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创业　俭守家——泉太公社黎明大队是怎样勤俭办队的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勤创业　俭守家
——泉太公社黎明大队是怎样勤俭办队的
中共吉林省委工作队
播种季节刚到，吉林省东辽县泉太公社黎明大队各个生产队的社员，就下田播种大田作物了。社员们说：“播种要是苗不全，秋天就要少打粮。”因此，在播种的时候，社员们非常精心。地耕得细，种子点得正。种完一块地马上就用磙子压。他们种地用的一整套工具，犁、耙、拖犁架子是自己造的；篓子和粪筐等是自己编的；犁套和鞭子等是自己打的……，只有铧和犁镜是花钱买的，其实有些犁镜还是办初级社和高级社时期买来的。全大队的十二辆铁轮车，也都是初级社时期的“古货”。车棚子坏了自己打车棚；车网子坏了自己换车网，现在的几辆旧车还像新车一样顶用。
黎明大队山地多、平地少，自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干部和社员们处处精打细算，集体经济得到了巩固和发展，社员收入逐年增加。一九六二年，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一年增产百分之二十七点五。一九六○年的生产费用，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一九六一年下降为百分之十七，一九六二年又降到百分之十五点五。劳动工分分值也逐年提高。社员分配的部分，一九六○年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六，一九六一年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七，一九六二年占百分之六十六点二。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收入的增加，使干部和社员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他们一心一意地为发展集体经济尽心出力。
“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干部”，这个大队勤俭办社这样好，首先是因为这里有一批克勤克俭的好干部。
先说党支部书记徐振国。他在一九五四年由部队转业回乡以后，就积极参加互助合作运动，被选为互助组长，一九五五年成立初级社的时候，又被选为初级社主任，公社化后一直担任大队支部书记。解放前徐振国当过多年长工，参军以后，在部队里养成了艰苦朴素的好作风，懂得一分钱、一粒粮来得不易，所以从来不浪费一个钱。他这样做，也有些人看法不一样。有的说：“徐书记太土气，到外边开会找宿住，咱们这么大个队，连店钱也掏不起吗？”有的说，“徐书记一个钱顶两个钱花，不到刀刃上不出血！”表扬也好，批评也好，徐振国还是有个老主意。他说“土气比阔气好”。今年一月，徐振国和第一生产队队长陈玉坤到公社开会，晚上八点钟才散会，偏赶上没有月亮，徐振国想赶回去，又担心五十多岁的老队长陈玉坤摔着。于是，他和陈玉坤来到旅店，把三元钱宿费交了以后，徐振国越想越不是滋味，向陈玉坤说：“咱俩住一宿店，够社员挣一二天啦！”陈玉坤回答说：“我也觉得不应该花这个钱，摸黑回去吧。”他们又把宿费要回来了，摸黑赶回家。在路上，徐振国对陈玉坤说：“当干部的受点苦比享福强，咱们往哪儿走，群众往哪儿跟，能带好，也能带坏。”这件事使陈玉坤很受感动。三月份，陈玉坤领着几名社员去公社开会，有的社员主张住旅店，他就把上次他和徐振国到公社开会的那件事讲给社员听，大伙都不住了，给生产队省了五六元钱。
大队干部一丝不苟，生产队干部照样学习，上行下效形成风气。生产队长陈玉坤，花钱总要再三考虑，该花的才花，不该花的坚决不花。比如马鞍子坏了，这倒是应该买的，他还觉得不到该花的时候。于是，他到仓库里找出几个破鞍子，请木匠用两个修成一个，结果修好了四个鞍子，把钱省下了。干部这种克勤克俭的精神，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有的社员说：“咱有这些好干部，算放心啦！”
这里不仅有一批好干部，还有一批铁面无私的会计员，“把家虎”似的保管员。会计姜成武，在互助组时期就当记工员。一九五五年成立初级社时，又被选为会计，一直干到现在。会计室里整整齐齐地放着八个木箱，里面装着从一九五五年以来的所有的账目和单据表报，一年装一箱。他不但做到账目清楚，执行制度也很认真，不论谁报账，不合乎财务制度的一律过不了他这道关。有一次，大队治保主任陈景春外出多花了三角钱，姜成武没给报销。他说：“咱们是大队干部，一定要带头执行财务制度。”社员都说姜会计铁面无私。老贫农方玉振当保管员快十年了，工作一贯兢兢业业。初级社时买的“趟头”、“滑车子”等等，一直保管使用到现在。他有个木箱子，专用来装麻袋，每年秋天送完征购粮以后，他就把麻袋普遍清查一遍，该补的补，补好后锁在箱子里，因此，几年没丢过一条麻袋。方玉振不管对谁，总是照章办事，队里有个大笸箩总也不往外借。有一天副支部书记姜成武（兼会计）来借笸箩，方玉振说：“按规矩笸箩不外借，社员来借我没借，你看怎么办……”没等方玉振说完，姜成武就说：“对！应该按制度办事，我不借啦。”
在这个大队的干部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好铁能捻几个钉，勤俭办队靠大家才行。”这是这个大队勤俭办队的一条重要经验。在谈到这条经验的时候，党支部书记徐振国说：“要做到增产多、收入多、开支少，得依靠全体社员，人人关心集体生产、人人爱护公共财物、人人注意节约开支才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光靠干部定几条规章是不行的，必须让社员充分讨论，大家做出决定，这样大家才会自觉地遵守制度。”他们取得这条经验，是从处理社员冯子清损坏了队里的皮鞭子的事受到启示的。
第一生产队按制度规定，赶牛车要用自制的麻鞭子，不用皮鞭子。可是冯子清有一次出车的时候，拿赶马车的皮鞭子赶牛车，不小心把鞭杆弄断了，按制度规定，损坏公物应当赔。队长陈玉坤要他赔的时候，他说：“我是干集体活弄坏的，为什么叫我赔？”队长说：“规定赶牛车的不准用皮鞭子，你为什么用皮鞭子？”冯子清说：“我对这条规定有意见，都是一样赶车，为什么赶胶轮车的使用皮鞭子，我就不能用皮鞭子呢？”争了半天也没有争出个头绪来。几个干部经过研究，觉得冯子清乱用工具不对，可是在制定农具保管制度的时候没有让社员充分讨论也不妥当。于是晚间召开了社员大会，让社员讨论应不应该制定这些规章制度。在讨论到赶牛车的应当用自制的麻鞭子时，队长陈玉坤算了一笔账：一把皮鞭十四元，全队三辆牛车，一辆车买一把鞭子，就得四十二元。社员们纷纷议论起来：“真是账怕细算，赶牛车用麻鞭子就行了，为什么要买皮鞭子？这条制度定得对！”也有的社员说：“冯子清不知道这条规定有这么大的好处，头一次犯可以原谅。”可是冯子清却说：“一不动，百不摇，我头一个违反了制度，要不按制度办，别人违反了怎么办？”自觉地按规定赔了皮鞭子。在处理这件事情当中，干部们进一步体验到，要真正做到勤俭办队，必须坚持民主理财的原则，这样才能使社员自觉地关心集体生产，自觉地爱护公共财物，自觉地注意节约开支，形成勤俭办队的风气。所以他们每当制定一项规章制度的时候，总是发动社员充分讨论，大家作出决定，大家共同遵守。这样一来，社员们不仅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而且干部没想到的事，社员想到了；干部为难的事，社员帮助解决了。在春耕大忙的时候，一队有一副犁杖犁辕子断了，少出一副犁杖，就要影响适时播种，队长正在为这件事发愁，可是第二天全队七副犁杖全部下地了。原来是社员姜德义趁休息时间把个旧犁辕换上了。
这个大队所以打粮多、花钱少，勤俭成风，关键在于党支部的领导。这个大队的一伙勤创业俭守家的好干部是在党支部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起初，这些干部也曾经有大手大脚的现象。比如一九六○年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时候，他们用公益金买了不少石灰给各家刷墙壁，买大量的五色纸写标语等等。社员意见很多。有的社员说：“干部哪样都好，就是手脚太大！”党支部根据这种情况，及时对党员、干部进行勤俭办队的教育。有的党员说：“过去没注意精打细算，今后花钱可得好好算计算计。”党支部在对干部进行勤俭办队教育的时候，善于抓住典型事例，进行好坏对比，使干部自觉地认识到勤俭办队的重要性。去年春天，第二生产队需要簸箕和撮子，自己不会编织，经过队委会讨论，决定割柳条到编织合作社兑换。不但没花钱，还找回来一千二百多元。可是，在这不久，第三生产队队长赵树起（党员）却花七元二角钱买来十二个铁兜嘴。党支部书记徐振国抓住这两件事情，对党员和队干部说：“财从细起，聚少成多，咱们可不能乱花钱啊！人家第二队自己不能编的簸箕、撮子用柳条换；第三队能用杏条编兜嘴偏偏花钱买，到底哪种做法对？”大家听了以后受到教育。赵树起赶忙作了检讨。第二天他跑到山上割了一大捆榆树条子，找人编了牛兜嘴。
党支部经常用一些活教材，对社员进行勤俭办队的教育，使社员懂得一分钱与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从而人人动手理财。这个大队的第一生产队很注意勤俭，去年仅从自己备足饲草、精选种子、自造小农具等几个项目，就节约了二千零六十六元，平均每个劳动日多分一角三分钱，平均每户多收入四十五元。党支部就抓住这件事，向社员进行了教育。过去有的社员看到队里某些浪费现象，他们说：“一元八角的，轮到我名下能摊几个钱，扯那份呢！”经过算细账，这种思想打消了。社员杜海说：“不怕钱少，就怕天长，一天省一角，一年就省老了。省下钱队里生产有本钱，每个人也能多分一份。”去年春天，第二队的干部想把四亩“白露葱”给社员分了，可是社员都不同意。有的社员说：“现在‘小根蒜’都下来了，比小葱更可口，还是把葱卖了吧！”队干部觉得社员说的有理，结果多收入一千多元钱，不但添补一些急需的生产工具，每户还预支了二十多元，解决了换季的单衣问题。
党支部和大队还根据不同的生产季节，找出不同的勤俭节约内容。春耕阶段，正是花钱多的时候，他们就突出抓少花钱；夏锄时期花钱少了，可是地侍弄不好，还要减少收入，于是，他们就抓住保全苗，多铲多趟。他们通过这些内容，完整地宣传党的政策，使干部、社员一时也不忘少花钱多打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