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永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梁永
于世明
一九五七年，梁永从江西省回到故乡延庆县万山丛中的东沟村，事前曾经跟他的妻子孙玉兰谈了好几个晚上。这倒不是因为妻子想扯他的后腿，不是的，孙玉兰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
“你南下到江西已经十来年了，十来年再也没有摸过锄头，如果回到北方山里劳动不惯，或者碰到不如意的事，可不能光冲着我使性子……说正经的，让我在这地委机关住着当家属，我才心烦呢！”开头几句话，孙玉兰好像是在吓唬自己的丈夫，可是话头一转却透露了她心里的隐秘。可不是吗，一个自小在山里劳动惯了的妇女，特别是一个在一九四三年就参加了党，打过游击的同志，怎能让她闲着不工作呢？
如今，梁永听了妻子这好意的担心，也不由得微微地笑了：“你可把人看扁了；我响应党的号召去支援农村，当个新兵还不行？再说，我也不愿意看着你们娘几个光坐着吃‘死饭’呀，虽然我供养得起，也不能这样做！放心吧，回去以后咱俩好好劳动，决不生气、吵架。”
当梁永看到了一别十年的那雄壮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他想到离家乡越来越近了，他心里不由得激动起来。此刻，就连他的两个儿子也显得特别活跃。梁二写是老二，在江西读中学，这次回家参加农业生产没有任何顾虑；梁义汉是老三，高小快毕业了，这次也满心欢喜地来当一个有文化的农民。只有梁永的大儿子，在江西参了军，还留在外面。
一路上，两个少年问着爸爸和妈妈，自己回到村里应该参加什么劳动好。孙玉兰说东道西地几乎把村里的活计都夸奖遍了，可到底也没说出他们究竟干啥好。梁永呢，他望着儿子，心里却想着另外的事，想到他在这么大的时候，正在山上给地主放羊呢。他似答非答地说：“连我也得到村里请队长分配呢。”
“五十多岁的老梁永，不在江西当干部，又回到咱山里种地来了！”这消息就像一股风，从东沟传开来。这股风好像长了翅膀，方圆几十里的山村，许多人都知道：游击队的神枪手，抗日政府的区农会主任老梁又回来了。
刚安顿好家，梁永就拾起锄头下了地。他让生产小队队长派活，那个年轻的队长一口一个伯伯的叫着，尽让他干些轻活。就算是轻活吧，他十多年没干过了，也难免有点生疏，胳膊腿不好使唤。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劳动的时候，他那样虚心地服从小队长的指挥，最初还让人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日子一久，看到梁永出自一片真诚，是以一个普通社员的身份和大家一起劳动的，也便慢慢的自然了。不久，他担任了东沟村的党支部书记，劳动起来仍然跟普通社员一样，而且领着头干。有一次栽白薯，他甚至跟小伙子们赛起来了。
东沟村名副其实的是个山沟子，水源很少，因此连个菜园子都没有，社员吃菜很困难。那年过春节，还是梁永跑到公社借来三百斤白菜，平均每人才合一斤菜。第二年一开春，梁永就提议打两口井，增加水源。塞外的初春还是很冷的，梁永亲自把井口，日夜轮班地干。后来总算把井打成了。前年开始，自己村里生产的蔬菜就上万斤了。
山里运输离不开牲口，可东沟的牲口一直喂得不太好，梁永发现队上的牲口棚设在村里的坡上，那里又挤又小，太阳老是晒着，饲料又常常被村里的鸡给抢着作践了，这样牲口怎么会不生病？怎么会不常死驴驹子呢！他主张把牲口棚往坡下挪，在村外找了一个既通风又宽敞的地方修建了牲口棚。他自己还牵了两头快要倒地的驴驹子到家里养着。经他这样细心地照料，牲口全都长得很快很好。
梁永这样积极地参加集体劳动，忘我地关心着集体的精神，给村里人很大的鼓舞。他们甚至连梁永在地里干活时，总是顺便往自己口袋里拣碎石头的习惯，也都看到眼里去了。
其实，梁永这种以普通社员自居坚持劳动的精神，早已经越过了东沟村的山梁，在整个二道河公社范围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公社各生产队的干部，大部分跟梁永打过游击。如今，在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岗位上，大家又同是农村基层干部，梁永的行动就像是人们的一面镜子，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不暗地里激励着自己：不居功、不自傲，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踏踏实实地参加集体劳动。去年，全公社统计了一下，劳动得比较差的一个干部还干了一百七十多个劳动日，而梁永，虽说上了点年纪，还干了二百八十多天呢？
梁永一家从江西回来已经快六年了。夫妻俩没有因为参加劳动的事吵过一次嘴，两个人珍惜着彼此的感情，珍惜着自己对党的诺言。回来以后，村里又选孙玉兰做妇女工作，从抗日战争期间算起，她前后已经当了快二十年的妇女主任了。二儿子梁二写当了猪倌，去年被县里评为五好青年。三儿子义汉跟另一个知识青年一起学编席，现在两个人两天便能编好一令席了。一家子就是这样平凡地劳动着，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建设着农村，也在劳动中锻炼着自己。在劳动的熔炉中，老一辈的形象显得越来越高大了，如果用花来比喻，他们不仅没有褪色，而且越来越鲜红了；下一代人，经常聆听着老一辈人讲述当年的斗争，看着双亲的榜样，好像懂得的事越来越多了，变得深沉起来了。他们和村里的年轻人一样，也常想着一个心事：该怎么才能毫无愧色地接过老一辈人手里的革命火棒……。
我有幸在老梁家作客，和这么好的一家人相聚了几天。我深切地感觉到，和这样的一家人相处，人的情操会变得更加美好、高尚起来。
那天，梁永要出山到县里去买瓦，顺便受了队里的委托去看一个正生病住在县医院的社员。我正好要回县，便和他结伴而行。一路上我们尽是在山峦的包围中经过，我忽然想起梁永和这大山之间的感情来。说起这个，梁永的脸色显得有点严肃了。
“这大山我怎么能忘记得了！敌人进山扫荡，我们四处转移，这周围的山有哪一座我没有在那上面露宿过呢；在山上眼看着敌人在山下烧毁我们的房子，心头的怒火直冒到嗓子眼上来……。一九四○年我参加党也是在山上。后来，介绍我入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是在山上牺牲的，我记得我们给他开追悼会也是在山上。一九四八年党调我去东北，准备跟部队南下，也是翻山过去的……。等我到了江西，还是没有离开山，我当区委书记的那个地区也有数不尽的山，剿匪的时候我们的同志也有牺牲在山里头的……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看到山，便想起这些同志的影子，好像他们还活着，常常对我说，梁永哪，不能做对不起我们的事，不能忘记了过去半途而废呀！你想想，我能不好好地革命，不好好地劳动吗？”几天来，这还是梁永第一次跟我谈起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认识，显然，他谈的还不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全部意义，但是仅仅这一点，除了当时曾经深深地打动了我以外，而且我也敏感地觉察到，连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为之感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