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得宽”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管得宽”
新华社记者　冯健　周原
集体主义思想的激流，正在涤荡着公社化后的农村。
在河南舞阳县湾马村一家低矮的农舍里，满头银发的女社员杨仙变啦！这个给地主种了大半辈子地的老佃农，土地改革后才翻身。那时，她的思想天地像她门前的七分地块那样狭小。她丢过一个小倭瓜，就用谷草捆成一个“草人”，辟心窝钉在家门口的桐树上，一天三遍往上浇开水，一边浇，一边咒：“我要叫你身上疼，叫你不能舒坦一天，看你还偷不偷俺的倭瓜？”结果连自己的小桐树也浇死了。
从那时起，到今天她帮助丈夫为公社饲养牲口娃儿，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中间，成立农业合作社的钟声敲过了，加入人民公社的锣鼓声响过了。杨仙的那块七分地并入了生产队连片的大田，她的思想天地也渐渐开阔了。她帮助丈夫喂小牛、小驴，像抚养人娃一样亲。夜半更深，她常常侧耳谛听着牛娃吃草的声音。风雪寒夜，怕牛娃冻着了，总要起来生把火。有一夜，她的新裹腿带掉进火里烧成了灰，她没有再咒人骂人，只是淡然一笑。她左腕长疮，不能下地劳动，每天在门前屋后，撵猪赶羊，替生产队和别的社员照看庄稼和果树。
她是湾马村农民的一个缩影。几年前，当小农经济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湾马村里像杨仙这样的农民，站在小块土地上，谨守着自己的一草一木，谁要是来过问，她就讽刺说：
“就你管得宽！”
今天，像杨仙这样的公社社员，站在公社的田野上，用主人翁的姿态，守护着集体所有的一草一木。他们自豪地说：
“我就要管得宽！”
“管得宽”，河南农村这句古老语言的寓意，变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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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仙在变，湾马村在变。这种激变，是随着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风暴，在新同旧、先进同落后的冲突斗争中展开的。
七十二岁的下中农马青云，在田间、村头和果林里劳动。他的眼睛还没花，他处处护卫着公社的财产。这片果林是他当年为地主嫁接的。青年社员马国华不懂得树木成长里包含着多少旧时的艰辛，他上树去扳柴，树枝喀嚓一声折断了，马青云多心疼啊！他忍不住说：“国华，下来，不准毁公家的树！”
“这跟你不相干。”
“有我的一份，我就要管。”
“就你管得宽！”
“我就是管得宽。”
马青云，这个被地主管了几十年的老人，现在要管生产队的事，而且管得真，管得严。老汉常挽起袖子，到处说：“我就要管得宽。”但是，有些人听他，有些人抗他。这天，马国华从树上溜下来，俩人你指着我，我指着你，激烈争吵起来。马青云一把抓住马国华的柴筐子，要去找公社党支部副书记马志忠评理，恰巧，马志忠走到这里，听到两人的争吵。马志忠批评了国华几句，国华悄悄走开了。
但是，这样的争吵在湾马村并没有完。……
马贵贤拔了队里一棵柿树苗，贫农马二欣干涉了他，他回奉道：“就你管得宽！”
马天义翻犁收获后的红薯地，按规定犁红薯地须由生产队派人跟在犁后去拾没有收净的红薯；但马天义没叫人跟他去拾，把红薯抛撒在地里。七十二岁的贫农马文看到了，上去就抓住笼头，不准他犁。马天义把牛鞭一撂，说：“就你管得宽”。
谷地里草锄得不净，红薯地里缺苗，地没有犁到边，猪羊践踏了庄稼，马大江、马二欣、马三畏去管，回奉他们的也是：“就你管得宽！”
湾马村四处冒烟了。这样的事，一桩桩、一件件，扣打着马志忠的心。他在深思：为啥说“就你管得宽”的，都是些私心重的人？为啥说“我就是管得宽”的，偏偏是一群热爱集体的贫雇农和下中农？
“我就是要管得宽！”，这是许许多多贫农、下中农社员的声音，是集体主义思想在呼喊。这声浪挡不住，压不住，它越来越高，猛烈地冲击着小农自私固封的思想堤防。
党支部决定发动全村社员们来讨论。
生产队的公房里，一盏汽油灯当中吊起。它嘶嘶地响着，把屋里照得亮堂堂的。
马志忠开门见山，向二百三十多个社员提出两个问题，让大家讨论：
“生产队的事，靠大家管。是管得宽好？还是管得窄好，不管好？
“管，对谁有利？不管，对谁有害？”
会场上一窝蜂似的嗡嗡着。一个社员说：“猪娃子拱菜园，老绵羊祸害庄稼，要是没人管，受亏损失大家都有一份儿。”一个女社员说：“咱生产队好比一家人。妯娌们一心攒体己，吃里扒外，一家咋能过好？”一个青年社员说：“老年人，经得多，他们过的桥比俺走的路还多哩，要是没有老人们管，俺年轻人，有劲使不上。”
这时，马国华蓦地站了起来。他提起扳生产队的树枝当柴烧，跟马青云顶嘴的事。他讷讷地说：“我不该占公家的便宜，青云那次管得对。是我错了。”社员们又七嘴八舌议论起来：“人家管得宽，是为大家，不是为自己。”“对大家对生产队有好处的事，就得有人管。”“谁占了公家的便宜，不服管，谁得向大家检讨。”……。
下弦月悄悄从东天升起了。马志忠站起来说：“管得宽就是好，有了管得宽，咱生产队就有了耳目和胳臂。以后不论是谁，只要作了不利于集体的事，都要服管，我头一个表示服管。”马志忠提议：选出几个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精通农活的人，给他个名义，就叫“管得宽”。
会场上像一锅水滚了。社员们想起了马文。他当过长工，犁耙收打，是全把式，年年给生产队估产，亩产从没有错过五斤。又想起马青云。他在自留地里为生产队精选了一升质地纯净的谷种——“流沙白”，统统交给队上，自己连一粒也没有留。还有马二欣，每年麦收秋收时期，他天天端着饭碗给生产队看场，从来没计过工分报酬……
社员们举手选出了马文、马青云、马大江、马二欣、马三畏、马常福、马元青和马娃八个人，当全村的“管得宽”。这八个人，有四个贫农，三个下中农，一个中农。
湾马人把荣誉和信赖交给了这八个人。他们决心甩掉多少年来同小块土地联系在一块的自私、狭隘的思想，宣告向集体主义思想看齐。
从此，“就你管得宽”这句讽刺人的话，在湾马村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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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个“管得宽”，年长的七十二岁，年少的五十六岁，一个个不蓄胡须，不服老。去年，有几个还扛动一百几十斤重的麦布袋。这些被社员们举手加封的“管得宽”，既不是党支书，也不是队干部，他们只是普普通通的社员。平日在场上、地里、果园、村头，遇见地犁得不好，锄得马虎，收割打场不干净的，偷摘桃杏、践踏禾苗的，凡是集体的财产，公社的家当，只要有人损害，不管三举人，四进士，祖爷爷，祖奶奶，都是铁面无私，又说又管。社员们说，“管得宽”们手里有一把黑虎铜锤，“上打天子下打臣。”
去年夏天，正当高粱棵格吱吱地往上窜的时候，湾马村遭了冰雹。那一天，天空连声打着炸雷，滚滚乌云里闪着蓝红色的电光。龙卷风卷着冰雹呼啸而来。
平地上积起尺把厚的冰雹。高粱、谷子打得像哀杖，苹果、柿子树被打得像干枝梅，连麻雀也没有来得及逃脱，一个个被打死在地上。
湾马村笼罩着悲戚绝望的气氛。冰雹过后，已经暮色苍茫，村子里看不见炊烟。生产队长、社员们默默走向田野，蹲在地里，呆呆地看着光秃秃的庄稼秆，搭拉着脑袋，哭啦。马志忠满脸愁容，眼里噙着一包泪……。
集体经济面临着一次严峻的考验。
就在这个时刻，几个“管得宽”找马志忠去了。他们约着生产队的干部，到地里去看灾情，想办法。马青云看着泪汪汪的马志忠，说：“志忠，这还不要紧，论季节，补种豆子、玉米、红薯还不算晚。赶快想法子弄种子。” 马二欣说：“我经验过，烟苗只要留着根，还能再发芽。”马大江说：“别看谷子打成了披毛狗，只要快锄，还不碍事。明天赶紧派人来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虽说湾马村遭了雹灾，按国家计划种植的四十五亩烟苗，一亩也没有毁掉。当时有的社员看秋收无望，想把烟苗毁了，改种玉米，多收些粮食。但“管得宽”们不同意。因为烟苗一毁，国家分配的种烟计划就完不成啦。
是“管得宽”们帮扶着湾马村的干部和群众，战胜了这场致命的灾害。秋后，湾马村的粮食得到了丰收，社员们在完成了缴计划之外，多卖给国家一千四百斤烟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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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得宽”成了八个老农的光荣称号。社员们喊“管得宽”，夸“管得宽”，敬“管得宽”，学“管得宽”。一种新风尚在这个普通村庄里形成了。
今年收麦天，青壮年在前边割麦运麦，老太婆、小孩子在后边拾麦，从没有一个人往家里拿过一把麦。连在路上拾麦的，也自动往生产队的打麦场上送。湾马村社员自留地的麦，都比生产队的麦熟得早，但是，社员们先割大田，后割自留地，几乎没有一家例外。由于社员们把好粪都给了生产队，今年集体的麦块块胜过自留地。生产队的麦，一亩地要拉一车半；自留地的两亩还装不满一大车。社员们说：“大河没水小河干，大河有水小河满。生产队家大业大了，户家也就富了”。
马文有个孙子叫连三，十三岁。今年在地里为拾麦的孩子过秤、记数、开清单，天天算得一清二楚。有一次他给一个孩子称麦，秤钩背住了，他没有看见，结果错称为二十斤。一旁的社员看见了，掂量这捆麦没有那么重，再称一下，果然多称了七斤。这本来是件很小的差错，不会有人去责备连三。但是，这个受过马文教养的孩子，眼里却骨碌碌滚出了泪珠。他惭愧自己没有尽到责任。
还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今年小麦返青后，从早到晚看守大田里一条斜抄小路，不准人走，免得糟蹋了麦子。一天，有个人扛着半布袋粮食硬是抄斜路过来了。那孩子上去拉住，一定要他返回去重走大路。那人扭不过孩子，只好红着脸拐了回去。
——这就是湾马村年青的一代。他们一开始生活，就受着“管得宽”的熏陶。在他们白纸一样的心灵里，第一次被生活写下两个大字，就是：“集体”。
湾马是河南省的普通一村。在这样一个村庄里，有这样的“管得宽”，有这样的社员，有这样的风尚，任凭怎样的狂风暴雨，惊涛骇浪，还能动得了人民公社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一枝一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