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创造农村新人的形象——谈几本反映农村生活的连环画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努力创造农村新人的形象
　　——谈几本反映农村生活的连环画
　　沈鹏
最近，读了一些反映农村生活的连环画，深深感到：近年来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连环画，无论是反映生活的深度和艺术的质量，都有了显著的提高。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连环画为五亿农民服务，有广阔的天地。农民对连环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历史人物、神话传说、革命斗争，或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故事，都为他们所欢迎。但是从目前出版的情况看，还迫切需要更多更好地描写农民的生产斗争，反映当代农村生活，创造农村新人形象的连环画。因为，这方面的作品在鼓舞农民的生产热情，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帮助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方面更能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人物形象的塑造，是连环画创作的重要任务。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连环画，通过社会主义时代先进农民的形象，帮助读者认识今天新农村的特征，区别新旧农村在本质上的不同，并认清今天现实生活中前进的、新生的力量。
连环画比单幅画长于叙述，便于把人物放在发展着的斗争中描绘，通过斗争的深化，使人物形象鲜明和丰满起来。例如反映建明人民公社成长发展的《穷棒子扭转乾坤》（姜维朴编、刘继卣绘）正是体现了这样的思想：著名的“穷棒子社”——建明人民公社从开始建立到发展壮大，自始至终贯彻着复杂的斗争，一方面是同自然界作斗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同农村中的反动阶级斗争，同自己队伍里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斗争。站在这个斗争最前列的是党在农村中的代表人物王国藩和他的伙伴们，他们坚信鸡毛一定要飞上天，穷棒子一定要扭转乾坤。他们依靠群众，领导群众，在“穷山沟”里实现了翻天复地的变化。
创作这样一部连环画，仅用一百六十多幅画面，从解放前农民的悲惨生涯写到一九五八年建立人民公社。虽然编者的笔力有些地方不免稍弱，但是在故事中王国藩、杜奎等先进人物始终处在斗争的漩涡中间，在斗争中发展和成长。画家塑造王国藩这个形象，着眼于他的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等精神品质，同时也很注意形体的美感，根据生活中的原型而又加以理想化的创造。就是他，解放前在群众饱受阶级敌人压迫、看不清自己前途的时刻，挺身而出；在刚成立合作社春荒最严重的日子，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粮食帮助更困难的穷兄弟；当王盈——这个在旧社会一辈子受穷受累解放后才得到翻身的农民，在集体化的道路上显露出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时候，王国藩作为党在农村中政策的体现者，表现了他的鲜明的立场。对于杜奎，编绘者赋予他以豪放、粗犷的性格，同王国藩性格中沉着稳重的一面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故事把他安排在上山打柴、与洪水搏斗等适于表现他的性格的情节里，赞颂了这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英雄。
如果说《穷棒子扭转乾坤》里的王国藩代表着从老一代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先进人物，那么，《耕云记》（林蜂根据李准同名小说改编、刘国辉画）和《车轮飞转》（甘礼乐根据浩然同名小说改编、陈宏仁画）里的主人公，便是在新社会里成长起来的新人。故事写的是建设新农村中一些平凡的事件，但是画家的注意力不在于这些平凡的事件本身，而是通过气象预报、技术革新表现农村中新人的成长。他们朝气勃勃，敢想敢干，勇于同困难作斗争，同保守落后思想作斗争。《车轮飞转》里的李竹方，那种专心致志的革新精神，“棉花桃”一般的“蔫劲”，在造型上刻划得恰如其分，画家从表现人物的个性出发，结合着故事中所描写的李竹方的外貌特征，塑造出一个可爱的农村青年的形象。不像有的同类题材的连环画不适当地把专心搞技术革新的劳动者画得呆头呆脑，以为这才是“革新迷的动人形象”，事实上这样的形象尽管在创造过程中有某些生活的依据，却并不是作品主题所需要的，如处理不当，甚至还会歪曲生活。
连环画中人物刻划的准确、鲜明、生动，是以画家对生活的正确的感受和理解为基础的。连环画家描写人物，既要表现出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和一贯性，又要在每个个别场合中表现出人物性格的具体性和特殊性。因此画家要十分熟悉笔下的人物，在生活中要观察得细致深刻，当提炼成艺术形象的时候又要充分发挥想像力，使生活中的形象能够充分表现主题。这里，连环画和其它绘画一样，生动的细节描写是必不可少的。所不同的是，连环画在连续发展的画面里表现故事的发展和全程，每幅画的细节描写，应当同整个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一样，既为“这一个”环节所必需，同时能够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于前面的画幅来说，它是必然的继续和发展，对于以后的画幅来说，它最好给人以“欲知端详，且听下回分解”的联想，吸引你非往下看不可。连环画就是这样地一环紧套一环，产生引人入胜的魅力。
比如《山乡巨变》（董子畏改编、贺友直画），仅就每个主要角色的出场来说，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然后确定下来的。年轻的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一开头就画她耐心细致地倾听亭面糊“竹子归公”的糊涂言论，接着又画她帮助年轻姑娘挑水，通过这些有特征性的情节，表现她的干练、深入群众。故事中的民兵队长陈大春，热情积极又有点粗鲁，他第一次露面就是当着李月辉和邓秀梅谈话的时候“冲”进屋里来的。接着他意识到自己在生人面前的粗鲁而有点不安，终于耐下性子来谈话。互助组长谢庆元有骄傲自满情绪，他第一次出现在同邓秀梅见面的场合，他的神气显出：邓秀梅在他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孩子而已，因而表示不屑一顾。……画家一方面让他笔下的角色一出场就显得有性格，引人注目，同时又通过人物相互间的关系使每个角色的性格逐渐完整、丰富起来。“一台无二戏”，画家总是力求使每个具体情节紧紧围绕主题而开展，在每幅画面上，力求做到不孤立地表现人物性格，使这一幅画上人物性格成为前一幅的继续，同时又在一定的情势下有所发展。如果在一幅画上有几个人物同时出现，画家常常能够细腻地刻划出每个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精神状态和形体动作，并根据“描写人”的要求来变换视点，交替使用近景远景中景，使得画面有波澜，有起伏，引人入胜。很多人认为《山乡巨变》第二册菊咬金打老婆的几幅连续的画面画得生动细致，其实，首先是画家对他笔下的这两个人物在这种特殊条件下的性格理解得透辟，再加上丰富的想像，因而把这场假戏真做“导演”得有声有色。又如《山乡巨变》第三册亭面糊去“说服”伪装贫农的龚子元入社，却被龚子元灌得酩酊大醉，这段情节画家用十八幅连续的画面刻划得淋漓尽致。在写亭面糊醉酒的最后几幅里，画上的人和物都给人以摇晃的感觉，这种显然是吸取了电影的表现手法，说明画家为着表现丰富的生活内容，多从姊妹艺术取得借鉴，是十分有益的。
一本连环画，从几十幅到几百幅，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和完美的形象抓住读者，要在统一中求变化，变化中求统一，不只是技巧问题。没有娴熟的技巧，再好的愿望也会落空。但是从目前反映农村生活的连环画看来，更重要的问题还是要求作者热爱生活、熟悉生活、理解生活。没有这一点，首先就不能深刻地反映我们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不能正确地塑造先进人物的形象，甚至还会歪曲生活和人物的形象。例如在有些作品里，看不清解放了的农民同解放前有多大区别，看不清先进分子同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区别（这些区别自然主要不是服饰之类，而是精神面貌的根本不同），有的作品把农民的朴实画成“憨戆”，把直率画成粗鲁急躁，把形象的美理解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眼中的“漂亮”，或以为浓眉大眼、笨手笨脚是“劳动者”的特点，有的作品中新社会里的农民画得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相仿……诸如此类的描写，不能不归咎于作者的思想水平和对生活的认识。而前面提到的《山乡巨变》在创作过程中曾多次推翻重画，无非是为着使故事更能合乎生活的真实，更具有思想教育作用；倘没有较深刻的生活体验作基础，是不会一次比一次完美的。《穷棒子扭转乾坤》之所以比较成功，也正因为作者曾经下放在建明人民公社所在的遵化县，以后又曾多次到建明公社深入生活，对王国藩、杜奎等先进人物有一定的了解，产生了歌颂他们的愿望。
在农村里，有先进的人物，也有中间的、落后的人物，甚至反动分子，都需要画家去分析、研究。连环画的主题和情节，是由脚本规定下来的，画家的创作要以脚本规定的主题和情节为归依。但这决不意味着画家可以不再到生活里去。连环画家以脚本描写的主题、人物、情节为指引，从生活中获得创作的素材，进而创作出合乎脚本需要的图画。就生活是创作的唯一的源泉来说，连环画家同一般画家没有什么不同。倒是连环画家要从各个角度描写生活、表现人物，往往需要在生活里观察得格外细腻、深刻。倘离开了生活，仅凭对于脚本的一些肤浅的理解和造型技巧就动手作画，人物形象总难免不深刻，或者使画面成为文字的图解，或者出现“千人一面”的倾向。而连环画画家的创造性正表现在以生活的真实为依据，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绘画语言再现脚本中所描写的生活。脚本和图画，统一于生活的真实，统一于作品的教育目的，而又各自发挥语言艺术和绘画艺术的长处，克服语言艺术和绘画艺术的短处，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发人深思，使读者得到思想上的启发。——连环画的最高目的也正在此。愿连环画工作者更好地熟悉新时代的农民和农村生活，更好地反映农村的新变化、新面貌，为农民服务。（附图片）
　　《山乡巨变》之一
　　《穷棒子扭转乾坤》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