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委书记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地委书记
本报记者　伊晓
中共汕头地委书记、汕头专署副专员余锡渠正要下乡，地委的一些同志建议我同他一起下去。
亲如家人
早晨，我们骑自行车出发。
余锡渠同志下乡有个特点：不惊动队干部，径直就到田间去找做活的社员。一路走来，不断有和他打招呼的，连在田头玩的孩子也凑近前来，搬弄着他的车铃，仰起脸问：“专员，哪儿去呀？”起初，我还以为他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呢，后来，走了好些地方，看到的情况都是这样。在潮安县蟹地村，一个农民握住他的手，直把他拉进屋里坐下才松开。那间小屋顿时挤满了人，大家谈笑风生，抱着孩子的妇女也凑进门口来啦。人们不叫他“余专员”，却招呼他“老李”。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他做地下工作时的化名。
我钦佩地想：一个专区的领导人，能和广大农民这般熟悉和融洽！
“他怎么能不是这样呢？”专署农业局局长许士鉴给我谈起一件往事。澄海县刚解放，余锡渠同志去接收县政府时，依旧穿一身粗布衣服，打着赤脚。有的老乡同他开玩笑：“哪有赤脚板的县太爷呀！”他说：“又不是国民党当官的，先要耍耍威风；共产党员打游击也好，当县长也好，都是领导群众闹革命。”以后，他无论在澄海县作县长，还是到专署担任副专员，一直是往日那样俭朴的作风。冬天，他披件棉袄，穿双越南抗战鞋；夏天更简单了，一件短袖没领的衫子，一顶竹笠，肩上搭块水布（潮汕地区农民习惯带的土布浴巾）。工作在哪里，就吃在哪里，就住在哪里，就在哪里赤脚下田。
在专署，他负责领导农业技术改革和水利建设。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部署什么工作，他总要事先到基层去作调查，一年当中，有很多时间住在生产队里。他在机关的办公室很小，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橱，一只箱子和用一块水布可以包走的衣着用具。有人曾经这样说：“要说余专员的办公室小嘛，可也大，那就是三万八千平方公里的汕头专区的整个农村。”
深入农村
澄海县是个滨海县份，每人只合六分耕地，过去洪水、旱灾、台风和内涝轮番为害，生产很不稳定。在旧社会里，再加上官僚、地主以及资本主义势力的重重压迫，许多农民一遇到灾荒就没法生活，只好流亡国外谋生。余锡渠是本地人，深知这些苦。澄海刚刚解放，他就领导群众兴修水利。
这个县的地形复杂，韩江进入澄海后以扇形铺开，分作十七条支流入海，河床高过田地，部分内地又低过沿海。他是一个普通农民出身的干部，不懂水利工程，该从何着手呢？毛主席不是号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吗？他精心阅读水利方面的书籍，虚心地向群众学习。他常常从县城跑到海边，从境内韩江各支流的上游跑到下游，去观察哪里地势高、哪里低，哪里积水，从哪里可以泄水，哪里怕旱，可以从哪里引水灌溉。他拜访了经历过种种灾害的老人，搜集水文资料，请教防洪御旱的经验。经年累月，他把澄海的水文地理的古怪性格摸透了，治水的办法也慢慢积累起来。
经过县委集体研究，澄海县第一个治水蓝图诞生了。按着这个蓝图，几年时间，澄海县兴建了许多排洪、灌溉、拒咸、防潮等工程。而在每一项工程里，掺进了他的多少心血，多少汗水，多少苦恼与欢乐呵！澄海县境内有十七条流入大海的河，往年，咸潮都从这些河道长驱直入，为害沙田。他在认真调查研究以后，大胆地提出要在十二条河的入海口兴建水闸，涨潮关，退潮开，同时将其它五条河下游的河道加宽。这样，既能排洪，又能拒咸。当时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影响排洪，害多益少。后来的事实证明，余锡渠同志提出的做法还是对的。一九五一年，当澄海县解放后第一个引韩灌溉工程——乌树坟进水涵动工的时候，他也来到工地上，并和民工们一起劳动，直到涵洞完工。接着，他又把水布一扎，带着新的知识和经验，到另一个新的水利工地去了。随着一个个水利工程的建成，澄海县的旱、洪、潮灾害逐渐减少。这个原来灾害最多的县，终于成为全专区水利条件最好的县。
我们下乡的第四天，来到潮安、饶平之间的革命老根据地凤凰山区。这里有个山垭生产大队，近几年来，农副业生产一直不好。锡渠同志决定到这里看看。清晨，我们从凤凰圩出发，沿着陡峭崎岖的傍山小道，翻过两座大山才到了这个深山中的小村。为了了解附近一些队的情况，我们又翻过一条深沟和一座山坡，来到连凤南镇。这时，已是掌灯时分了。我的腿十分困乏，心想该休息了吧，可是刚吃完晚饭，听说附近一个大队在修渠中，材料和技术方面碰到了困难。锡渠同志毫不迟疑地决定当晚就去一趟。等他回到镇上已经是深夜了。其实，我们一起出来的这些天，哪一天都是这样。为了群众的利益，他有着惊人的充沛的精力！
同行的同志告诉我：前年六月，在强台风袭击过后，锡渠同志在韩江上抢险防洪七天七夜，每天休息不过三四个小时。险象才过去，他从堤防上刚回到机关，揭阳县龙颈水库告急的电话来了。锡渠同志在接到电话后两个小时就赶到现场。他站在开始塌陷的地方指挥抢险，干部和民工们都为他提心吊胆。他的镇定和勇敢，鼓舞了广大民工固坝抢险的决心。在几天的紧张战斗中，他的胃病发作了，可是依然坚持在大坝上指挥。
余锡渠同志就是这样，哪里群众有困难，他就到哪里去。前年九月二十八日，十一级的强台风在潮汕地区登陆，澄海县首当其冲。在晚上三个小时当中，全县海堤崩毁一百三十六处，十一万亩田禾被台风夹胁上来的海水淹没。当时，余锡渠同志刚从汕头医院出来，病还没有痊愈，他当夜就顶风冒雨出发，天亮之前，赶到了重灾区鸿沟大队。这个大队决堤七十处，总长十四公里，庄稼已被盐渍。看来要恢复生产，确实非常困难。余锡渠同志当下就和干部撑船去看堤坝，然后又把海水已退的田禾逐块看过，了解被盐渍的程度。他提出除了抓紧堵口，复堤，还要引淡水排洗，抢救稻田，抓冬种番薯。当时，有些队干部和群众有不同意见。他们说：一九二二年台风过后，三年种下庄稼都无收成，因此冬种顶多能种点耐咸的小麦，不能种番薯。余锡渠同志耐心解释说：“旧社会三年无收，是由于农民在灾后无力恢复地力，没有水利条件。我们可以依靠集体力量，引淡排咸，多浇水施肥，怎么就不能种番薯呢？”过了几天，他又来到这个大队。他走到受咸潮浸渍过的地里，用锄头掘起田土，塞到嘴里尝尝。尝过几块地，他告诉大家说，经过冲洗，土已经不太咸了，可以种番薯了。他自己先拿起锄头种给大家看。顿时，全大队男女社员一齐出动，几天时间种下了一千多亩番薯。来年春天收获，亩产平均三千斤，加上从稻田中抢救到的一万七千担谷，不仅度过了春荒，还有剩余的番薯出卖。
毫不特殊
“对待群众关心备至，对待自己严格克己”，汕头专署的一些同志把余锡渠的这种革命品质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过去的地下斗争和游击战争中，他患了肾脏炎、胃溃疡等慢性病。可是这些年来，他除掉解放初期因为胃出血和一九六一年秋天因病情恶化，一共住过两个半月的医院外，从来没有专门休养过。在他看来，一个革命者对待疾病要采取正确的态度，绝对不能因病向人民要求这要求那。
有的同志建议他把家属接到城市里来住，这样可以在生活上对他有些照顾。可是锡渠同志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在家乡参加劳动，能为国家生产财富，而在城市里闲住，就会变成一个消费者，增加国家的负担。平时，他很少回家，偶尔回家，总要帮助妻子计划一下开支，绝不给队里添麻烦。去年十二月，他因病回到家里，队里关心地网了两条鱼送来，他坚决谢绝了。去年年初，村里通了电，为一百多户社员安装了电灯，他家也在第一批装上了两盏。他回家后，向队干部说：“我们村有一千五百多户，等都有电用了，再为我们家安吧。咱们干部的生活不能超过一般群众啊！”他还不断地嘱咐妻子、儿女说：“你们是干部家属，社员、队干部很容易另眼看待，所以要更加谨慎。队里有困难，我们要走在前头，分东西却要退到后头。”他处处为他们树立这样的榜样。如一九五七年初村里办高级社缺乏资金，他便把自己节省下的三百元钱交给妻子投到社里。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妻子很爱护集体，被评为“五好”社员；大儿俊生每个月都是出全勤，专拣重活做；女儿娥英干活总是踏踏实实，经常受到妇女队长的表扬。
锡渠同志很注意培养子女的爱国主义思想。去年蒋匪帮企图窜犯大陆时，锡渠同志让俊生当了县里的基干民兵，去年冬天又鼓励他带头参军。俊生临走前，他特别在晚间从汕头赶回来同俊生谈了半夜，嘱咐他，从今后就要以革命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努力作个五好战士，随时准备用鲜血来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锡渠同志对孩子各方面要求很严格，不使他们有特殊感。日子久了，惹得一些有点旧脑筋的老人说了话：“俊生他爸爸是个专员，比县长还大呢，可是俊生承受下些什么呢？只是他爸爸当雇工时节挑谷的一对大箩筐。”也有人对他讲：“你让孩子太吃苦了。”可是，他回答说：“他们没有经受过旧社会的困苦，也不知道好日子来得艰难；不劳动，不吃点苦，怎么懂得自己是劳动人民的子女，将来怎能继承革命的事业？”
我和锡渠同志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深切地感到，他是那样热情关心群众，那样严格要求自己，那样兴高采烈地去承担最艰苦的工作，并且让自己的子女也这样去做。这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我很想请他谈谈自己，但他总是默不作声，笑笑就过去了。看来，潮安县山垭大队一个老赤卫队员陈书桓同志说的话，对余锡渠同志是个比较中肯的评价，他说：“十几年前离开这个山沟进城去的是这个‘老李’，十几年后回到这个山沟里来的，还是这个‘老李’，他对待革命的耿耿忠心一点也没有变啊！”（附图片）
余锡渠（左）和澄海县上华公社老农许亚程（右）在冠山大队试验场检查豌豆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　张家昌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