旱天不旱地——记闽南抗旱斗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旱天不旱地
　　——记闽南抗旱斗争
　　本报记者　郭小川
闽南在大旱中。闽南的龙溪专区在大旱中。龙溪专区的东南沿海四县（诏安、东山、云霄、漳浦）和漳州平原（龙海县）在大旱中。
旱情到底有多重？最好是回溯一下历史。《漳州府志》记载了从唐贞元六年（公元七九○年）到清乾隆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九一年）总共二十八次大旱。其中，载明旱期的共有十一次，而以距今整整八百年的宋隆兴二年（公元一一六四年）和距今不到二百二十年的清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两次为最长，大约都是七、八个月，从清乾隆以后，史料中没有查出关于旱情的记载。就本地人的记忆所及，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三年）至今，有过九次大旱，其中以一九三三年、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六年三次旱期最长，为时还不超过六个月。而这一次呢，就龙溪专区来说，大部分地区从去年十月十三日、十四日到今年五月底，总共七个半月，没有下过一次透雨。五月三十日到六月二日下了一次较大的雷阵雨，但大都下在山区。沿海的诏安、东山两县仍然滴雨未落，漳浦只下了一毫米，云霄下了三毫米。这就是说，龙溪专区此次的大旱，既是古往今来所罕见的，又是近代所没有的。
由于旱情的延续和发展，至五月下旬，全专区二十二个蓄水一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有十四个已经干涸；其余八个已经接近干涸，蓄水量只达原蓄水量的百分之四。闽南第一条大江——九龙江的三条支流的流量已少到多年来的最低点。西溪已降到二点七一秒公方，北溪已降到二十二点五秒公方，南溪已经无水。至于其他小溪、小塘、水井等等，也大都枯竭或接近枯竭了。
这些考据和数字，并不是没有震动人心的力量的。近几天，江淮河汉之间小麦生长较好的喜讯不断传来，却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此地的人们对于当前旱情的忧虑。我自己，就是带着严重的不安来到闽南一带的。我们知道，龙溪专区，尤其是它的漳州平原，是福建省内重要“谷仓”之一。如果天灾在这里得逞，会给国家和当地人民造成多大的损失！
从闽中到闽南的天然交界处——莆田南下，直到惠安、晋江、厦门、龙海、漳浦、云霄……，旱情似乎一步比一步严重，气候也似乎一步比一步灼热。海岸上所特有的、凉爽而潮湿的、带咸味的清风总不见吹来，南方所特有的、雨蒙蒙、雾茫茫的动人景色总不见在面前展开，扑面而来的尽是炙人的骄阳和闷人的热气。骄阳、热气，烤着人们的肢体，也绞着人们的心。在这里，人和土地所受到的礼遇是一样的。这礼遇，真是何等严酷！
当我透过车窗，向不断伸展的田野作持久的观察以后，我的不安的感觉才逐渐同许多新的喜悦和惊奇混合了起来，以至发生了尖锐的矛盾。你看，这旱情能说是不严重吗？公路两旁的桉树枝头，已经垂下了片片黄叶；山上的野草丛中，已经出现条条枯枝；大豆地里那不到一尺高的秧苗，竟也未老先衰地变得半身枯黄。论季节，现在不过初夏；论气候，却好像已是暑天；论景色，却大有秋天的意味了。而许多河道竟成了白色的沟滩，许多水塘成了干涸的深坑，许多田畦裂开了龟纹，许多大川成了小河。这一切，又使我觉得恍如回到干燥的北方，而不是置身于水泽之乡的南国了。但是，当我的目光倾注在广阔的田野上，只见那无边无际的、由半人高的稻秧构成的绿色波浪仍然在微风中荡漾；稻秧的下半部仍然是闪着微光的、清清的水。稻秧不仅没有旱死，而且长得又高又壮；谷穗不仅没有枯干，而且生得又长又粗。从这大片大片的稻田上，你能看出什么旱象来吗？不能！这分明是丰年的标志！风调雨顺的标志！
五月三十日晚上，我从云霄折回，到了龙溪专署所在地的漳州。见到专署的负责同志，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我路途上所感到的矛盾、我的不安、喜悦和惊奇，向他作了简略的叙述。他回答道：
“实际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用群众的话说，就是：‘旱天不旱地，旱灾不旱市（指市场物价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过去受旱一片白，现在受旱一片青’。我们的抗旱斗争，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是，旱情太严重了！虽然经过巨大的努力，还有百分之九的早稻没有插上秧；插上又晒死的，占早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三强；现在受旱的占早稻种植面积的百分之二十九。严重的是：旱情并未缓和。抗旱斗争到了最艰苦的阶段。地委刚刚开过会，我们决心咬紧牙关，再接再厉地干下去，不叫老天低头不罢休！”
“在这样的大旱中，你们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绩，实在足以惊天动地了。这些成绩是怎样取得的呢？”我不禁发问道。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致以为：这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伟大胜利，是三面红旗的伟大胜利，是共产主义思想的胜利！对此，我们这一次体验得太深刻了，受到的教育太大了！当然，我们从来都认为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共产主义思想是伟大的、正确的。但是，这一次抗旱斗争使我们的认识大大深化了。而且我敢说，这样的认识已经在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中牢固地生了根。”他恳切地做了这样的回答。
真像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一样，他挥动一下手臂，意思大约是：“让事实说话吧！”于是，我们便一同到了九龙江北溪堵江工程的工地。
北溪堵江工程是在漳州以东十八公里的江东桥附近进行的。北溪是九龙江三条支流中最大的一条。现在水位却已降得很低，以致不能直接流进通向角尾、紫泥两个公社的七万亩稻田的大渠道了。现在，用一条人工大坝把它拦腰截断，叫它水位提高，河水倒流，这样，不仅可以直接流入通向角尾、紫泥公社的大渠道，而且可以北水西调，支援流量更低的西溪，灌溉西溪流域的十六万亩稻田。这个堵江工程是相当巨大的，工程总量共十万土石方，又必须在五天内完成。这个工程之紧张，劳动之艰苦，是显而易见的。
而事实却与我的想像并不完全相同。工程虽大，人数虽多（总共有一万二千人日夜操作），现场上可并不拥挤，劳动在有秩序、有节奏地进行着。一列列担着沙土筐的男女鱼贯地、秩序井然地走向大坝的中间缺口处，把沙土倒下，又鱼贯地、秩序井然地担着空筐回来。水坝即将合龙的缺口处，一批解放军同志在船上操纵着打桩机在打桩。大坝的上下，有几十条小船在游动着运送沙土。只有空中灼热得发红的阳光，无限制地向人们的身上倾泻，被未完成的坝身挡住去路的流水向缺口处狂旋乱转。人们的脸上、臂膀上那如雨的汗水，充分地显示出这场战斗的紧张和劳动的艰辛。脚下的沙地像烙铁一样滚烫。据说，不习惯赤脚行走的人，只要走上几百米，就可能把脚底烫肿。
在河边仅有的席棚入口处，我们见到指挥这场战斗的龙海县委书记刘炳仁同志和副县长杨松山同志。他们刚刚还在参加一个青年突击队的劳动，是指挥部的同志把他们唤回来的。刘炳仁同志昨天中了暑，今天仍然坚持与群众共同劳动。他们的脸上大汗如雨，腿上沾满泥浆。从他们黑红黑红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们已久经劳动的锻炼了。刘炳仁同志劈头就说：
“群众的干劲太大了。每一班都要指挥部下命令才肯休息。中午太热，可是这一班非要坚持干到下午三点不可。这怎么行！沙洲大队本该夜里三点半上班，他们两点半就来了。……”
提到沙洲大队，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告诉我：这个大队恰恰是以后唯一受损失的大队。他们的稻田处于大坝的脚下，大坝一起，他们将有二千亩稻田绝水受旱。为着了解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马上到了沙洲大队的操作地点，跟大队长见了面。我发现这位身材细高的大队长的身上，没有任何不快的表情，他神采焕发地用流利的闽南话说道：
“这个大坝修起来，恰好扼住了我们的喉咙。”他用手指指他自己的喉咙。“可是，群众说：要顾大局，丢两千，保七万。我们受灾时，别的大队也用这种态度支援我们，一九六○年我们被大水围困的时候，国家还派飞机给我们丢馒头。……”
这是怎样的风格啊！我浸沉在难以克制的思索中，半晌不想开口。我的同伴大约察觉出我的激动心情，于是说：
“这是真正的共产主义风格！到现在为止，体现这种风格的例子，已经难以数计了。从二月以后的抗旱斗争中，我们全区大大小小的封江堵河工程，就有五千二百处之多。凡是封江堵河的地方，难免出现全体得益、局部受灾的情况。这种情况一经出现，受害单位的干部和群众差不多都立即表示态度：牺牲局部利益，维护整体利益。在这次抗旱斗争中，最早、最有名的范例是这一带的榜山公社。你知道，在九龙江、在漳州平原上，我们已经搞了三个较大的堵江工程和一个渡槽工程。工程较小的是堵南溪，较大的是堵西溪和现在的堵北溪，又修建了长一百九十米、高十米的渡槽，横跨南溪之上，把西溪的水南调到南溪以东的三万亩稻田中。这四大工程，总共灌溉了二十三万亩稻田（约占全区早稻种植面积的六分之一强）。在今年二月施工的西溪堵江工程中，榜山公社最先表现了这种高尚的风格，这也就是在我们这里已经家喻户晓的‘榜山风格’。此后，它就在全区发展开来了。”
在这位同志的启示下，第二天，我便跟专署抗旱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到了榜山公社的洋西大队附近。在那里，我得以看到西溪堵江工程的全貌，也得以亲历其境地了解到“榜山风格”的由来。
详情是这样的：今年二月初，龙海县的莲花、东泗、石码、东园等公社已经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秧苗插不下，形势逼人。县委及时地提出了一个新颖有力的口号：“九龙江有水不算旱！”因为九龙江的三条支流横跨龙海县境，口号正是启发全县人民在九龙江上打主意。在这个口号下，由县委召集的、以讨论在九龙江西溪堵江筑堤为内容的“舟中会议”（在现场的一只小船上）举行了。参加这个会议的，除了上述四个公社的代表以外，还有榜山公社代表、社党委委员徐学文同志。榜山公社为什么也要参加这个会议呢？原因是：在筑堤以后，他们的田地将有一部分被淹。现在，在大旱天里，九龙江水小，顶不住海潮的澎涨，上述四个公社处在下游出海处，涌进的尽是咸水，而咸水是不能灌溉的。榜山公社的位置要靠上一些，正好可以“吃”到九龙江的渠水。可是，现在根据勘察结果，要在榜山公社洋西大队的后面江中堵住西溪，以便把上游的淡水截住，让它由九龙江支流九十九弯流过，抢救莲花、东泗、石码、东园等公社的田地。而九十九弯是要从榜山公社通过的，它一通过，就要使这里的低水田遭受涝灾。因此，榜山公社代表不能不参加这个会议，并且自然而然地成了大家注目的中心。在会议上，所有的与会者都在等待着徐学文的表示。徐学文怎样说呢？他说：“小利要服从大利，小我要服从大我，我们从全局出发，没有意见。受损失的地区如果少数人不通，我们可以做工作。”他的这种态度立即得到榜山公社党委书记苏海成和公社党委、各大队支部的一致支持。在群众的广泛讨论中，表示同意的也占了压倒的多数。洋西村贫农林兰说：“要是下游五万亩田受灾插不上秧，就是我们丘丘结的是金子，也没有用！”当过长工的贫农郑水龟说：“我们不能光顾自己。淹掉一小部分田，换来几万亩好收成，这是丢卒保车，很值得。”随后，榜山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都紧张地行动起来，为堵江工程进行准备工作。他们腾出房子，热情地接待外来的民工；成群结队地到一二十里外的山上割下茅草，以备筑坝之用。在堵江工程兴建的工程中，他们又派出一千多人和三十多只船参加了工作；许多在田间操作的社员一下了工，就自动跑到工地去帮助。然而，当大坝建成之日，大股的河水向他们的田地卷来的时候，他们又改变了决心：“车保住了，卒也不丢！”于是，在他们一千三百亩受淹的田里，又出现了排水抢插秧、修防水堤的热潮，在他们自力更生和其它公社的支援之下，只几天工夫，就把受淹的田地救治过来了，一亩不少地插下了翠绿的秧苗。
这就是“榜山风格！”这个“榜山风格”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啊！它是舍己为人、大公无私的精神，是奋发图强、自力更生的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是集体主义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我的同伴一再强调地说：要是没有这种精神，休想抗住偌大的旱灾！平和县安厚公社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有四个大队在一条水边，由上而下的次序是：东川、东寨、南门、白石。现在，南门受旱，东川决定让水给他们，但得经过东寨，因此必须先得到东寨的同意。东寨知道了这个消息，先问：“南门去年早稻打了多少斤？”回答是：“四百二十斤。”于是，东寨决定：不但让东川的水通过去，而且把本大队的水也送去，宁愿自己车水灌田，因为，“我们亩产只二百六十斤，比南门大队少一百六十斤，就要先顾南门！”水到南门，南门却决定先灌白石，因为白石更旱。你看，这四个大队的互助互让总算做到家了吧？可是在解放前，东寨和南门恰恰是冤家对头。五十年前曾因抗旱争水发生械斗，双方死亡四十多人，从此结下冤仇。解放前的十几年中，双方又在械斗中死了一百零八人。长期以来，他们仇深似海，互不往来，互不通婚。从这个对比中，可以看出“榜山风格”的伟大意义。要是像过去，械斗、纠纷还闹不完，哪有工夫去搞这么大的抗旱斗争？
这时，我才明确地感到，这种“榜山风格”可以说是群众的革命政治思想觉悟的集中体现，是革命精神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是取得抗旱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而这种“榜山风格”，正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所培育出来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制度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培养了人们的先公后私的集体主义思想，养成了人们集体劳动的习惯和纪律性，积累了组织大规模集体劳动的经验，鼓舞了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因此，一旦有事，这一切美好的东西就迸发出来了。当我把这些思想说出来之后，我的同伴又提醒我道：
“还有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呢，那就是物质力量，特别是技术力量！这也是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贯彻执行总路线斗争中，在大跃进中，在人民公社中准备起来的。”
这个问题，引起了我同样浓烈的兴趣。我的同伴说：我们从人民公社化以后，水利建设确乎是很多的。其中，最主要的两项是水库和引水工程（抽水机）。解放前，这里只有水塘，没有水库。人民公社化以前的一九五七年，也只有蓄水一百万到一千万立方米的水库三座。一九五八年以后，我们新修了蓄水一千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六座、一百万到一千万立方米的十三座、十万到一百万立方米的一百四十一座。抽水机，解放前只有两台；到一九五七年底增加到一百二十七台，马力则增加了一百一十二倍；一九五八年以后到现在，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六台，马力则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七倍多；灌溉面积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多。去年一月到九月，我们修建了占全省第一位的、大型电力排灌工程——天宝工程的一级站，今年正好遇上大旱，它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引水上山，灌溉了一万多亩田地。将来建成后，共有四级站，排涝和灌溉双管齐下，受益的土地将有六万亩以上。再就技术人材来说，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现在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七倍；管理抽水机的专业司机现在等于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这个增加的数字当然很不小。但实际上我们的技术人员的数量是无法计算的。近几年来兴办水利和其他建设事业的群众运动，给千百万农民提供了水利方面的知识，培养了千百万农民使用机械和摆弄机械的能力和兴趣。在群众中，不但有很多“土专家”，而且也出现了许多“能人”。当工作需要时，只要稍加训练，他们就可以操纵抽水机和其他机械。最近大量增加的抽水机，有许多就是他们操纵的。我们现在虽然也用了许多传统的简便工具，作了许多小型的水利设施，但主要还是靠这些比较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和较大的水利设施来进行抗旱斗争的。
这一席话，十分确切地表明了三面红旗的伟大力量，托出了三面红旗的灿烂光辉。这力量、这光辉是如此强大，如此激动人心，使一切来自海外的对它的诬蔑和咒骂，更加显得极端丑恶和无耻。这力量、这光辉，却使人民群众感到无比欢欣、无比温暖。他们说：“解放前抗旱靠草龙（当地的一种迷信活动，用草扎成小龙放入江河，用以求雨），初级合作社时代抗旱靠水龙（指水车），现在抗旱靠铁龙（指抽水机）。”这几句话，生动地作了新旧社会的对比，也说了农民对三面红旗无限感奋的心情。
啊，多么强大的物质力量！是的，这样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是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三面红旗在这个地区准备下了的。现在在大旱的面前，在斗争当中，群众的革命精神力量就一下子迸发出来了，原有的和新增加的物质技术力量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了。
这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到底怎样才能迸发出来呢？还需有坚强的具体领导。在这里，我感受最深的是：第一，地委和县委的同志们决心很大，他们在惊人的困难前面毫不妥协，毫不动摇。第二，各级干部以身作则，脱鞋下田，与群众共同劳动。全专区每天参加劳动的干部有一万人以上。各个县委已经执行半天工作半天劳动或一天工作一天劳动的制度。这样，便帮助了群众，鼓舞了群众，使这次抗旱斗争成为群众自觉自愿的伟大战斗行动。
此刻，这里的抗旱斗争还在火热地进行着，最后的战果还待清查；然而胜利的局面已经可以预见。在如此严重的大旱中，有大半的稻田已经肯定可以获取丰收，有不少的稻田也可能保住；而人民群众在此中受到的教育和锻炼更是无法估量的。请看吧，天宝公社有一位老人，在观察了这里的抗旱斗争之后，在看了抽水机抽水之后，在看了堵江工程之后，竟抑制不住自己的饱经风霜而不灭的热情，一遍、两遍、十遍、百遍、千遍地到处写下了这样五个标语：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人民政府万岁！干部万岁！老百姓万岁！
（六月八日于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