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与不怪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怪与不怪
叶秋
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和他的爱人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玮瑛，把没有考上高中的十六岁的儿子，送到国营农场参加农业生产。这件事在他们的亲戚朋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应，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也有人表示惋惜。然而，他们终于毅然把儿子送到了农业最前线。
毛泽东同志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现在，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崭新的社会里，但是，诸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等旧思想的残余，仍然盘踞在一些人的头脑里。教授的儿子由小学而读大学，由大学而当教授，这自然是“不怪”的，而教授的儿子当农民，那便是大大的“怪”事了。
二百多年前，扬州有个郑板桥，他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县太爷对农民的看法，当时有些人便颇以为“怪”，其怪处在于，他竟把“治于人”的农夫看作“第一等人”，而“治人”的士大夫之流，反倒成了“四民之末”！岂非颠倒乾坤？
其实，郑板桥的这种“怪”论，不过是对子女亲属的家训而已！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农民是最受人鄙视的，农业劳动是一条被公认为最没有出息的道路。郑板桥何尝真会让自己的子女去当“农夫”呢！
如今，乾坤果真来了个大颠倒。从前人认为让子女务农“没有出息”；现在，像侯仁之、张玮瑛这样认为务农“大有出息”的人却慢慢多了起来。
“怪”而逐渐变为“不怪”，“少见多怪”而变为“多见少怪”。这不能不说，是新的事物、新的思想正在日益战胜旧的事物、旧的思想。
新的思想变成社会的物质力量，需要经过不断的实践过程。早在七年前，毛泽东同志就说过：“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吗？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吗？爱护子女的父母是要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的。事实怎样呢？一批批新型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革命的熔炉里经受了锤炼，他们正在成长为一个能够经受狂风暴雨袭击的有大出息的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当侯仁之夫妇看到，自己的儿子参加农业劳动不过半年多时间，却已经“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思想”的时候，怎么不更加坚信他们为儿子选择的是一条祖国最需要的最有出息的革命道路呢！
然而，曾经被认为“不怪”的旧思想残余毕竟不会如此轻易地退位的，被认为“怪”的新思想，同样不会如此轻易地成长。革命者有责任经常有意识地同社会上的各种旧思想、旧习惯进行不懈的斗争，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影响子女以及周围的群众，使新的社会风尚，更加绚烂地突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