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保持先进集体荣誉 刘庄大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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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保持先进集体荣誉
刘庄大队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干部社员同心同德，集体经济欣欣向荣。六年来每年都按照国家计划植棉一千亩左右，平均亩产皮棉百斤以上，比初级社时增产一倍多。六年共向国家交售皮棉八十九万多斤。社员收入也增加了。刘庄大队的先进事迹，成为新乡县和其他地方的一些生产队的学习榜样。
本报郑州二十八日电　记者周原报道：在河南省召开劳动模范代表大会的时候，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刘庄和小冀公社郝村两个大队的社员们，晚上就守在扩音器前或者打开家里的收音机，等着听大会上的发言。两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一同参加了省劳动模范代表大会。两个大队都是新乡县的棉花高产大队，而且一向是生产竞赛中的对手。郝村的土质、耕畜、水利条件，都比刘庄好，在新乡县是最早采用密植、化肥、农药、农械等一套新的技术和设备的。一九六○年以前，郝村的棉花产量一直领先。刘庄是后起之秀，现在已经超过了郝村。
一天晚间，刘庄的社员从扩音器里听到了党支部书记史来贺的声音：“六年来，我们每年都按照国家计划种棉花一千亩左右，平均每亩皮棉产量在百斤以上，比单干时增产三倍多，比互助组时增产二倍多，比初级社时增产一倍多。我们按国家的政策卖棉花，把超产棉也都卖给国家，六年共向国家交售皮棉八十九万多斤。六年平均，大人小孩每人每年卖给国家的皮棉是一百七十九斤。一九六二年我们完成棉花征购任务百分之一百三十，多卖给国家二万多斤皮棉。”郝村的社员守在收音机前，同样听到了刘庄大队史来贺的发言。这个发言引起了他们的深思。这些日子，郝村的社员在问：“我们的地，比刘庄好；我们的骡马车外出三二十里，人人认得，因为没有第二家有这么好的车马；刘庄的产量以前也比我们低，为啥现在超过咱几十斤？”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两年了，不过没有被重视罢了。现在，郝村党支部是从这样的角度提问题的：我们要向刘庄学习什么呢？
除郝村外，刘庄附近有几十个大队都提出来要学刘庄。学什么？学技术吗？刘庄的植棉技术确有可以学习之处。但是，这两年刘庄超过郝村，并不是因为郝村人的技术比刘庄差。刘庄的植棉技术，有很多还是前几年从郝村学来的。
那么，主要应当向刘庄学习什么呢？
农村有这样的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党支部。”他们看党员们在集体道路上的进退。他们在劳动和分配上，很注意干部的行为。不说别的，刘庄干部首先在劳动这一点上胜过了郝村。去年年终决算，郝村大队干部补助工占总工数的百分之三点七，刘庄只占百分之一点六二。
去年决算时，刘庄党支部要求社员代表会给干部评补助工。支部的同志事先向代表们表示：大队干部的劳动报酬，不能超过一般社员的中等水平。代表们一查账，正副支书和队长，经常积极参加劳动，都实做了一百八十到二百二十个工。他们认为：这些干部因为开会、工作，误了一些工，应当给每人补助若干个工，达到中上水平，才算合理。可是，党支部拒绝接受三百六十个工这个数字，提出三百二十五和三百三十这两个数，要求代表们复议。代表们二次复议后，提出了维持原案的三条意见：第一条，集体经济办得好；第二条，大队干部除夕还在渠上浇地；第三条，支委们忙于工作和参加集体劳动，常常没有空去种好自留地。支部不同意这些意见。社员代表刘殿明和刘明福提出来说：“要是不听俺的，叫俺来评什么？”就这样，弄僵了。
后来，史来贺召开干部会，谈起这件事。他说：“领导，是我们共产党员的责任；劳动，是我们的本分。社员们同意多给我们一点，我们也可以拿这个补助。但是，反过来想想：群众的眼睛都看着分配问题，我们多拿一点，群众该怎么想呢？我还有这样个想法：有一天咱们不当干部啦，可是要在刘庄留下一条根：谁来搞特殊，他在群众面前就走不过去。”大家接受了这个意见。结果，正副支书和大队长、会计，在三百三十和三百六十中间，取了个三百四十到三百四十五，四个人差上差下，不过五个工。事后，他们自己并没有公布这件事，社员们看到决分榜，才知道只给史来贺补了四十五个工。有人给史来贺建议说，你把这件事说说，对大家不更有教育意义吗？史来贺说：“若在别人，我就说了。我们自己的事，有啥好说的？”
刘庄人对党支部的信任，是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形成的。史来贺当刘庄支部书记，已有十一个年头。支书和副支书，大队长和副大队长，都是贫雇农，都是土地改革时的积极分子和干部。支部有二十七个党员。这个大队的小队长以上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土改和初级社时的老干部，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是贫雇农出身。社员普遍反映说：“俺村的干部没有干部架子，没有官气，和社员一条心，一个样。”支部在群众中的影响，十分深远。不久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社员刘树菊不小心被小钢磨的轮轴打伤了。副支书杨森峰带着几个人，把她抬到小冀医院。在急诊室里，医生说病人需要输血，问谁是亲人？大家说：“都是亲人”。刘树菊的亲人只有她大爷和母亲在，因为年纪大，社员们不让他们输血。做过血型试验，四个人可以输血。四人中，三个党员，一个非党员。有个名叫李崇芝的，别人说她身体不好，不让她抽血，她不愿意。医生问她是不是病人的亲人，她说她是队长，病人是她队里的社员。副支书杨森峰第一个伸出臂膀。党员刘树明立即排了上去，他历来怕针，也没有打过针，输完血，他昏了，而病人却好转了。医生说：“病人因公受伤，花钱应由集体开支，医院的规矩是买血来输的。你们回去，让大队给你们些钱，保养……”。医生话没说完，大家就接上说：“要买，一百块钱也买不走一滴。为了病人，不够，你只管抽！”有了这样的集体，他们在生产上会有什么事办不好呢？
七里营公社党委的同志们说：“每去一次刘庄，就多一点集体主义的思想。”真的，只有到了刘庄，才能深切体会这句话的意义。负责给大队喂猪的刘明三，一见客人立即说他喂着全公社配种率最高的公猪，他喂养的十多头母猪没有一头空怀。老保管员史川理认为自己腰带上挂着仓库的钥匙，是件责任极为重大的事情。有些社员嫌他执行制度死板，他说：“没有两联单，连颗豆也不给你。”会计刘明何为两分钱的差错，查过三天两夜账，最后查了出来，心才“扑通”落回肚里。耧工李怀德耩的地像火车道一般直，全公社数第一。……他们每一个人都为自己对集体的贡献而自豪。
这就是郝村和许多准备学刘庄的生产队，应该学习的第一个课题。
前几年风雨失调，旱涝灾害严重，国家对这里棉产区的粮食供应，数量不如以前充裕，品种是粗粮多一些细粮少一些。在这种情况下，棉产区能否按照国家的棉花种植计划办事，能否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踊跃向国家交售棉花，这是一个考验。刘庄大队很好地经受了这个考验。
去年，根据国家计划，刘庄大队棉花种植面积是九百五十亩，占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当时，社员中有一些议论，个别党员也犹豫不定，想少种棉花。
在党支部大会上，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讨论，一场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个党员对史来贺说：“公社说啥你都听，我看不听也没有啥。”史来贺说：“干部、党员不执行国家计划，那又何必组织起来？”史来贺这句话，在支部会上引出了一笔翻身账。听从党的领导，翻了身；翻身以后，哪能不听党的话？支部要求每一个党员都想一想：是不是要忘本？二十七个党员面对着这个问题，作出了坚决保证执行国家计划的决定，有几个同志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社员中，有人主张少种棉花。个别的人还说了一些不满意的话，说干部只会听党的话，怕犯错误。在社员大会上，这个深受群众爱戴的支部书记问大家：“你们愿意不愿意叫我去犯错误？我听党的话有什么不好？”这一来，大家议论开了。副支书夏治香的叔叔刘长功提出要和外队比，说邻近有的队，就没有执行国家计划。夏治香和另一个社员接着说：“要比，比谁的集体巩固，比谁的集体富裕？”“要比，比谁对国家的贡献大？咱种一亩棉花顶别人三、四亩。”是的，这几年，刘庄人民对国家的贡献，比邻近的要大一些，刘庄集体经济也办得更好一些，这样一比，一讨论，正气大大发扬起来了。
在卖棉花的时候，刘庄党支部非常注意对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教育。一九六一年，有几个投机商贩来到这个队，要用高价向他们买棉花，都被拒绝和揭发了。当时，有些社员认为把超产棉花卖给商贩，不算违犯政策。个别人还指责干部是“傻子”。大队党支部坚决批评了这种错误思想，一再向大家说明超产棉花卖给投机商贩的害处，要大家打国家的大算盘，不能只打自己的小算盘。这一年，他们除了完成七万多斤皮棉的征购任务以外，把三万七千斤超产棉全部卖给了国家。
去年，要摘棉花了。中农张克道私下给史来贺提了个意见，说史来贺任哪一条都办得好，唯有主张摘净棉花，不留点给社员自己去拾，做得不对。史来贺当时对他解释说：“摘净，卖给国家，回来按劳分配，这是大家的。留一点叫个人拾，谁拾到是谁的，合理吗？”张克道没往下说什么，史来贺却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到摘棉花时才提出请大家讨论。很多人发表了意见，正面的反面的都有。老社员刘明德说了一段话，说得那些持反面意见的人都张不开嘴了。他说：“国家给咱化肥、农药、工具……，土地是共产党领导咱分的，产量是共产党领导咱提高的，咱的富，还不是集体得来的吗？打个比方（他拉住近旁一个人），你出东西支援我种棉花，我收下棉花不卖给你，来去路不一样远，你愿意不愿意？”那人说：“没那理。”“嘿，这就对了。刘庄的棉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时史来贺悄悄蹲在老社员张海涛身边，听他喃喃地说：“还是把棉花摘净卖给国家好”。
老汉的话，很引人深思。刘庄是个老棉村。解放前，没有一部喷雾器，没有一部胶轮大车，更别说其它先进工具了。现在呢，他们有先进植棉工具，国家年年用拖拉机为他们冬耕棉田，每年给他们几万斤化学肥料。五十八部中耕器可以保证他们在两三天内，把千亩棉田中耕一遍，这在几年前最少要用十天时间。各种型号的喷雾器，给他们在三天内消灭虫害提供了条件。十二辆胶轮马车和九十辆小胶车，把田间运输力提高了几倍。今年春天，他们把五百万斤肥料运到棉田里，只用了七天时间。除耕牛之外，骡马由七头增加到二十八头。棉花的产量增加了几倍。社员的收入也增加了，在这六年的过程中，刘庄社员的年收入，平均每人由八十六元提高到一百四十一元。
这笔账摆在社员的心里，人们的思想就明亮起来。对那些有时候忘记这笔账的人，党支部就拿出来同大家算一算。一算，人们的国家观念加强了，人们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觉悟提高了。郝村这两年因为忘记算这笔账，放松了党内外的思想教育工作，现在有些后悔了。党支部书记姜东方最近说了一句很有价值的话。他说：“我们要把教训变成经验。”
这是应该向刘庄学习的第二个课题。
刘庄的植棉技术，并不难学，他们就是从郝村学来的。但是，同样为人所共知的一些技术措施，刘庄能采用、能坚持，而有些队却不容易做到。那为什么呢？
刘庄的植棉经验中，有很重要的一条是：及时播种，一次全苗，保证苗全齐壮。这句话说来简单，做起来就不同了。
去年从正月初六降二十毫米水，到清明播种，五六十天内没有一滴雨。播种期到了，地里只有保下来的一点墒。怎么办呢？刘庄党支部在全队发动了一场热烈的争论。一些人坚持等待雨后播全苗，说现在深播，万一落雨，结果或者出不来，或者不全苗。另一些人力争及时深播，他们问道：“不下雨怎么办？”史来贺和支部的其他同志，都不知如何是好，但他们知道把社员发动起来，摆出各种意见，从中就可以找到出路。第二天，他们同几十个老农社员一起下了地，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深播后的起土上。最后，大家把两种意见补充成了一个方案：既要适时，又要全苗。办法是：把墒情较好的两合土地划为一寸半浅播区，把墒情不好的胶土地划为二寸深播区。要是这样旱下去，浅播区保证能出苗，深播区起土借墒，也能出苗。要是播后有雨，在浅播区浅破板结，在深播区深起土，同样可以全苗。当下，就在两种土质之间封了土堆标记。四月四日，周围各队都不敢动手播种，刘庄播种了。半个月后，刘庄九百五十亩棉田，行行青绿。外乡人赞叹说：老天给刘庄偷下了一场雨！
几年来，刘庄一直保证了棉田的密植。远在一九五七年史来贺在棉田锄苗时，他发现李镇德老汉在不长的地段内，就锄死了三百多株。史来贺问他，他说：“太稠，连锄都过不来。”史来贺看见这种用了几百年的宽板子锄，阻挡着密植增产的道路。是服从这种工具不要密植，还是改革工具保证密植？史来贺是革命派。经过支部和社员们讨论，经过示范、参观和实验，从那年起，刘庄开始改宽锄为窄锄。一个冬春之间，五百多张宽锄全被窄锄代替了。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刘庄每亩棉田的株数，经过几番试验，稳定在五千到五千五百株这个水平上。
很多人学习刘庄的治虫经验。治虫是丰产的关键之一。但他们只学了“工具全”这一条，其实，这也只是一少半。新乡县有不少这样的产棉队，药械齐全，也有虫情测报，但他们在掌握灭虫时机上不如刘庄。刘庄的不同处是，他们的测报小组不但检查虫害情况，主要是掌握虫的生长规律，选择灭虫的最好时机，这就更要靠自觉的劳动了。
刘庄的虫情测报工作由李安仁领导，他是个高小毕业生。每年从棉花出苗到霜后止，李安仁有二百天都要住在棉田里。有人说他迷，有人说他迂，更多的人夸他钻。大热天，他穿个小裤头，蹲在一人深的棉田里，一蹲就是大半天。棉蛉的卵像针尖那么小，粗心人常是看不见的。他不但一粒粒数，还要求出百株棉花上虫害的百分比。他把虫卵的全部生育过程都看在眼里，选择下药剂最有效的全歼战机。没有这样坚毅的人物，虫是对付不了的。
这是向刘庄学习的又一个课题。
刘庄大队的先进事迹，正在激励着它的近邻，激励着新乡县和其它地方的一些生产队。看来，在一般的集体和先进的集体之间，并没有隔着一段遥远的路。当年刘庄赶过郝村的那股冲击力，现在很多队都有。郝村已经在准备着要赶刘庄。刘庄的另一个近邻——戚庄大队，从支部领导工作和植棉技术上，全面学刘庄已经有年了。他们的棉产量稳定上升，去年全大队的亩产皮棉已达到九十四斤。这是紧跟在刘庄后面的又一个对手。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假若谁回头犹豫地一望，就会有人从他身边跑过去。
这是一个新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