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过的路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

我走过的路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河北饶阳五公人民公社主任
耿长锁
我想跟今天的年轻人谈谈我走过的路。
“七七”事变前，我的老家五公村是个穷村，多是薄沙地。地虽薄，地主的租子却不低。打的粮食，除了交租，自己剩不下几颗！除了高地租，地主还用大利钱剥削人。村里的政权，由地主富农把持着，随便派差罚款。谁不纳，就叫来衙门里的狗腿子抓进“官店”
（监狱）。
我家里曾有十亩地，因为一来纳不起差钱，二来遇上了荒年，在我父亲手里就卖出去了。从我小时候记事起，就是租人家五亩二分地种。除了高租子，剩下点糠糠粃粃哪够吃？没办法，只好纺经子，打绳。打绳没有本钱，就打手工。打手工同样受剥削：打一架子绳，手工钱只一个铜子。头明干到点灯，顶好的时候才挣二十个铜子（相当这时候一角来钱）。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不歇工，过年的时候连顿饺子也吃不上。有一年，又到了年三十，我看爹和娘一天比一天老，娘还坐下了喘病，家里一点白面星儿也没有，觉得实在对不起老人。这时街上传来“谁买白面”的?喝声。我从抽屉里抓出仅有的十几个铜子，端起个簸箕就出去了。一看见放在街当心的白面担儿，我心里不由又犹豫起来：不买，心里过不去；买吧，明儿个吃了，后天就掀不开锅。我围着面担儿转了三四圈，捏得手里的铜钱出了汗，等卖白面的挑起担儿走了，我还立在那里作难。
看看日子实在混不下去，我十八岁上，娘给我打了个行李卷，打发我到城里绳铺当工人去了。这是我头一回进城。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护城河围着一道破破烂烂的土城墙，城门楼子上耷拉着青天白日旗，几个嘴里叼烟卷的巡警，弓着腰站在门口。看见阔人的小轿车，他们直起腰来立正行礼，穷人进出，裤兜子全给翻出来。我浑身上下被翻了个遍，憋着一肚子气进了城。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是挺着肚子的阔财主，留着仁丹胡的日本商人，还有蓝眼睛、黄头发的外国神甫；扛脚的苦力，进城要饭的庄稼人，全得溜着墙根儿走。我心里说：天下老鸹一般黑，城里乡里全一样呀！
我进的绳铺叫“协记”。东家叫董大车。这人是个双料的坏东西：雇伙计开绳铺，还雇长工种地。铺子里七八个伙计，简直是他的奴隶。顶星星熬月亮的一天干十二三个钟头，累得要死，他还找缝拿干工：晚上给他守门，早晨给他打水，麦晌大热天，他靠在房荫凉里太师椅上摇扇子，赶着伙计们到场给他当牲口轧麦子。伙计们都觉得这董大车欺人太甚，就琢磨着跟他斗：摇经子打绳慢慢磨，上场不去，叫打水装听不见。董大车看出大家齐了心了，表面上不说，暗里编着法找岔儿。后来我实在受不了董大车的气，就卷起铺盖回了老家，依然纺经子、打绳，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七七”事变以后，国民党军队扔下大片国土逃跑了，八路军过来，五公村建立起抗日政权，世道才变了样。村里成立了工会、农会、妇女会和青救会。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印把子也夺了过来。我家卖出去的十亩地赎回来了，又参加了生产合作社（跟这时的供销社差不多），纺经子、打绳能得到合理的工钱。我家日子好过些了，五公村穷人的日子也都好过些了。人们抗日的心气很盛，大伙选我当工会改善部长，专门跟那些不执行政府政策的地主、富农斗争。这时候，断不了有县上、区上的干部住在我家，他们经常给我讲革命的道理，讲共产党的主张，听了，我的心就更亮堂了。
自己有了地，就要安排着种。我买了两条牛腿，又陆陆续续操办着买了犁盆子、犁铧子，预备过些时候再买个犁身安上。哪知犁身还没有买，日本鬼子就对冀中来了个“五一大扫荡”，五公村跟别的村子一样，变成了敌占区。敌人天天出来“清剿”“扫荡”，村里先后有四十多个人被杀害，从西到东半截街被烧毁，我爹就叫鬼子杀死在村东花生地里。在这苦日月里又遇上了七个月没下透雨的大旱灾，地主富农们又把绳子套在人们脖子上——增租，夺地，强迫着减租户把分的地减的钱给退回去。这一场浩劫使得我卖了犁铧，卖了牛腿，卖了屋里炕上大大小小可卖的一切物件，卖得一家子只剩下了一床破棉花套子。糠吃完了，菜吃完了，后来就煮树皮和煮槐连豆，吃棒子核、花生皮和秫秸穰。唉，光吃这种东西怎么行啊，我病倒在炕上了。眼看得禄（我大儿子的名字）的娘和孩子们饿得个个光剩骨头架，心里酸酸的就想掉泪。光掉泪也不行啊！活动活动纺个麻经打个绳的看行不行。一下炕，腿不管事，勉强挪挪步，就像踩在棉花套子上；扶着墙慢慢走吧，还没出门口，觉得头忽悠忽悠的，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多亏邻家的大奶奶帮助推捏了半天才缓过气来。
看看一家子实在没法过下去，三斗粮食打发了大闺女，得禄的娘就拉上十三岁的得禄，抱着没过周岁的闺女小捧，到饶阳城里一带讨饭去了。这一年，五公村有一百一十四户卖地卖庄基，二百一十三户卖衣物箱柜，三十四户妻离子散，十五人活活饿死，像我这样打发闺女，外出讨饭的户，就数不清了！
人们唱歌说：党是太阳，党是爹娘。我觉得党比太阳还亮，比爹娘更亲。就在这父母妻儿难相顾的年月，党的干部、战士，跟老百姓一样吃树皮、草根，省出粮食来，通过敌人严密的封锁，送到群众手里，还告诉人们：组织起来，和灾荒斗争。那年秋后，抗日政府通过村里的“隐蔽经济工作组”
（秘密组织），发放了四千斤救济粮，还引导人们成立起合伙组生产度荒。我入了合伙组以后，大伙一块打绳，第二年又合伙种地，不但度过了灾荒，日子还越过越好。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斗倒了地主富农，组里人们干劲更大了。很多人看见组织起来好，也纷纷要求入组合伙。合伙组是一九四三年搞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定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又建成人民公社，到今天，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来，五公村已大大变了样子。过去到过这里的人今天重来，会觉得多么惊奇：拖拉机耕地，“电井”浇水，地里的麦子齐胸高，果园里苹果、蜜桃树密密成林，一亩只收一百多斤粮食的薄沙地，这会儿已变成亩产四百八十多斤的高产田。家家不愁吃，不缺穿；只最近三年来，就盖起新房三百多间；平均四户就有一架收音机，三户就有一辆自行车。
我家的生活也变了样：我和得禄的娘都担任社里、区里的工作，得禄在发电厂当车间主任，三斗粮食打发出去的大闺女早已离婚另找了对象，差点饿死的四闺女小捧和她妹妹，都在中学念书。一九六二年，我一家做了九百多个劳动日，分到五千多斤粮食。吃树皮、盖破棉花套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回头了。
这一切变化是怎么来的呢？是党的英明的领导。从办合伙组那天起，党就从各方面领导和扶助我们，引导我们走上了康庄大道。我常跟年轻人说：要不是共产党，不是新社会，咱这穷五公村的穷人，是不会有今天这好日子过的啊！
〔克明整理〕