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农民的革命家谱——赞人民公社史《烽火春秋》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集体化农民的革命家谱
——赞人民公社史《烽火春秋》
阎纲
盼望已久的《烽火春秋》——陕西省醴泉县烽火人民公社史出版了，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它，而且一遍又一遍地读。这部文艺性的公社史以无数真切动人的事迹反复、雄辩地证明了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无比优越和它前途的光辉灿烂。这本书现在出版，是非常适合时宜的，我殷切希望更多的人读到它。
从“脊梁干子都挣弯了”、依然“穷得要啥没啥”到“队队有余粮”、“户户有存款”，烽火人民公社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怎样得来的呢？
以王保京为代表的几户贫雇农组织的互助组，少牛没车，却敢于接受退组的富裕中农的挑战，依靠自己阶级友爱精神和勤劳的双手，度过生产和生活的难关，夺得玉米的丰产。此后，他们发展成初级农业合作社，面对资本主义势力的诅咒和各方面吹来的歪风邪气，再鼓革命干劲，大搞技术革新，创造了玉米产量的空前纪录。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这一运动所带动的其它一系列的农村斗争中，这个社一直站在战线的前沿阵地，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很显然，烽火社成长的具体道路，完全可以构成一部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程。终于，在陕西省委领导下，配备齐全的一支文化队伍，于一九六○年三月开始了烽火社社史的长期的编写工作，深入群众、普遍征询、口授笔录、反复核实、集腋成裘，历时三年，这部被当地农民誉之为“我们自己的公社史”《烽火春秋》出版了。
一
《烽火春秋》是侧重于真实人物精神面貌变化的描写的一部公社史。编写者以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描写为纲，借助于它们把其它许多生活面带动起来，从而使这部公社史以二十一万字的篇幅，既具体而又概括地、既丰富而又突出阶级斗争反映了一个典型的人民公社十多年来多采多姿的生活内容和重大的政治斗争。
集体化发展过程中的斗争，虽然包括各种性质不同的矛盾斗争，如敌与我的斗争、革新与守旧的斗争、科学与迷信的斗争、集体与单干的斗争等等，但整个互助合作化的历程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其它类型的斗争，又大多围绕着或直接间接地联系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正是这场两条道路的斗争，像动脉血管一样，布满烽火社农业集体化的全身，并贯串于它的始终。
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但是小家独户的过日子“满没个靠头么！”党指出了互助合作的道路，恰好满足了贫雇农们的要求。他们组织起来，成立互助组，在富裕中农面前，挺直腰干，度过了难关。
互助组日渐巩固了，贫雇农由互助组的胜利看到自己摆脱贫困的光明前途。那么，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否就结束了呢？没有，远远没有。富裕中农王存财想退组了。“大伙一再劝说，他不但不听，还耍脾气”。富裕中农的威胁反而激发了贫雇农的斗志，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更广泛地联合起来，成立“烽火初级农业社”，向落后的富裕农民和大自然同时摆开大规模进军的阵势。听听贫雇农的声音：“……咱在旧社会都是人家的牛马，新社会咱成了共产党最贴心的人。咱要听毛主席的话，咱是互助组里的‘老基本’，也是办社的台柱子，咱要一个劲地往前奔哩。”说得到，就一定作得到，经过惨淡经营，秋后玉米亩产五百五十六斤，为农业社打了响响的一炮。由于思想工作的加强和生产上的跃进，烽火社巩固了。
高级社更上一层楼。那么，是不是可以说，经过一九五五年合作化高潮“大海的怒涛”的冲击，反动的、落后的势力已经不再抵抗？不，阶级斗争还在进行中，富农分子王利吉就是例子。王利吉一直不是个好东西，造谣生事，破坏生产，“像狼一样狠”，“恨不得用刀子戳死几个干部”。几次破坏行动被揭发，挨了斗，也不死心，但他也学得更狡猾了：买公债，义务活，汇报思想，都不甘“落后”。反动分子笑脸多了，只能意味着仇恨深了。果然，高级社以后的一九五六年的一个晚上，他大批地偷运粮食、谣言惑众，经过干部们艰苦机智的工作，王利吉的坏事公诸于世；群众大吃一惊，总结出一条深刻的经验教训：“往后，咱再不能麻痹大意了，这就是阶级斗争。”对，这就是阶级斗争！
难忘的一九五七年的烽火社，经历着一场短兵相接的、激烈异常的战斗。阶级斗争尖锐化了。乱说乱动的地、富、反、坏等等牛鬼蛇神，终于被充满阶级义愤的群众彻底击垮了。接着，和全国人民的步伐一致，烽火社以更为豪迈的英雄姿态，意气风发地大跃进。
从烽火社集体化运动的整个历程的这一系列的斗争中，我们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呢？最突出的是：政治工作是灵魂，阶级斗争是根本。在这场谁战胜谁的斗争中，建立一个在党的领导下的贫雇农、下中农的核心力量是必不可少的，正像烽火社贫雇农、下中农紧密地、坚强地团结在一起一样。斗争的两大势力各自有它的靠山：富裕中农背后有地主和富农；而贫、下中农的背后却有伟大的共产党和掌权的人民政府。双方都在争夺群众，特别是争夺中农群众。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越大，再加上我们正确地执行对待中农的政策，那么，中农就越是能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事实正是这样，中农愿意跟着我们走，也是能够跟着我们走的。虽然历史命运、革命性质决定了贫、下中农在这场争夺战中的必胜的前途，但胜利的取得却需要自觉地、勇敢地迎接严峻而长期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这种斗争不但在生产落后的情况下如此，在集体经济势不可当的发展中也是如此；不但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如此，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也是如此；不但在生产关系重大变革时如此，在农业技术革新并取得卓越成效时也是如此。不过，由于革命道路发展的曲折性，这种斗争时而勃起、时而潜伏，时而激烈、时而缓和罢了。
二
大搞农业技术革新、增产粮食，这是烽火社另一个光荣的标志，他们在这方面创造性的成绩，在全国是突出的。
集体化运动要站得住脚，要吸引广大农民群众，要巩固要发展，必须作好两件大事，一是同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和落后的习惯势力作斗争，从政治上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二是大力发展生产，多打粮食，从经济上巩固新的生产关系。两者是互为影响的，相辅相成的，因而是缺一不可的。很明显，《烽火春秋》的编者们是很懂这一点的，因此有关的描写少的是单纯的技术过程的纪录，多的是解放思想、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
集体化是富国强民的必由之路，富国强民而不增加生产是不可想像的。从互助组时起，农村的资本主义势力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穷娃们”少牛、没车、缺地，能搞出个什么名堂；一般农民也习惯站在旁边“看一看再说”。他们都在看什么呢？当然是看你能不能从这条道走出贫困的境遇。贫雇农在提高集体生产，富裕中农在拚命闹自己的庄稼，一场带有两条道路斗争性质的生产竞赛，是在所难免的了。烽火社的社员们把这种竞赛叫“比个水涨河塌”，叫“唱对台戏”。对台戏唱得热闹，谁也不甘示弱。富裕中农因为有牛有车有好地，满神气的；但贫雇农志气冲天，他们立下誓言：“就是挣断三根筋骨也不能输了！”
一九五二年互助组和郑守业的比赛胜利了。
一九五四年初级社刚成立就接受了王存财的挑战，也胜利了。
后来，和马书秀的竞赛又胜利了。
到底依靠什么，合作化运动接二连三地赢得生产竞赛的胜利？第一，革命干劲；第二，技术革新。
贫雇农们这种革命干劲在《烽火春秋》里触目皆是。他们起鸡叫，熬半夜，省着用，勤着干。当互助组没有牛拉肥料时，王正海指着王保京和姚生枝说：“我、你、他不是三条牛！”生枝老汉接着激动地说：“对，对，咱过去给有钱人当了多少年牛马，如今给自己当牛，没说的。”读到这些地方，人们不禁要感动得抹鼻子弹眼泪。
但是，要大力发展农业经济，彻底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单靠百折不挠的干劲是不够的，还必须实现党提出的农业技术革命的号召。正是在这方面，烽火社作出了令人赞赏的优异成绩，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民的伟大胆识。因而《烽火春秋》才以相当多的篇幅反映了这一革命的动人情景。
烽火社大闹技术革新的代表人物是王保京，人们曾奚落他为“王疯子”。他哪里“疯”呢？无非是干了几辈子人没有干过的事，无非是废寝忘食地琢磨着多打粮食的事。从互助组时起，王保京就开始了科学试验，虽然每次试验都遭到多方面的阻力，苦恼过、失败过，但最后总都以胜利而告终。例如他一九五二年搞玉米丰产田时，就有人讥笑说：“保京疯了”，王保京当时的处境，真有点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不但受到社会上某些反面力量的非议，而且受到家庭内部的围攻。但是王保京“入了迷”的事，就是天打雷击也休想把他分开，他“把魂都掉在地里了”，和几户贫农一起，历尽千辛万苦，夺得玉米高产的纪录。他们又大胆选用盩厔良种“红心白马牙”试种，获得玉米特大丰收，竞赛对手马书秀这个富裕中农表示真正服气，并在新人新事的感召下逐渐变好了。
经过烽火社几次技术革新的胜利，谁也不敢小看农业社，更不敢再叫王保京“疯子”了。一九六○年，由于农业技术革新上的突出表现和有着进一步深造的才能，只念过一年半小学的王保京到西北农学院当学生。现在，王保京已经从大学正式毕业，什么“科学那是个迷宫，只有能人才进得去，泥腿巴子成不了神”的说法，不攻自破。
《烽火春秋》忠实地记述了烽火社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动人地描写了新型农民思想面貌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总是要伴随一场大喊大叫的，这就是宣传新制度的优越性，批判旧制度的落后性。使我国五亿多农民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业，不可能是在一种风平浪静的情况下出现的”。烽火公社的道路就是突出的证明。
三
《烽火春秋》是一本很好的书，但要把它仅仅理解成为思想内容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人民公社史《烽火春秋》的艺术水平也是高的。它那绘声绘色的真切描写，它那朴素中见深情的谈吐，都能使人爱不释手，于感动中受到教育。对它，人们不但开卷有益，而且喜闻乐见。一部公社史达到这样质文并茂的程度是十分难得的。下面，我简要地谈谈这本书编写上的几个特点。
《烽火春秋》的编写工作三年前就着手了，一开始就采取了极为严肃慎重的态度，并且在体例上、内容取舍上、行文繁简上以及形式的通俗化上颇费过一番苦心，因而才能在二十一万字里概括而又具体地纪录下一个先进公社十多年的复杂历史。我以为，这主要在于编写者们适当地解决了以下几个编写上的矛盾：
一、是不是写编年史呢？在这个问题上，编写者似乎经过了细致的思索，最后决定采用现在这种看来较好的形式，即截取公社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许多横断面（大多是重大斗争，有点像文艺性的“大事记”），着重它们的政治内容加以描述，然后连缀而成。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因而着重政治斗争内容所截取下来的、可以单独成篇的这些横断面，汇集起来，自然就形成了“史”的概念。这样写的好处是：它便于舍弃许多社会内容不强的、零七八碎的事件，为公社史的概括凝炼造成条件。
二、对烽火社的各行各业、各个生活面一无遗漏地包罗净尽呢，还是摘其要而录之？也都不是。编写者们显然考虑到合作化运动中的多方面关系（政治的，技术的，文化的，福利的等）、多种经营（农业，林业，副业等）以及各成分和各阶层的人（贫雇农，下中农，富裕中农，富农以及男，女，老，幼等）。但可能又考虑到内容太丰富、太驳杂，有罄竹难书和不易突出重心之虑，因而采用了这样一种点、面兼顾的办法：把大量篇幅让给烽火社的两大斗争（政治斗争和生产斗争），仅仅用其中的一小部分反映其它方面的变化和成果。这样，既抓住了重点，又照顾了全面。
三、写人，还是写事？又都不是。公社史不同于小说，而《烽火春秋》又采用了类似文艺性“大事记”的写法，因而全面地写人势必成为“公社英雄传”一类的东西，“史”的概念随之相应而减弱。可见写事还是必要的，因为“史”就是史实，不可能不把许多重大斗争正面加以反映。
《烽火春秋》采用横断面的、积点成面的写法，正是照顾了这个方面。但是《烽火春秋》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是单纯的纪录某个事件的烦琐过程，这里，他们运用了文艺描写上的一些可资借鉴的手段，那就是，尽可能地表现人的精神面貌，用以加深事件的社会意义。这一写法是卓见成效的。
其次，在编写方面，还须特别提出两点。这部社史几乎每一篇都充满着深沉浓郁的阶级感情，可以看出口述者爱社如家的真切感受。这种真挚热烈的感情因为发自内心深处，所以读来特别容易使人受到感染。再，就是语言活泼灵动，全部语言都是经过细心提炼过的陕西醴泉当地农民的口语，丰富多彩、表现力强，像蜜一样地吸引着人。由于这两大优点，所以读《烽火春秋》时，就像是热情、谦逊、质朴的农业劳动模范漫话家常，从容不迫、平易近人；讲到阶级斗争激烈处，却又声严色厉，敢怒、敢骂，读来都分外感到亲切。当前，我们在大力支援农业，在加强阶级斗争的教育，因而，这本书显得更为重要。据说一些广播电台在播送《烽火春秋》，我相信农民群众及城市里的人不但愿意听，而且会听得懂、喜欢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