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其习于童蒙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养其习于童蒙
陶然
有了孩子的老朋友，久不见面，一旦相遇，总是很关心彼此的孩子。“你那孩子多大了呀？”“你那孩子长得壮实吧？”见了孩子，若是五、六岁的，“来，给叔叔阿姨唱个歌！”于是有了“新发现”：“这孩子嗓音不错，培养她搞音乐吧！”大一点的孩子，经父母介绍，对方便说：“这孩子既然数学不错，让他将来学理工吧！”
不少父母爱子心切，希望孩子由小学而升入中学而升入大学，将来作个医师、工程师、音乐家或者其他什么家等等。对孩子的专长、兴趣，应当从小注意培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首先需要关心的，还是孩子们身心方面的健康成长。至于能不能读到中学、大学，可根据社会的需要与孩子的学习成绩来安排，倒在其次的。
对于孩子的教育，是门大学问。但是生活告诉我们，家庭教育对孩子十分重要，学校教育不能全部代替它。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如今受着无产阶级教育，但倘在家庭里养尊处优、娇生惯养，前者的作用便会被抵消。
最近在《羊城晚报》和《解放军报》上，看到一篇《地委书记的家风》的通讯，很值得一读。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书记余锡渠同志，不仅本人保持着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而且教子有方，在家庭里也形成了勤劳俭朴的家风。因为农业上需要，他让小学还没毕业的儿子和十五岁的女儿，都参加了农业劳动。有一次儿子吃番薯把薯皮剥掉，他便教育儿子说，薯皮是有营养的，解放前的农民连这还吃不上哩。又有一次，儿子去汕头探望他，临别向他要一块钱作车费，他只给五角，儿子说：“这还不够买公共汽车票呢！”他说：“你可以走路回家呀！”
这些事例，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是细微末节，着实“寒伧”、“吝啬”之至。但是，我们认为非常可贵。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位居地委书记的负责干部，并不因此而把子女养尊处优起来。他因国家需要，就让子女务农，而且时时处处地注意培养孩子们俭朴艰苦的作风。在他这种家庭教育下，他的儿子热爱劳动，十六岁时就能挑重担，社员们有时以夸奖的口吻跟他开玩笑说：“公子爷挑大粪，为何不到城里找你父亲去呢！”他回答说：“我父亲原来就是个农民！”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余锡渠同志的儿子，在良好的家庭教育陶冶下，继承了父辈的光荣传统。他的妻子和女儿，住在农村，平素也艰苦朴素、劳动带头、乐于助人，获得乡亲们的好评。这种家风，是无产阶级的家风。这种教子之方，值得作父母的学习。
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在《俟解》里说：“养其习于童蒙，则作圣之基立于此。人不幸而失教，陷入于恶习，耳所闻者非人之言，目所见者非人之事，日渐月渍于里巷村落之中，而有志者欲挽回于成人之后，非洗髓伐毛，必不能胜。”
我们不需要那种站在劳动人民头上的所谓“圣人”，也不该瞧不起“里巷村落”，但如果把这句话付以新的内容，也还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人的思想，常受环境的影响，在童年时，思想上不过是一张白纸。它此后的颜色，究竟是红是黑，有待于他（或她）所受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所给予的各种影响，特别是阶级影响，再通过他们自己来涂写的。人没有什么先天本性，人的性格是后天形成的，而这性格又莫不带有阶级的烙印。在这还会长期地存在着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怎样使年轻一代不失无产阶级之教，不陷资产阶级的恶习，此后经得起风浪、受得起考验、负得起重担、完成父辈的未竟之业呢？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是要委大任于下一代的。孟老先生这意见，很适用于我们年轻的一代。但最好以船山之见作为它的补充，也许更为全面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而且养其习于童蒙，那么，孩子们长大后，就能继承革命的大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