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史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血泪史
　　费生海
我是张各庄公社杨庄户第二生产队的羊倌。
在我出生的一九二○年死去了父亲，姐姐送给人家当童养媳。三岁那年母亲又被人转卖改嫁了，我只好和九岁的哥哥跟爷爷奶奶过着苦难的日子。在七岁和九岁的两年，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街坊邻居眼看着这两个苦难的孩子，忍心不下，可是在那时谁能有办法呢？“把生海送他姐姐家去吧”，有人想出了主意。可是连自己肚子还装不饱、终日受人打骂的一个童养媳，又怎能收养弟弟呢？从此我们哥俩成了沿街乞讨的流浪儿。以后在一次讨饭时哥两个散开了。
我十岁就给三十二里沟朱家大地主当羊倌了，是“白吃饭管穿的”，整天在高山深谷里和三十多只山羊打交道，三年只穿两双鞋，鞋穿破了，地主还说：“光穿鞋我们也管不起你”。夏天光脚还凑合，三九天光脚上山放羊跷着脚可够受！一个冬天，两脚就脱去了一层厚厚的皮壳，老皮脱落后露出嫩肉，脚不敢沾地，就这样度过了艰难的三个冬天。一次我把一双破鞋气的扔掉了，回家遭到了地主儿子一顿毒打，一根木棍子一下打成三节，头上流出鲜血，还是不依，拿扁担又追了出去。还是老地主“好心”——“打坏了他谁给咱放羊呀？！”盖的又是什么呢？第一年是个麻包，第二年长大了些，麻包显得小了，这时东家出了个好主意：把整麻包拆开，成了两片，又盖了一年。第三年麻包片盖烂了，又给加了一个麻包片。每睡一宿觉，身上就扎满了麻刀刺，不知有多少麻刀刺扎进了皮肉里。
我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在一个漆黑的深夜，逃出来了。
逃出了朱家，总算不受朱家的气了。可是当时到处都有这样或那样的“朱家”！在平谷街上当小伙计，一人赶两个驴去南山驮石头二年，每天往返不下几十里路，又累跑了。在东洼给人家放羊二年，因一次羊吃了白薯秧，怕人家不答应，吓跑了。在韩庄蔡家放羊，被毒草毒死一只羊，东家要我赔，又给逼跑了。到白峪放羊时，已经是谋生的第十二个地方了。这时虽是十七岁的半大小伙子，但还是“白吃饭，管穿的”，仍然挣不着钱。我想，我用放羊的空隙时间打点黄毛草、砍点山柴总可以给些钱吧！三年过去了，在算账时，地主翻脸说：“你穿的鞋合多少钱？穿的那身衣裳合多少钱？不找你算账，还找我头上来了！”
一九四二年以后，党在农村开展增资减租减息运动，在长工中建立了工会组织，我才渐渐受到了党的教育，逐渐认识了旧社会中“天下乌鸦一般黑”的道理。为了拔掉这个穷根，铲除黑暗的旧社会，一九四六年扩大人民解放军时，我第一个报名，并带动两个青年长工一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土改时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一九四九年我因寒腿退伍回到了家乡。以后，积极参加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我结了婚，生了孩子，现在日子过得挺好，过去没看见过的大花被、暖瓶，我现在已经使用上了。今年分了一千三百多斤粮食，加上自留地产粮，每人平均近四百斤，蔬菜也足吃够用。前半辈我吃的大米都有数，今年我分了三百多斤稻米。瓦房住上了，铺的盖的不缺，过去生炉火的只有地主、富农家，如今我也生半冬了，想到这样的好日子，要是没有党、没有合作化，我这半节是活不过来的。
一九五七年杨庄户高级社第一批羊买到了，我又当上了羊倌。这算是给自己放羊了。我看着这些羊，总是乐滋滋的，决心经养好。夏天怕羊热坏，总是把圈底打扫得干干净净，少垫土，勤垫土，这样就可保持圈棚凉爽。冬天又怕羊冻坏，就少起粪少垫土（羊粪是发暖的）。遇雨时，尽管衣服淋透，身上凉得发抖，也不能赶羊跑，要不会把羊跑坏生病。想想过去，看看现在，怎么能叫人不干劲十足呢！
（共青团北京市平谷县委会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