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困难队兴起的“秘密” 中共资中县委调查研究典型生产队的经过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一个困难队兴起的“秘密”
中共资中县委调查研究典型生产队的经过
本报记者　王焕斗　王焴长
沱江对岸的山头，早已隐没在浓浓的夜雾中。江水拍打着礁石，哗啦，哗啦，发出紧凑、清脆的音响。春天，仿佛就踏着这不平静的江面，来到了资中。
江岸上，中共四川资中县委会的一间小屋里，灯火明亮，常委们正在研究县农业局送来的一份调查报告。
赶过了先进队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更好地指导一九六三年的农业生产，县委建议农业局考查一下去年获得丰收的典型生产队的经验。要说这种典型出于高产地区、知名公社，也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但，农业局的报告是这样说的：荣胜公社中心大队第五生产队，是全县低产地区的困难队，土质中等偏下，水源不足，家底很薄，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遭受重灾，可是生产恢复和发展很快，一九六一年比一九六○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一九六二年又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四点六，粮食总产量和单位面积产量都超过了本队历史最高水平，每人平均生产粮食一千二百零三斤，向国家交售四百一十五斤，劳动生产率和售粮水平，在全县各生产队中算是最高的。
常委们已经谈过很多典型队的材料，可是见了这份报告，都舍不得撒手，越读越令人振奋。大家先后发表了几点意见：全县百分之九十几的生产队在去年获得增产以后，有一部分干部滋长了满足的情绪，说是“接连受了几年灾，家底很薄，能收到这么多的粮食就该知足了”，却不晓得中心五队已经把他们撂在后头，另一些有畏难情绪的干部，也不晓得这个队早就突破了更大困难，跑到自己的前面，“现在，真需要中心五队站出来，说上几句话”；这个样板，并没有得到领导机关额外的照顾和帮助，本身的条件又差，“拿出来当典型很有说服力，别人也容易学习和办到”。
可是，农业局的报告写得太简单了，仅仅介绍中心五队的成绩，别人会问：这样一个队，怎么会在短短的时间里突破历史上最高水平，而且赶过了众多的先进队……，领导上把情况弄清楚没有？因此，常委会决定组织工作组，到中心五队把具体情况搞清楚。
到现场去找原因
“中心五队卖了多少爱国粮？”县委工作组路过太平区时，顺便问起这个队一九六二年交售、入库的粮食数字。回答是“三万一千五百四十斤”，拿起算盘一打，全队七十六个人，每人正好是四百一十五斤。
这几位同志做过多年农村工作，到了中心五队以后，很快就掌握了基本情况。他们亲自算了账，全队一九六二年粮食总产量为九万一千四百二十八斤，用全队人口七十六一除，刚好是每人一千二百零三斤。每个人平均卖出四百一十五斤，留下五百七十三斤口粮、六十斤储备粮、一百五十五斤种籽和饲料，数字完全对头，而且每一项都超过历史上最高的一九五七年水平。
水稻、红薯、玉米等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也都超过一九五七年水平，跟账面相符。保管室里的种籽、饲料和储备粮，也跟账上的数字一样。
“你们全家做了多少工分？分多少粮食？”工作组的同志又到社员家里作客了。各户回答的数字，跟他们从社员分配花名册上看到的数字相同。社员们谈得兴奋了，还请客人参观他们的米柜、米罐和苕窖，户户都贮备有充足的粮食。
那么，这样多的粮食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采取了什么措施？经营管理工作是怎样做的？等等，工作组样样问到了，得到的回答也条条叫人信服。
真金不怕火炼
果然，许多县、区、社、队的干部听到中心五队的增产情况后，提出了不少疑问。他们说，这个队每亩粮食作物产量是四百五十斤商品粮，虽然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四十以上，这还容易理解，可是这个队耕地面积宽，每人平均有二亩七分地种植粮食作物，每个标准劳力负担七亩地，比一般队多两亩，怎么做得过来？一般是每头牛至多担负六十亩地，五队却是一百一十五亩地一头牛，相差将近一半！何况全队只有九头猪，肥料也缺，不用说还要很多人工积造绿肥和杂肥顶替。总之，他们怎么赶上季节，把庄稼做好，是大家难于理解的。
人们提出这些问题是想弄清中心五队增产的秘密，也是为了找寻一条夺取一九六三年增产的道路。这个队果真是一块好样板，就应该经得起推敲和用事实回答疑问。县委决定一位书记和办公室副主任参加工作组去调查。
工作组在调查中听到了一段发生在去年春天的小故事。那时，公社召集各生产队长开会，研究栽红薯的准备工作。到会各队都汇报正在开薯沟，中心五队队长刘衍彬竟说，他们已经种下了七十亩红薯。当时，坐在一旁的健强大队第三生产队队长，一个张飞脾气的人，虎地站了起来，指着鼻子问：“刘衍彬，莫吹牛！你我只隔一架山梁子，我们这边才开沟，你们那边就种完了？我不信！”
公社领导同志也感到这个队快得出奇，当下带着大家到五队去。各生产队长到现场一看，果真种下了！再清点一下，足足有七十亩。
“这是什么缘故？”到了五队，工作组就问起这件事来。社员们说，大家知道队里耕地面积大，需要的人力多，而本队劳动力不足，牛也少，就来了个早下手为强。在不违农时的情况下，他们能早干的活不晚做。中稻一般是立夏栽，这时要收小麦，人力忙不过来，老农们就提议赶前一个季节，谷雨栽中稻。这一来，中稻栽完，刚好腾出手来收麦子。麦子收完，芒种也快到了，就抓紧时机种红薯。农活错开了，人手空出来了，季节也赶前了。更要紧的是，适时早栽，作物在地里生长时间长一些，虽然肥少地瘦，毕竟能多吃一点“奶”，长得壮实。犁田翻土，挤在春天搞不完，就尽量在前一年秋天早犁早炕，既能增强地力，又解决了人力、牛力不够的困难。
为了少用工、多积肥，他们还坚持合理轮作以培养地力；发动社员使用煤炭作饭，节省出大量的花生藤、红薯藤和葫豆糠施在地里。一九六二年，他们就是用十五亩花生藤和四十五亩红薯藤施在稻田里，用一亩葫豆糠保一亩包谷地的，肥效都很高。社员交售的家肥，一九六二年共折合二百八十元，这些好肥，都用于育秧、育苗和其它紧要用途。单靠这些办法，肥料还嫌不够，他们就多积自然肥，去年每人平均积青肥六百斤，积杂肥一千二百多斤。
说来说去，不论适时将农活提前，或是多积自然肥，都要人来做。去年，全队社员实际做八千九百二十五个劳动日，平均每个标准劳动力做二百七十四个劳动日；劳动定额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百分之十五以上；农活质量也好。到这个队走亲戚和参观的人都说，这里评八九分的农活，在自己队里至少也得评十分。
显然，社员出工多，做活质量高，就是中心五队增产的“最大本钱”。工作组及时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县委，并由县委转发给各级干部讨论。于是，一个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题又提出来了：中心五队是怎样做到这一步的？大家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原因是把它搞清楚了，哪一个生产队也找得到这种“本钱”。就这样，调查组推动了人们的思考，这种思考又推动着调查工作更深入地进行。
是好干部也是好社员
是不是这里的干部经验多？社员说，队干部都是新手。队长刘衍彬两年前还当“犁耙匠”；会计胡春蝉是工厂下放回来的青年女工。总之，经验不多。是不是他们想出了什么好办法？谁要这么旁敲侧击地问，那就算把社员们的话匣子打开了。
“犁耙匠一步登天当了队长，却不是高高在上。”社员们说，刘衍彬当队长两年多可没有放下犁头，经常跟全队技术熟练、劳力最强的陈世国比着干，一身晒得黝黑，大家才给他取个绰号叫“黑雷公”。“黑雷公”还有一层意思，他办事正直无私。每当他正在干活时，大队要开个短会，或者社员有事找他，刘衍彬总是把工具朝田边一放，说：“我的活给我留下吧！”等到事情办完，就急忙赶回来，继续完成自己那份任务。队长的爱人，在妇女中也算个打头阵的角色。他们夫妇去年超额百分之十五完成了基本劳动日。社员们说：这两口子一年做四百多个劳动日，个个都是“铁打的”，挤不出一点“水”来。出工跟大伙在一起，做完活叫大家验收。有一回他的爱人出工稍晚一点，大家看她干得认真，质量好，主张评满分。刘衍彬说：“干活认真是社员的本分，出工晚了照减工分是大家订的制度。”坚持把他爱人的工分“宰”了一半。其实，别的干部也是“黑雷公”呵！个个带头干活，去年都超额完成了基本劳动日。干部个个“做老实活路”，社员自然也愿意这么做。全队二十七户社员，去年户户超额完成基本劳动日。
这里的社员还常常谈到，自从胡春蝉当上会计，月月公布账目，每笔钱的收、支，每户人做的工、售的肥，交代得清清楚楚。临到分配时候，方案是由大家讨论决定，干部当众领自己的一份。分配实物，干部先让社员挑拣、刘衍彬又先让其他干部挑拣。
“有没有违反制度的事情？有！”社员说，这里也出现过违反制度的现象，但不论出在谁的身上都要公事公办，分清是非。有一次栽秧时，队长违反了农活安排要由大家商量的制度，一时贪图多栽，带着人抢犁板田，耽误了八亩有水田早犁早插。老农们批评他不动脑筋。他接受了，还在社员大会上作了检讨。这就使社员觉得，啥样办法跟制度，都不是干部给社员订的，而是“给每个人订的”，大家都更积极执行和卫护队的一切制度。赖么娘就跟她的老伴赖银洲唱过一回对台戏。赖银洲从前串乡剃头，是闲散惯了的人，在大家都越来越爱集体的时候，他的思想走慢了一步。有天他“犯了好吃病”，摘了队的嫩玉米，又不肯到社员会上去作检讨，甚至跑到队长家里又找刀又找绳子地说要是检讨就得先寻死。队长年轻，经验也少，竟被他吓住了。可是，这种行为连他老伴都不赞成，赖么娘认为，队长把农活安排错了都要检讨，乱摘玉米更该检讨。她脚前脚后赶到队长家里，揭她老伴的底，说他不该把这套对她已经不起作用的老办法，搬出来吓唬队长，“检讨不能免，还要加上耍赖皮这一条”。她叫队长硬扎点，把住这个“关口。”赖银洲看着势头不对，不耍赖了，作检讨了，现在有了进步。
别看大家对公众事务都是公事公办，在日常生活里可亲同骨肉，队长出去开会，上边发了一点补助费给他，在他想到给
自家人买点什么时，一转念想到大家，就买了一包糖拿回来分给全队的孩子。队长病了，他想瞒哄大家，哪里瞒得过，社员赶快打听出一个偏方，给他把药料配齐，治好了队长的病。这类事在干部和社员中间出现多次，说也说不完。
这些现象说明了什么？社员们说，归根到底有一条：“我们队委会的委员，都是好干部，也都是好社员。”
识破“秘密”同声追赶
是生产队的好干部，同时又是好社员，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着县委把工作组调查中看到听到的情况转给各级干部讨论时，人们结合所了解的情况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分析：
第一，中心五队的五个队委委员，有四个贫农和一个土地改革以前的老贫农，每个人对集体经济的好处都有很深的体会，队长和其他主要干部过去生活很苦，感受更深，始终保持着勤劳朴素的阶级品德。第二，在劳动生产、财务分配、公众事务和集体生活中，站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既是好干部又是好社员，这就使他们跟党跟群众利益一致起来了，也就能够顺顺当当、扎扎实实地贯彻党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和办法，虽然他们经验少、能力低，想不出什么新的办法，更没有用什么“权宜之计”，工作却卓有成效。第三，他们不是做一般的社员，而是做好社员，做好社员中的带头人，忠心耿耿地带着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这样，他们就把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就这样，反复的调查研究和反复的酝酿讨论，使全县各级干部对中心五队的了解越来越深，也越来越佩服。前些日子全县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把中心五队当作一面旗帜提出来，号召大家学习，这面旗帜就深深地插在广大干部和社员的心上了。学习中心五队的运动，也很快就在全县六千四百多个生产队中蓬勃展开。原来有自满情绪的生产队跟中心五队一比，发觉自己“还差得远哩！”有畏难情绪的队，决心要“赶上去！”
“好树不怕土孬，好花不嫌枝瘦！”这是展开学习中心五队的活动以后，在资中县广大干部和社员中间形成的强烈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