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洋淀席苇业的今昔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白洋淀席苇业的今昔
席苇是白洋淀的特产，是当地人民生活的主要来源。淀区共有七十一个村产苇。据不完全的统计，有苇田六万五千亩以上。苇的常年产量，平均每亩能收十二大个（一个能织丈席五领），每年产苇近八十万大个，除去三分之一的修房和烧柴苇以外，三分之二的织席苇，如完全织成席，约织三百万领上下。
抗战以前，席的用途很广，销路也畅通；可是苇地大部分掌握在少数的封建地主手里，地主多把苇田出租给“二东家”，成立“席锅伙”，雇人打苇，高价卖给贫苦的织席户；同时，还拼命压低席价，使席民得利很小；再加上高利贷的剥削，和投机粮贩的操纵粮价，这就造成了广大席民“擦裆磨裤（指织席）至死不富”的穷困生活。
抗战以后，日伪统治时期，先后建立了“席苇联合会”等伪组织，直接受天津日寇军部领导，决定苇子为“军用品”，私人不得买卖；规定官价，强行征购。民国三十一年“五一”扫荡后，日伪为了保护它的津保航线，便于“清剿”，割掉了大清河新安境苇子三十多顷（五、六月间割了就死）。另外，因为敌人的敲榨勒索，群众也没力对苇地加泥（施肥），使苇子的产量和成色一年年的下降。有些席民，因为席不值钱，把苇地改种别的庄稼。特别在民国三十二年，敌祸加天灾，苇子歉收，织席还不如刨地梨。当时，织出席来运到新安去，还得花钱运动伪大乡，所以一领席只能赚三两多小米面。这年麦收时，各村普遍饿死人。只端村就饿死了一百四十多个；一般小村饿死也不下三几十个。曲堤一天就饿死了七个。
民国三十二年秋，白洋淀被我军解放以后，民主政府特设隆昌商店，专门经营席苇业务，扶植人民的织席生产，解决生活困难。一面有计划的组织席子出口；一面又打开内地销路。在部分村庄还建立了收席小组，这样席民和商店都减少好多麻烦。日本投降后，白洋淀的人民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也先后实行了减租、清算、土改等政策，使大部席民有了苇地；实在没有苇的，公营商店进行了调运，也保证了原料的供给。在掌握席价上，据去年全年的统计，每领丈席保持为五斤十两玉米的利润，在旺月（冬季和春初）达六至十斤，背月（五、六月）在二斤上下。
为了打开席子的销路，公营商店拿出了二万四千八百多元（新币），带动了相当于此数三倍的私资，合营了十四个席店，在民国三十五年全年，完成了三十二万领席子的收买，和三十万领席子的出口。
可是，当时只注重了刺激产品的增多，却忽略了质量的提高，以致影响到席子的推销。去年公营商店提出席子整庄，在集上和乡村广泛的向群众进行宣传解释，开始打破了群众见货快就偷工减料的错误思想，认清了公营商店整庄的目的，席子的质量就随着提高了。同时，商店按席子用途的不同，在整庄上注意了不单是提高质量保证尺寸，而且根据销售情形进行收买，保持销售信用，划分货色，创造牌子货。宏利分店曾规定在席子上贴商标，发扬创牌货。
今年淀区水灾严重，粮食减收，苇田虽也减收百分之三十至四十，但以织席生产，成了灾民的主要生活依靠。民主政府更加注意了对席民的大力扶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县生产推进社和公营隆昌商店，调运了苇子五万零三百七十九斤，供给当地席民作原料。九、十月份，席的产量大增，据端村、新安等七个主要集市的统计，每五天共上席九百多捆（八尺的每捆三十领，九尺的二十七领，丈二的二十三领）；可是因为销路不畅等原因，受些影响，产量稍减。经过县生产推进社从多方面联系，积极找销路，并发动私人组织运销，到十一月中旬，席的产销又显活跃。现在安新全县有一百二十四个村庄十万以上的人织席，能大部或全部靠织席解决生活问题。大田庄有一百九十五户织席的，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七强。如孟春、孟琴等五个小闺女的织席组，一天平均织席十领，一个人能赚三十元（新币）。这村为便利群众生产，还建立了供销合作社，一个月的工夫，调运了粮食六十石又一万二千斤，和一船竹货，供给了社员用；还推销了二百领席，社员感到很方便。县生产推进社，正计划先在老河头，关城等几个产席的主要村庄，建立起供销合作社，通过重点，推动全盘、使席业更得到长远的发展。
　　　　　　　　　　　　　　　　　　　　　　　　（冀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