩盖他们自身矛盾的真实情况时，我们怎么能不认为共产党人之间的论战应当结束呢？
一九六○年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在他们的声明中一致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有经验和久经考验的队伍，过去是、今后仍然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公认的先锋队。”
这里又有一个事实证明，正是苏联共产党自己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和‘下级’的党。各个共产党，是兄弟党。它们有一个思想体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目标——为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共产主义胜利而斗争。所有共产党都是平等的独立的。”
苏联共产党曾说：“个别共产党之间在这些或那些问题上的分歧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中没有深刻的根源。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矛盾有客观基础并因此而具有对抗性质的话，那么共产党之间的分歧首先是主观性的。因而，有一切根据来成功地克服分歧。需要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目标和利益出发，来寻求接近的道路、合作和一致的道路。”（《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这表明了苏联共产党是关心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
赫鲁晓夫同志一月十六日在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正是本着这种精神的，他说：“当然，也会有可能，各国共产党人对一些个别的、甚至十分重要的问题，可能出现不同的理解……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处于建设新社会的不同阶段上。它们在发展同外界的关系方面的经验也不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赫鲁晓夫同志又说：“我们认为，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我们未来的利益，现在停止在报刊上就争论问题所进行的论战，是更明智的。让时间来做工作吧。它会帮助大家理解谁对，谁迷失了方向。到那个时候，才可以比较顺利地达成协议，对走过的路程进行总结，并且制定可以反映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发展的根本问题的一致观点的共同论点。”
我们党通过瓦德克·罗歇的发言立刻对这些明智和合乎情理的建议表示同意。
人们可以从《真理报》二月十日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致》的文章中看到：“苏共现在也主张召开一次新的会议，只要兄弟党认为这样做是适宜的话。我们党以及其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样深信，对会议进行必要的准备有助于会议的成功。苏共中央关于各兄弟党之间停止公开论战的倡议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我们党认为举行双边和更为广泛的会晤是适宜的，这种会晤能够为全体兄弟党的会议创造良好的条件。苏共声明：任何一个党，不管我们之间有多大的分歧，只要它响应我们的这个倡议，对双边会晤感到兴趣，我们党都愿意在双方可以接受的任何时间内举行任何一级的这种会晤。我们主张真正地克服现有的分歧和达到真正的一致。”
中国共产党已经接受苏共关于双边会晤的建议。所有的共产党人在想到可能呈现举行更广泛的会晤的前景时都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将能在这种会晤之后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而这种团结是保证我们伟大事业的胜利所不可或缺的。
法共《人道报》三月六日的社论
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三月六日以《中国报刊的论战》为题发表了一篇伊夫·摩罗署名的社论。全文如下：
关心维护和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法国共产党人，曾表示赞成旨在停止同中国同志的公开论战的建议，中国同志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同其它兄弟党的观点相对立的观点。我们原本希望，停止这种论战将使得时间能起作用，将为各党举行双边和更广泛的会晤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周密地筹备一次新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会议。
不幸，中国同志远没有接受这些合理的建议，而只是又发表大量的文章来作为对这些建议的回答，文章中往往以侮辱和恶意代替论证。我们将不在这方面仿效他们。但是，假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愿意稍稍注意一下我国的资产阶级报刊，他们就会看到《人民日报》或《红旗》的文章在这些报刊上受到了多么热切的欢迎。这些报刊用了多么喧嚣的标题，把这些文章登在多么显著的版面上。当法国工人阶级正在进行反对资本家国家和垄断组织、反对个人专权和争取自由的声势浩大而又艰巨的斗争的时候，我国资产阶级报刊把这些文章看成是多么意外的收获。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保持缄默了。巴黎报纸——从《世界报》开始——以及电台和电视台对中国报刊的长篇大论的文章大肆吹捧宣传，因此需要说明情况。
在一篇所谓的——其所以是所谓的，因为事实上所针对的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答多列士等同志》的文章中，二月二十七日的《人民日报》说：“中国共产党一直忠实地执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协议，并且为维护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革命原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然而，北京目前发表的这些文章的主要特点，恰恰在于同各个共产党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在莫斯科一致通过的文件唱对台戏，特别是在关于战争与和平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
例如《人民日报》嘲笑那些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还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存在的条件下，就‘已经有现实可能最后地、永远地把战争从社会生活中排除出去’”的人们。但是，一九六○年十一月八十一个党的声明怎样说的呢？声明恰恰是这样说的：“在社会主义在地球上还没有取得完全胜利之前，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资本主义的情况下，将会出现把世界战争排除于社会生活之外的现实可能性……共产党人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不仅在于在世界范围内消灭剥削和贫困，以及从人类社会生活中永远消除任何战争的可能性，而且在于就在现时代使人类摆脱新的世界战争的惨祸。”
因此，中国领导人今天试图嘲笑的，不仅是他们两年前赞同的那些观点，而且是那些提法本身。
他们主张战争不可避免论。如果说资产阶级报刊大肆宣传这一点，以期磨灭群众的斗志，使群众离开争取裁军与和平的斗争，那是丝毫不足为怪的。
他们歪曲了和平共处原则，竭力把被压迫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同这个原则对立起来；他们粗暴地诽谤苏联为争取缓和局势而采取的主动行动。
他们重申，帝国主义者只是“纸老虎”，他们咒骂任何对此有怀疑的人，他们轻率淡然地看待一场原子灾难，《红旗》说：在一场这样的灾难之后，“胜利的人民将会以极迅速的步伐，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千百倍的文明，创造起自己真正美好的将来”。
难道这不是发疯吗？难道这不是满足于空口说白话、献身给“革命词句”和毫不考虑现实吗？
这是危险的不负责任。如果这样的行径在古巴危机时占了上风，那我们已经弄到何种地步了呢？关于这个问题，《人民日报》声称发现了在我们支持古巴和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苏联提出的、拯救了和平的妥协之间的天晓得的矛盾。但是，这种妥协也拯救了古巴和它的英雄人民的全部革命成果。因此，你们原来是希望让古巴人民和所有其他人民成为“革命词句”祭坛上的牺牲品。
何况《人民日报》笔下的这些革命词句不幸往往是重复了反动派的最歪曲事实的谎言。这家中国报纸难道不是竟然指责法国共产党人服从“苏联的指挥棒”吗？据它说，我们在加勒比危机中就是这么做的。《人民日报》还说，我们引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论点时也是这么做的。
可是，中国同志在这里也是否定了他们曾经赞成过的东西。因为八十一个党的声明强调指出，二十大发展了和平共处的原则，它的历史性决议“不但对于苏联共产党具有伟大的意义，而且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促进了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曾经承认过这种估价的中国领导人现在否定了它。不仅如此，他们还竭力损害二十大的整个实质内容以及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年的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整个实质内容：避免战争的可能性，通过和平道路取得政权的可能性，增进同社会党人的团结的可能性，他们也不同意对个人迷信的谴责。
他们继续进行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勾当。反动派为此欢欣鼓舞。但是，无论是法国共产党人还是世界其它各党的他们的兄弟们，都不会让自己被引离自己的使命，他们将更加坚决地进行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主要的任务：争取和平的斗争。
意共副总书记隆哥在《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二月号上的文章
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副总书记路易吉·隆哥在二月号《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表题为《为结构改革而斗争的革命意义》的文章。文章摘要如下：
当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意大利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和攻击意共政治路线的长篇大论的材料时，本文已经寄给杂志了。这一材料的标题是《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它的作者们表示中国共产党不同意我们党在战争与和平、核武器与核战争的问题上的立场，不同意对中国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点的批评；他们谈到在和平共处、结构改革、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还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莫斯科会议文件的基本原则是有效还是无效的问题。
在这篇补充中，我们只分析一下中国同志关于意共争取结构改革的斗争所写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主题。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攻击，是同他们对“陶里亚蒂和意共某些其他领导人的观点”所作的总的评价有联系的。
他们说，这个观点归根到底可归结为下列几点：“资本主义各国人民不要革命，被压迫民族不要进行争取解放的斗争，全世界人民不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在这些论点中对我们观点的歪曲，达到了任何一个哪怕是一般地了解意共的路线和活动的人都难以理解的程度。但是，中国同志认为，正是根据这种歪曲，他们才能作出如下的判决：“所有这些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
在这里只能使人表示没有办法。
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某些领导人的观点完全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要求？！难道中国同志没有听到有人企图杀害陶里亚蒂同志，在这以后他在几星期内都与死亡作斗争吗？难道中国同志没有听到在意大利共产党人和跟着共产党人走的劳动者遭受的迫害吗？难道中国同志对共产党人和他们的朋友——工厂、机关和社会生活中的同情者所受到的政治歧视一无所知吗？难道中国同志从来都没有听到，天主教民主党人和意大利一切最反动的力量的政策目的恰恰是在于孤立共产党人以及所有不同意这种政策的人吗？难道中国同志从来都没有听到，美国帝国主义和它的同盟者经常对意大利统治集团施加压力，要它们使意大利共产党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置共产党人于非法的境地吗？
如果所有这一切中国同志都知道的话，那么他们将如何解释，美国帝国主义、一切保守的和反动的力量（我们国内和国外）如此仇恨意大利共产党人、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党和他们的朋友呢？如果像中国同志敢于断言的那样，意大利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那么这种仇恨是从何处来的呢？
如此看来，意大利共产党人领导着劳动者在过去和现在经常进行的不仅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而且也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反对德国复仇主义的斗争，都是符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的。如此看来，我们对正在为争取自己独立而斗争的各国人民——非洲各国人民、古巴人民，对那些还处在极端反动势力压迫下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人民的一贯同情和声援也是符合帝国主义利益的。
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企业和机关经常被关闭，街道和广场挤满了参加反对警察、反对意大利统治者和反动派的游行示威的人群。在这个斗争的进程中，共产党人和其他劳动者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和国际主义精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要再次问中国同志，难道这个斗争证明，仿佛陶里亚蒂同志和意共其他领导人以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活动导致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屈服于帝国主义”，仿佛他们认为就像《人民日报》的文章所写的那样战争已没有正义性和非正义性的区别，以至于“反对进行正义的战争”吗？
中国同志论证的水平在他们从一般的论断转到更专门的和局部的意见时并不见得高明。只要读一读所指的这篇文章，就很容易相信这一点。例如，文章中说，陶里亚蒂同志和其他意大利领导人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主张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合作代替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我们在前一部分已经提到，在意大利共产党的一切文件里，在意共第八次、第九次和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文件里从来都非常明显地和坚决地强调指出必须对整个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结构进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社会摆脱资本主义固有的贫困、不公正和剥削。
另一方面，意共的政治路线和全部活动都是依靠必定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和为工人阶级所鼓舞的人民群众的斗争的；一切过渡的要求和改革是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和形式来考虑的。
在《人民日报》的文章里，引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著名思想：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问题恰恰在于，在具体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怎样才能保证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这个问题决不能依靠引文或引证他人经验来解决。它可以而且应当由每个党和工人运动具体地来解决，其途径是在一定局势发展的任何时刻来干预这种局势，以便对它施加影响，确定它在有利于工人运动、有利于加强工人阶级的威力和影响的方向上发展。
自然，在制订这种活动的纲领时，必须严格遵守我们导师的学说和指示，并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到，无论是这些指示，无论是这种经验，都没有为解决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问题提供出现成的方案，这些问题可以而且应当永远只由每个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从当地的条件出发，根据亲身的经验，按照现有的形势和斗争的进程所提出的具体方面来解决。
可以说，我们党从其成立时起，特别是在进行反法西斯的解放战争以来具有了广泛的规模和更多的经验之后，正是竭力这样做的。
正是在这个探索的进程中，我们党制订了我们称之为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这条道路的重要之点便是为结构改革而斗争并在这个斗争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间建立联系。我们认为，在意大利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和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争取政治上的民主是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而进行的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第十次代表大会已强调指出这一点），争得发达的政治民主本身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到来，也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剥削的消灭。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争取扩大民主的斗争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先锋队领导的群众的独立运动，使民主从政治关系方面进一步扩大到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那么这一斗争就会在达到大垄断联合阶段的资产阶级制度中产生深刻的矛盾。
今天，我们处在意大利的条件下，只要民主存在并且发展，就应当扩大到经济结构并为建立一个能消灭对抗阶级的划分和为劳动公民的自由权奠定新基础的社会开辟道路。请看，对我们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这种观点，《人民日报》的文章肆无忌惮地用下列武断的说法来阐述，硬说：仿佛我们以为，在现今的意大利，不要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不要废除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此外中国同志还硬说，仿佛我们“把国家看成是某种超阶级的工具”并认为“资产阶级国家也能实行社会主义政策”。
但是，正是在国家问题上，我们第十次代表大会讲得最明确：“正是由于垄断制度的统治拥有的庞大规模，由于实行这种统治的那些形式，不在国家领域进行斗争，不在这个领域抵制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利用也不发展工人运动在为一切向往社会主义的力量的共同目标的斗争中得以取得的民主成果，就不可能打碎这种统治。”
工人阶级在这个国家内部的革命斗争的目标，必须是本着宪法精神争取改造这个国家，争取（还是在这个国家内部）新的重要阵地和推进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
认为可以施加影响并且归根结底能根本改变今天在意大利国内生活中占优势的经济政策的方针，这是不是幻想呢？我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知道，不管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形式，也不管它采取什么样的“内部均势”，它永远体现统治力量集团的意志。我们完全不认为，像中国同志所指责我们的，仿佛“资产阶级民主是超阶级的民主”。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民主从来都是既已形成的社会力量对比的表现。但是这种力量的对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于在民主内部进行的阶级斗争形成的。因此我们愿意通过群众性的人民斗争经常确定民主的发展阶段和内容，以便把它变为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劳动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新型的民主。
在现今意大利的条件下，我们认为，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争取组成一个社会政治力量的新联盟，这些力量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保证把争取直接要求的斗争变为政治斗争，以改变国家的阶级基础，逐步改变国家的社会关系和它的结构。
在这一斗争的进程里应当造成新的力量对比，应当推动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前进，准备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获得对国内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导。正是在这一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当表现出领导作用及其能够实现整个国内生活的真正鼓舞者和领导者作用的能力。
最反动的资产阶级领导集团不断企图限制民主权利，造成民主机关的危机，剥夺人民群众参加民主生活的权利。这些都证明，我们的目的不是空想，而是正处于实现途径中的实际可能性。反动分子懂得，民主共和制越来越不是他们政治统治的最好外壳，而日益成为工人阶级取得政权的道路。
只有瞎了眼的宗派主义者才会攻击我们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观点，否认争取民主斗争的意义，怀疑过渡的目的和成果的革命意义。今天在意大利，要想在意大利社会的民主生活范围之外，在争取代表整个社会利益的目的的斗争（达到这一目的就可以而且应当为无产阶级、劳动阶级取得对国家生活的领导作好准备）范围之外，走向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目前意大利政治斗争的条件下，由于没有尖锐的革命形势，阶级斗争也就不能局限于工人在企业里争取劳动者的权力和直接要求的斗争，局限于揭露现社会的罪恶和祸根以及社会主义远景的宣传。
我已经在上面说过，我们走的道路，只是相对和平的道路。我们知道：反动的资产阶级集团始终准备采用暴力，为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挡住道路。但是我们认为，正是通过组织和经常领导工人斗争和民主斗争，来争取达到我们所指出的那些政治目的和社会目的，才能保证不仅有最好的政治准备，而且有最好的组织准备，以便能在任何时候，正如在中国同志的文章中所说的，“当资产阶级用武力来镇压革命的时候”，向资产阶级进攻并战胜资产阶级。
《人民日报》的文章正是把我们对走向社会主义的意大利道路的这种观点和实施鉴定为“现代修正主义”，好像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削弱”它的革命内容，在争取和平、民主、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斗争里“解除”工人和劳动群众的武装，“麻痹”他们的意志。
但是，根据我们具体的经验，我们可以回答说，正是我们的方向和我们的活动，才能使意大利共产党在此以前不仅打退了复活法西斯主义的任何企图，捍卫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和争得的成果（其中也有通过街头的战斗所取得的，当时劳动者遭到了生命的牺牲），而且巩固了这些权利和成果，给资产阶级力量的统一、给它的最反动集团以严重的打击。在争取和平、民主、人民解放的这一斗争中，我们的党和工人运动赢得了公认的威信。
这就是值得中国同志考虑到的事实。然而他们硬说，我们屈服于帝国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麻痹工人、劳动群众的意志，解除他们的武装。
诸如此类的武断说法是如此的荒谬，甚至距离客观性的外表都是如此之远，以致它们并未刺到我们，反而反过来反对那些以如此极端轻佻和如此不负责任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一捍卫者和解释者而自命的人。
意共《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期的文章
意大利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双月刊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刊载了意共领导机构成员阿利卡塔的一篇文章，题为《共处和社会主义斗争》。文章说：
和平共处问题今天已成为革命斗争的基本战略问题了。我们运动的主要问题的正确提法与解决就取决于这一问题的正确提法与解决。因此，争论、疑惑以致极为严重的分歧都正是从这一点出发，这并不是偶然的。
大家可以看到，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这一必要性首先是由于承认如下一点所致，即：由于热核武器和导弹武器的发现和出现，战争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应当有勇气正视现实，应当从对现实的一切方面——任何方面都不例外——的分析中得出一条行动路线。
现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资料证实用热核武器进行的战争可能具有的毁灭性质。笼统地号召人们去反对这个论点所包含的什么“恐怖主义”和“失败主义”立场，是不能驳倒这个事实的。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积累和提出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不同的科学资料。
中国同志拒绝这一点，他们只是诡辩说，不能同意这种说法：由于热核武器的发现和出现，战争性质发生质的变化；因为这似乎一方面意味着放弃列宁主义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定义，另方面则意味着同意说：人民群众不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了。
从方法论上说，这个论点是教条主义的一种典型表现，教条主义正是拒绝根据现实、科学等发展来改变自己的论点，而在上述问题上，则是拒绝改变马克思主义论点。这恰恰是违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我们的教导。从事实上看，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从来没有任何人说过或是想过上述两点。是中国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为了自己在论战上的方便而把我们所提出的说法中的单独一个方面孤立起来，把它作为自己的廉价的论战对象，用一个孩子毁坏自己的玩具的那种轻而易举的方式肆意把它摧毁。事实上，我们的全部说法恰恰是要说明相反的一点，即：鉴于当前世界现有力量对比，只要人民群众运动中实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那么，是和平共处还是核灾难这个难题就可以由人民群众用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方式加以解决。也就是说，我们要说明——如果人们愿意这样说的话：正是因为人民群众干预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才可以避免使帝国主义发动新的“非正义”侵略战争来反对这个或那个国家人民，反对人类，以期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和朝向社会主义的前进。
实际上，按照我们的说法，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二者之间是不存在对立的，和平共处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展及争取社会主义的前进二者之间，也是不存在对立的，相反，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必须善于识别和建立这种联系。为此，就必须抛弃现成的话语，抛弃引证这样一些论点的做法，这些论点过去在提出的时候是正确的，今天则不再符合现实的发展了。总之，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是学究，而是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说，必须有勇气来对现实进行思维和考虑，有勇气来为工人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前进发现和开拓新道路。一句话，必须解决现时代的战略问题：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和平共处成为一种必要的时代，怎样才能胜利地不仅开展两个制度的和平竞赛，而且开展殖民地或附属国人民群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群众的解放斗争？
那些像中国同志那样，企图把我们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论点说成是放弃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人，实际上是对我们的这些论点作了趣味十分低级的歪曲。其实恰恰相反。实际上，我们全部探讨的目的在于：确定在今天的条件下，如何才能在排除任何等待资本主义自行崩溃的做法，排除国与国间的新战争以及内战的图景的情况下来开展上述斗争。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们也不明白，中国同志何以对此大发雷霆），我们肯定和平共处是一种旨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制度”的斗争。
和平共处应当被理解为一种斗争和一种不断予以推进的过程，这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实际上，今天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共处制度之下，而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剧烈的冷战制度之下。这个冷战制度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特征，是世界分为两个对立集团，其中一个集团，即帝国主义集团，就其本性而言，是一个反动侵略集团，因此，它迫使另一个集团，即社会主义集团（就其本性而言，它是一个和平集团），为了自卫而不得不也积累为击退和击溃任何侵略所需的一切手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来说，这一点在今天条件下，不仅是不可免的，而且也是正确的；如果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在今天条件下不这样做，那他们就是犯了有罪的癫狂之症。
然而，这并不能抹煞如下事实：如果这种毁灭性武器的积累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如果我们所生活在其中的朝不保夕的和平无限期地建立在恐怖均势的基础之上，那末，除了恐怖均势对于总的来说人类社会、个别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财富浪费之外，还可能会产生势不可免的后果，那就是：在某一时刻，会不可能避免冲突——哪怕这是由于错误所致，并且由于冲突，会不可能避免灾难。因此，必须承认：和平共处意味着所有国家接受普遍裁军措施，其中应包括停止、销毁和禁止制造任何类型的热核武器。
但是，显然，有效的普遍裁军或部分裁军措施，在今天条件下，如果不是建立在完全恢复通常称之为国际信任的基础之上，那是不会实现的，而恢复国际信任正是意味着所有国家接受一种与目前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制度。实际上，谁要是没有从形式上接受和平共处原则达到承认使我们运动的整个行动都朝向建立这个新的国际关系制度的必要性，谁就是在探索“第三条道路”，而这条道路连莫斯科声明也正确地肯定是不能存在的；实际上，谁要是这样做，谁就是最终接受——尽管是善意地或是不自觉地接受——冷战、有计划的冒险、在深渊边缘上跳舞、局部战争等等这条“美国道路”。
事实上，所有在形式上接受和平共处原则，而实际上拒绝把它作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新战略的中枢来贯彻执行的人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因为他们不相信采取这种新的斗争战略的可能性，因为他们看不见给这个斗争打开的新可能性，而且在今天存在的新条件下，他们仍然教条主义地抓住旧公式不放。总之，在中国同志解释和平共处原则的方式和他们拒绝我们所描绘的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前景的方式中，在逻辑上是一脉相通的，不过，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首先就因为他们否认争取我们称为结构改革的斗争能够具有革命的性质。
实质上，把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作为国际工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目前战略中枢来接受和执行，必然不仅要求在争取推进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斗争中制定可靠的理论和实践立场，而且要求在争取民族解放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中制定可靠的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立场。
现在已经是我们运动中任何一部分都不能对这个问题默不作声的时候了；这个问题不能够斩钉截铁地、但却是自欺欺人地解决，而让关于其他前景的问题悬而不决；也不能够把它拖到以后，这样做实际上是在我们争取和平与民主这些当前任务同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将来”任务之间，矗起一道中国的万里长城。
意共《再生》周刊二月二十三日的文章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刊《再生》周刊二月二十三日以《国际工人运动中正在进行的争论，中国同志关于帝国主义和共处的观点，不发达国家中解放斗争的作用》为题，刊载编辑部社会主义国家部主任莉萨·弗阿写的一篇文章，文章说：
中国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和中国党的期刊《红旗》杂志，在过去几周内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重新提出了今天国际工人运动中出现分歧的一些论点。关于其中某些论点，我们已在《再生》周刊上发表了一些文件和一些讨论稿件。消息不足和讨论范围的广泛，使得有必要更广泛地了解所拥有的材料，以求避免对这些不同的论点作大概的判断，这些还是以理论概括的形式提出的论点，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战术的当前政治问题密切联系着的。正如今年二月十日建议召开一次新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真理报》社论说的那样，矛盾、争论和分歧可能是在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各国所处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人们应对分歧的原因有明确的看法”。
同工人运动的战略和战术的一般问题相联的问题——甚至是在社会主义和反殖民主义力量发展现阶段中工人运动的行动的中心问题，就是和平共处问题和特别是它的内容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总目标以及实现以这一原则为依据的政策的具体路线。在和平共处的某些外表和内容上表现出的见解分歧，在国际关系现阶段中表现得特别复杂。实际上，虽然实现世界和平始终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原则，虽然工人运动在国际上具体地继续执行共处政策的可能性，正如所有共产党肯定说的那样，是从世界范围的新的力量对比产生的，可是，在不同水平——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在民族解放运动内以及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方面——的活动的交织，往往对在这方面起作用的不同因素的意义产生不同的看法。例如人们说，和平共处是“两个制度之间的必要妥协”，人们还说，它是现阶段中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在这个对人类命运极重要的命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只强调帝国主义的内部矛盾，因而强调促进帝国主义这一弱点的条件。同一家《红旗》杂志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它说：“自从世界上有了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都把争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应当经过和平的方法，不应当用武力的方法，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当然，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政策，并没有取消世界上各种客观存在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内部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无论过去、现在或今后，要争得世界和平、要争得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都不能无视或者掩盖这些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在内，一直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国家坚持自己的和平政策，各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大家团结起来，一致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战争势力进行坚决的和有效的斗争，从各方面束缚住帝国主义者的手足，缩小帝国主义者活动的地盘，那么，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是可能争得的，帝国主义者企图发动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加以制止的。争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这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两类问题，是问题的两个方面（与原文有出入——编者注），前者不能代替后者。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斗争和被压迫民族的斗争，是对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的总斗争的巨大帮助。”
根据这一方针，当人们重申整个工人运动共同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时，人们却打算把争取和平的斗争的重心放在还很落后的世界地区，放在那些在那里争取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社会制度在国内和国际上发生转变的力量身上，同时却认为有必要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水平上采取行动。
由此就得出中国人的关于解放运动的作用的论点，认为它是今天在反帝斗争中最有活力和有效的因素。然而，分析一下这些新国家的内部结构，就可见这个论点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同反帝行动的其他部分充分配合着的。中国代表刘宁一最近在亚非团结运动的莫希会议上说：“帝国主义者一向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看作是争夺势力范围的场所。他们还把这个地区当成是发动世界大战的人力、物力的后方基地。但是现在，正是在这些大陆上，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把帝国主义后方变成了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民族解放运动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把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堤防一块又一块地冲垮，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力量。许多独立国家的出现，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是平等独立的。世界上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全世界的一切国家——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强国还是弱国——共同解决。由一两个国家决定全世界的重大问题，操纵人类命运，这是违反我们时代的潮流，违反各国人民的利益的。”
虽然这些文件和中国报纸以及其他共产党报纸中发表的其他文件所提供的因素，能够有助于更好地说明这些辩论的题材，可是，这些因素同时也证实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今天面临的问题多么宽广，这不仅是像过去几十年中那样在遥远的前景方面的问题，而是一些当前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作更明确的、一般的和具体的选择，也牵涉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其中有活力的起推动作用的力量越来越多）作更复杂的调配工作。
意共《团结报》三月十日的社论
意大利共产党机关报《团结报》三月十日发表了它的社长马里奥·阿利卡塔写的社论，题目是《同中国同志的讨论》。社论说：
不幸得很，中国同志们对我们党和对从苏联共产党起的几乎所有其它党进行的论战，还没有出现缓和的迹象。然而这一论战并没有提供新的论据，而是继续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论点：关于和平共处政策可能具有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性质的论点，以及关于寻求一条在民主与和平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就会引起“放弃”阶级斗争的论点。
我们在这场论战中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我们看来，和平共处今天具有必要性和强制性，因此，它应当成为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整个战略的出发点和基础。然而，在我们看来，在争取和平共处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对立。相反，在我们看来，今天不仅存在避免一场新的世界战争——即是说一场原子灾难——的真实可能性，而且在像我国这样的有牢固的民主传统和体制、有强大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同时还存在着毫不等待、毫不迟延地向社会主义前进的真实可能性，虽然是通过与过去走过的那些道路不同的道路前进。
我们认为，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工作的极大部分，今天应该用来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事实。我们拒绝了教条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只限于机械地重复我们运动在过去制订的旨在应付与目前局势迥然不同的局势的一切论点，因而不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整个现实情况出发。我们之所以拒绝，不仅仅是因为这种立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格格不入。我们之所以拒绝，也因为这种立场客观上是要把运动推上机会主义立场，即是说，要向工人阶级掩藏今天即使在迄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堡垒的那些国家中也能采取有正确方向的行动的新的巨大可能性。
我们在维护这些原则性和政治性立场方面是极为坚定的，同时，我们也相信有必要在共产主义运动内进行坦率的、但真诚而冷静的、即是说不掺有激动论战情绪的讨论，讨论相互的立场。在我们的运动中，过去也出现过在重要的战略问题上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特别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以及技术和科学中发生转折的时刻再次表现出来是很自然的，而我们今天正是生活在这样的时刻。革命和民主运动的处境和成熟程度的不同，今天各共产党所负的任务和责任的纷繁，都使得更容易出现一开头就不同的立场，这些不同的立场可能部分地恰恰是对各党所面对的具体事实认识不足的结果。因此，我们特别有理由认为，今天所存在的分歧是能够和应该克服的，以便在更高和更先进的基础上恢复运动在重要战略问题上的团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不是本着决裂的精神而是本着团结的精神参加这次辩论的原因；我们不仅坚决坚持我们赞成召开有妥善准备的新的共产党国际会议的原则性立场，而且还坚决坚持我们在我们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上向中国同志提出的在我们两党之间派遣考察团、交流经验和举行双边会晤的建议。
因此，同中国同志的论战使我们不安，使我们难过，但是，它却不像某些人似乎以为的那样，它丝毫也不使我们难堪。对于一个党来说，只有在它被迫维护那些使它的实际行动同它的一般的和原则性的言论适成鲜明对照的暧昧立场时，才会感到难堪；而当一个党的行动每时每刻都紧密符合它向工人阶级、劳动者、广大人民群众和舆论公开承担的义务时，像我们党这样，它是不会、也不可能难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